国力的体现之一是重要科技产品的齐全程度和质量水平。这些方面我们与一些西方国家间尚有一定差距。不过，我们在航天方面的长足进步，已经使国人扬眉吐气，其他方面也有一些成果可以自豪。只要我们虚心学习，善于工作，我们水平提高的速度是可以更快的。本文谈一些笔者在工作方面的体会和建议。
标准件问题
英、美等国很重视标准件问题，笔者有亲身体会。在南加州时，笔者曾经为亲戚修理中国产的可折叠乒乓球台，需要进行新设计和加工滑动轴承。笔者发现，商店货架上陈列的合金铝管与硬铜管，一个的内径与另一个的外径有很好的滑动配合。笔者买回来，轻易地改造好了乒乓球台。在波士顿，笔者有几个月时间专门观看房屋建设，发现房屋的立柱、大梁、门、窗、楼梯基本上也都是标准件。
笔者联想起在初中历史课上，老师讲过的“一战”后德国复国的一些故事。20世纪20年代末期德国战败，背上沉重的赔款负担，同时英法占领者不允许德国有任何国防工业。可是，德国人要吃饭、穿衣、住房，应该允许有民用品生产。德国政府“合法”地安排工程师和工人建造设备，生产了系列无缝钢管和很好的配件。到了“二战”前夕，就在战胜者的眼皮底下，德国人的大炮炮筒、步枪枪管、炮弹和子弹的弹头弹壳，甚至“毛坯”都是现成的。“二战”前夕，战败国德国迅速崛起了。“二战”中德国的侵略行径带给人类深重的灾难，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谴责。他们终于再次战败。不过他们利用极为有限的经费和资源（面积比云南省还小一点）做了那么多的工作，算是把军民两用的“标准件”用到家了。“少花钱多办事”的方式是任何国家都应该学习的。
现在我们从许多国家引进技术，这对发展我们的科学技术是非常重要的。带来的一个问题是杂乱无章的工业技术体系，原材料的成分、规格和零部件的参量、尺寸太繁杂。这对于节约能源、材料，提高原材料、零部件的质量，缩短产品研制周期，降低成本，都是不利的。早在上世纪60年代前期，我国一些单位就极有远见地推行尽量采用标准件的硬性规定。可惜这样好的措施被“文化大革命”给耽误了！
产品质量的提高问题
我们一些得奖项目是“展品”。有的只是作为西方国家先进产品的“陪衬”在实际场合试用一下。有的项目根本没有实用机会。这里不讨论原因。
西方国家，产品都是系列的。产品出来之后，投入使用。在实际中发现问题，收集用户的反映。进行实验，寻求提高性能的方法。一段时间过后，公司又推出下一代产品。
本来我们国家的科技进步奖有专门条例奖励已获奖项目进一步提高性能。可惜，至今还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获奖事例。
产品已经研发出来了，零件、工艺线是现成的。做一点进一步的工作（比如我们的软肋：可靠性、寿命、性能一致性、成品率）实在是事半功倍的事。可惜，一些单位工作还没做到家，就又去开发新东西去了。结果，新东西仍然质量不高。
努力培养“能工巧匠”
一些单位不重视对技术工人的培养，认为理论水平才是最重要的。这实在是不懂科研、生产的表现。已有不少文章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这里不再重复。笔者只认为应该强调：合理的工资收入，是建立能工巧匠队伍的最重要保证！
应该学习钱学森先生“在其位谋其政”的态度。笔者在这里怀着崇敬的心情提到钱学森先生。笔者没有机会聆听他的教诲，不过笔者过去每年都有两三次机会和总装备部某局的一位总工程师在会议上相见，他提到钱先生时赞不绝口：钱老学识渊博，对份内的事从来旗帜鲜明敢于表态，敢于承担责任。钱老当领导真是“在其位谋其政”。
并不是所有领导都能做到“在其位谋其政”。坚持原则可能就会得罪人，不少领导愿意搞“平衡”，追求好的口碑。一些单位的质量检查是“官样文章”流于形式，这样，还有什么产品质量可言？！多年以来，科技产品关键的质量指标没有提高，当事的领导者是负有责任的，或是不懂行，或是不负责。当前应坚决反对假冒伪劣、剽窃、弄虚作假和巧取豪夺别人的成果，所以各级领导“在其位谋其政”是很关键的。
要相信中国自己的科技人员的水平
我们也具有设计优秀技术平台的能力。笔者在工作中有一些体会。例如：在千瓦级栅控脉冲功率行波管方面，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新需要，美国提出了对总效率的较高要求（要求收集极降压后，仍然有很高的电子注动态流通率）。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有关机关也下达了研制这种器件的任务。当时，只看到美国刚研制出来的两个型号产品的外形照片和宣传画页上的主要指标。我们仅仅制造了3只管子便达到了指标。关于这只管子，在几年之后的1986年，以整管研制为题的文章在德国举行的国际会议上发表了。这在我们国家的有关行业来说是罕见的。
我们航天事业和另一些事业的迅速发展，已经展示了有实干精神的中国科研人员的水平。他们的水平并不比发达国家人员低。在笔者熟悉的领域，还有一个例子：某单位1999年夏季开始考虑一只空间器件的研制，当进认为国内单位能力不够，便把该课题交给某国。一段时间过去了，该国接受课题的科研单位未能完成合同指标，课题退回中国。后来，由中国某单位较为年轻的科研人员承接该课题，经过努力，于2008年完成了初样，现已交付试用。
以上只是笔者知道的很少的一些事例。笔者认为具有实干精神的中国科技工作者，在有一定基础的技术领域，是可以和西方国家同行进行“友谊比赛”的。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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