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三次抗日援朝战争

作者:照片中国

时间:2011年12月10日   来源:搜狐博客  

　　“朝鲜介居海中，自辽海旅顺山势直趋东南，如人吐舌。”南北长825公里，东西最宽处354公里，最窄处75公里，八道分统。而且就地理位置而言，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孤悬海外，要向大陆发展，唯有从朝鲜一途。日本侵朝，古已有之，早在公元四世纪，日本大和政权就在朝鲜半岛的任那地区建立了殖民地，甚至日本五王时期还曾先后向当时中国南北朝的宋遣使，要求封为朝鲜和日本的总督。日本在朝鲜的势力时进时退，最盛时曾一度打到平壤附近。

　　朝鲜与中国之紧密，只有历史的血和泪才能说清。在历史上，朝鲜历来被中国人看作中国北部极重要的“外藩”，世界上没有两个国家能象中国跟朝鲜这么长期的密切融洽。中国为保护朝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为了以史为鉴，以下谨就唐（公元六六三）、明（一五九二年）、清（一八九四年）发生的三次抗日援朝战争，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第一篇：唐朝抗日援朝战争

　　在我国唐朝初年，朝鲜半岛处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都想统一半岛，但又都无力消灭对方，于是便向东西邻国寻求援助，先后分别于大唐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高句丽在秦汉时代是隶属于我汉朝的辽东地方政府，李唐有意将它收复，故它靠拢日本；新罗因与日本结怨，故和唐王朝亲近；百济与日本的关系较为密切，加之公元653年百济、日本“通好”以后，就形成了以高句丽，百济，日本为一方，新罗，唐朝为另一方的政治局势。

　　655年，新罗王金春秋称高句丽与百济，靺鞨（注：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联兵侵入，乞求唐朝出兵援助。唐高宗在遣使调解无效的情况下，先后派程名振、苏定方、薛仁贵等将领率兵出击高句丽，企图牵制其兵力以减轻对新罗的压力。然而，唐朝此举未能奏效，支援高句丽的百济继续向新罗发起进攻。

　　660年，新罗王再次向唐告急，乞求唐朝出兵救援。唐高宗遂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水陆大军10万余，从成山（今山东荣城）渡海击百济。百济军屯守熊津口（今锦江之入海口）进行抵抗，但在唐军南北夹击之下，很快溃败。接着，唐军与新罗联兵向百济都城泗沘进军，不到10日，便灭亡了百济。唐在百济故地设置熊津等五个都督府，以大将刘仁愿率兵留守。唐军灭了百济之后，原百济王扶余璋的部下福信及浮屠道琛率众据周留城，抗击唐军。

　　10月，福信遣使至日本，请迎立在日本为人质的百济王子扶余丰，并向日本乞求援师。为了保住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同时也为了缓和国内的政治危机，日本之齐明天皇很快就做出了送扶余丰回国和出兵援助百济的决定。

　　12月天皇及太子中大兄等从内地的飞鸟京迁至沿海的难波城，并成立了战时最高指挥部。

　　661年1月，将战时指挥部迁至九州西岸，在于百济隔海相望的盘濑设置了行宫。7月，齐明天皇驾崩，太子中大兄素服称制，是为天智天皇。8月，天智天皇任命阿昙比罗夫，阿倍比罗夫，秦田来津分率前军、后军和别动队，组成了一支援助百济的远征军。至9月，遣将狄井槟榔，朴市田来津等率兵5000余人护送扶余丰返国即王位。

　　此前，因驻守百济的唐军刘仁愿部被福信和浮屠的百济军围困在熊津府城内，故唐高宗急调刘仁轨率军渡海增援，府城之围遂解。

　　4月，唐军44000人以水陆两路向高句丽发起进攻。

　　７月，唐军进至平攘，因久攻平攘不下，乃于次年２月撤军。是时，唐高宗诏令刘仁轨：“平攘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共其屯守。若金法敏借卿等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

　　可刘仁轨认为：“主上欲吞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今平攘之军既回，熊津又拔，则百济余烬，不日更兴......况福信凶暴，残虐过甚，余丰猜惑，外合内离，鸱张共处，势必相害。唯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不动也。”于是他一面“飞表闻上，更请兵船”；一面镇兵伺机出击，先后攻拔了支罗城及伊城、大山、沙井等栅，又与新罗联兵攻克了“临江高险，又当冲要”的真砚城，“遂通新罗运粮之路”。

　　而福信与扶余丰也果如刘仁轨所料，两人发生内讧，福信被杀，百济之残余力量因此严重削弱。

　　663年6月，日本天智天皇令日本将毛野稚子等率27000余人向新罗发起进攻，夺取了沙鼻歧，奴江二城，切断了唐军与新罗的联系。不久，由孙仁师率领的7000名唐朝援军也渡海到达熊津，与刘仁轨会师，唐军军势因此大振。刘仁轨与诸将计议，认为：“周留，贼之巢穴，群凶所据，除恶务本，须拔其源。若克周留，则诸城自下。”遂制定了进攻周留城的计划。刘仁愿和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军从陆路进攻；刘仁轨，杜爽则率领唐水军并新罗水军由熊津江入白江口，溯江而上，从水上进攻。

　　8月17日，唐新联军从陆路三面围攻周留城，城外据点逐一被攻克，百济和日本守军相继投降。周留告急，日本将庐原君臣领军万余越海而来，准备自白江口登陆。周留城即建筑在白江河口上游不远处的左岸山地上，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山峻溪隘，易守难攻。当时，尽管唐新联军已从三面包围了周留城，但百济只要能确保周留至白江一线安全畅通，就能得到日本从海上的支援，从而据险固守。因此，白江成为维系周留存亡的生命线，两军都誓在必争。

　　唐新水军首先到达白江江口。27日，日本水军也从海上抵达白江，两军遭遇。从当时双方的实力来看，大唐水军7000余人，170艘战船；日本水兵万余，1000多艘战船。日本虽然在人、船数量上多于我方，但大唐水军船坚器利，武器装备优于日本。

　　对于这次战斗，中国的史书记有“仁轨遇日本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余丰脱身而走”的概括。日本史籍对此则有详细的记叙“大唐军将率战船一百七十艘，阵列于白江村。戊申（27日），日本船师初至者，与大唐船师合战。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坚阵而守。己申（28日），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天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是时，百济王丰璋与数人乘船逃去高丽。”

　　由上可知，此战唐将刘仁轨首先采用以逸待劳的战略战术，以旺盛的士气，率战船阵列于白江，因而在第一次较量中，轻而易举地就使日本“不利而退”。接着在次日的战事中，又利用唐军之战船高大坚固的优势，将日本的船只左右夹住，使其不得回旋，再施以火攻战术，焚日本之战船400多艘，取得了战斗的最后胜利。而日本则是盲目冒进，8月27日刚至白江，就与严阵以待的唐军交战，被迫“不利而退”。次日竞“不观天象”，仅凭一股蛮勇，毫无秩序地向早以列成“坚阵”的唐军冲击，结果在“须臾之际”惨遭失败。日本将朴市田来津被格毙，百济王扶余丰逃之夭夭。

　　日本水军惨败的消息传至周留城，守城的百济王子扶余忠胜见大势已去，遂于9月7日率百济守军及日本援军向我天朝投降；日本陆军闻此，也不寒而栗，“相谓之曰：‘州柔（即周留）降矣，事无奈何。百济之名绝于今日，丘墓之所，岂可复往？’”（《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命开别天皇》）遂于白江之战的幸存者一道，乘船滚回了日本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抗日战争战争至此结束，日本势力退出了朝鲜半岛，其入侵中国的野心也随之破灭。

　　日军在朝鲜的惨败证明了当时日本根本不是中国的对手。损失惨重的日本深知若不赶紧求和，唐朝一旦下决心发动进攻日本连还手之力都没有。于是日本开始连连派“遣唐使”赴华，对中国天子毕恭毕敬，并学习中国的文化和工艺，以此改造日本。

　　第二篇：明朝抗日援朝战争

　　明援朝抗日之战是明朝万历时中朝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起于1592年至1598年 结束。1592年是壬辰年，朝鲜史家因此称1592年——1598年的战争为壬辰卫国战争。

　　1582年，日本国内发生了变化。中部尾张国织田信长被刺死，其部下大将丰臣秀吉继续他的统一事业。他建筑大阪城作为根据地，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战争， 初步结束了战国以来延续百年的分裂局面。为了满足国内封建主和商人贪财牟利的欲望， 他极力向外扩张。他妄图先侵占朝鲜，然后征服中国及印度，奉日本天皇定都北京。

　　丰臣秀吉借口朝鲜拒绝攻明，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底悍然派兵入侵朝鲜。日军以小西行长、加藤清正为先锋，统率十多万军队，上千艘战船，偷渡朝鲜海峡，用闪电式的战 术，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四月在釜山登陆，五月占领王京（汉城），攻陷开城、平 壤，侵占大片土地。朝鲜国王宣祖出奔义州。

　　日军所到之处，焚烧劫掠，仅晋州一地，军民被屠杀者6万人。朝鲜人民纷纷组织 义兵奋起抗战，到处阻击敌军。南部李舜臣领导的朝鲜水军，从五月初到八月，在玉浦、 合浦、泗川、闲山岛、釜山等地多次进行海战，击沉敌舰300余艘，杀伤无数。朝鲜水 军的巨大胜利，打乱了日本侵略者水陆并进的作战计划，为后来陆军的反击提供了有利 条件。

　　随着日军向朝鲜北部入侵，中国边境受到严重威胁。这时，朝鲜国王李昖遣使向明 朝告急，要求出兵援助。明朝政府深知：“关白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而我兵之 救朝鲜实所以保中国”，决定立即派兵援朝。

　　万历二十年（1592年）七月，明朝派将领史儒率兵2000出征，祖承训率兵3000继后。史儒进到平壤附近，因道路不熟，适逢大雨，误中埋伏，力战牺牲。日军小行西长为麻痹明军，佯装和谈，狂妄地提出以大同江为界，将平壤以西归还朝鲜，意欲吞并平壤以 南的大片领土。这种损害朝鲜人民利益的和议，遭到明朝政府的拒绝。

　　万历二十年（1592年）十二月，明朝政府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都督，增派4万兵力 渡过鸭绿江，大举援助朝鲜。会合朝鲜士兵，经过周密部署，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 初进军平壤。李如松亲率敢死队冲锋陷阵，与日军的精锐部队3万人遭遇，战斗非常激 烈。劲弩齐发，火焰蔽空，中朝将士奋勇当先。神机营参将骆尚志冒险登城，腹部被滚 石打伤，仍然屹立不动。60多岁的游击将领吴惟忠，胸部中弹洞穿，犹奋呼督战不已。李如柏的头盔中弹，李如松的坐骑被炮击毙，都置之不顾，愈战愈勇。激战到近中午，日军纷纷逃窜，中朝军队凯旋入城。此战共消灭敌人1万余人，俘虏无数，逃散日军不及总数的1／10，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的战局。朝鲜史书称：“正月初八日壬戍进攻平壤，不崇朝而城破，除焚溺斩杀之外，余贼丧魄，逃遁。其军威之盛，战胜之速，委前史所 未有。”二月，朝鲜军民也在幸州守城战中击退日军，取得辉煌胜利。在中朝军民英勇打击下，日军退据釜山，朝鲜国土几乎全部光复。

　　丰臣秀吉不甘心失败，假意与中国议和，以诱使明朝撤兵，这时，明朝内部以兵部尚书石星为首的主和派占了上风，遂与日本和谈罢兵。和谈从万历二十一年九月起，拖 延了3年。日本提出的无理要求，被朝鲜和中国方面拒绝，和议最后破裂。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夏， 丰臣秀吉又派军从水陆两路进犯，占领海军要塞和南部各地。李舜臣被重新起用，在鸣 梁海峡以战船12艘应战，歼灭日军4000，保住了全罗、忠靖两道，争得时间重整水军。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七月，明朝再次派兵增援朝鲜。统帅邢玠当机立断，逮捕内奸 沈惟敬，大会诸将，分兵三路，合力应战，迫使日军退守朝鲜半岛的南端岛山。这时日 军盘踞朝鲜半岛已有7年之久，在沿海分布三处，战线长达千余里，士兵疲于奔命，供 应不足，屡败厌战，士气低落。日军与明军交战往往“举阵惊骇奔散”，投降者愈来愈 众。

　　是时，日本国内普遍怨恨丰臣秀吉，秀吉在满腔懊丧中病死。十一月，加藤清正率 军先逃，日军纷纷撤退。中、朝军队英勇追击，断其归路。在东南海岸露梁海战中，朝鲜著名将领李舜臣亲自驾船擂鼓，率龟船冲入敌阵，被日军包围。明将陈璘舍身救援，年高70的明朝老将邓子龙，率领壮士200人，跃上朝鲜战船奋战，杀敌无数，所驾战船 不幸起火，壮烈牺牲。李舜臣、陈璘杀出重围，赶来救援，连开虎蹲炮，击沉敌船。李舜臣不幸中弹，伤重垂危，他叮嘱不许声张，把军旗交部下代为发号施令，继续战斗，直到胜利。此次海战，中朝军队大获全胜，击沉敌舰数百艘，全歼日本水军。日本陆军 完全孤立，仓皇逃窜回国。援朝抗日战争取得了彻底胜利。

　　自1592年——1598年，经过7年的艰苦战斗，中朝军民终于把日本侵略军驱逐出境，粉碎了丰臣秀吉吞并 朝鲜征服中国的妄想。日军撤退后，中国援军也跟着撤退。这是历史上国与国之间，最标准的无私援助，中国战士的鲜血，洒遍朝鲜半岛，而一无所求。

　　第三篇：清朝抗日援朝战争（甲午战争）

　　发生于1894年——1895年（光绪20年至21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就是后起的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日本史学界则称“日清战争”。这次战争影响十分深远，在中日两国近代军事史上，以及远东国际关系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转折意义。

　　由于清帝国之属国朝鲜发生了内乱，日本人趁机进兵，这样，清朝几乎和300年前的明万历援朝抗日战争一样的背景下，发生了甲午援朝抗日战争。

　　明治天皇即位当年，在其发表的《天皇御笔信》中，就声称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并炮制了一个征服中国和世界的“大陆政策”且将其作为最高国策。即一是征服中国台湾，二要征服朝鲜，三是征服中国的东北满洲和蒙古地区，四要征服中国其他地区，最后征服南洋、亚洲乃至全世界。尽管这时日本与西方列强还签有不平等条约，但明治天皇认为只有向外侵略扩张，才是“兴国之远略”。“养精蓄锐，割据易取之朝鲜、满洲和中国，在贸易上失于俄美者，应以土地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

　　日本为实践其“大陆政策”，侵略的矛头首先指朝鲜。 当时的朝鲜仍处于封闭自守的封建王朝控制下，生产力落后，国内政局飘摇，靠清王朝的支持苟安一时。日本遂开始加强发展在朝鲜的势力，并通过外交手段，力争使朝鲜脱离清政府控制，成为“独立国”。

　　1882年，日本策动朝鲜国王之父李罡应发动壬午兵变，自封国太公。清政府立刻派遣李鸿章的淮军吴长庆部率袁世凯等人出兵朝鲜，镇压了兵变，拘捕了李罡应并将其解往北京。 不仅如此，淮军还留下三营兵马长驻朝鲜,袁世凯在这期间崭露头角，担任事实上的中国驻朝鲜大使。

　　1884年12月４日，日本趁中国忙于中法战争之际，日本驻朝公使竹添再次策动亲日的“开化党”发动政变，劫持了朝鲜国王，建立了亲日政府。原政府连忙请求清军支援，于是，袁世凯以保护朝鲜政府为名，率兵2000声讨乱党，

　　12月６日攻入王宫。竹添寡不敌众，自焚使馆，连夜潜逃。动乱中开化党首相、大臣及30多日本人被杀。

　　日本政府接竹添急报，立即派外务大臣率大批军队入朝，清政府也派了钦差大臣率领陆军和军舰到朝鲜。对峙中日本感到军事准备不足，因此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转而运用外交手段。当时日本不少人主张趁中法战争之机迅速发动对华战争，但以伊藤博文为首的一派人，考虑到日本国力，特别是军事力量不足，主张“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积蓄力量。

　　1885年春，日本派伊藤博文为特派全权大使，到中国谈判朝鲜问题。谈判中伊藤每每以回国准备开战相要挟，后来李鸿章拍案大怒道：“朝鲜事，中国并未办错，其错处全在竹添；若因此决裂，我惟预备打仗耳!”伊藤博文的态度软了下来，但并不善罢甘休，他在其他问题上继续纠缠。结果在多日后签订的《天津条约》中，仍规定朝鲜如有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有同等派兵权，伊藤博文争来的这个伏笔，为9年后日本大规模进兵朝鲜、发动战争提供了依据。《天津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任命袁世凯总领朝鲜事务，加紧控制朝鲜。而日本则加强经济渗透，并且加紧扩军备战，等待时机。

　　1894年，农历甲午之年，朝鲜的封建王朝，积弱多年，国家日益贫困，内乱不断。是年2月，“东学党”在南部的全罗道发动了农民起义，星火燎原，势不可当。朝鲜政府几次商议从中国借兵，但顾虑到日本若借机出兵，局面会难以收拾，所以议而不决。

　　到了6月1日，东学党攻克全罗道的首府全州，军锋直逼汉城，京城震动。至6月3日，朝鲜政府终于下决心请求袁世凯出兵。袁世凯接到电文，立即向李鸿章请示派兵。按照《天津条约》，中国向朝鲜派兵，则日本也可借口出兵。袁世凯对此不是不知道。 但他天真地认为，即使日本以护卫使馆出兵，也不过数百名士兵而已，不至于引起大麻烦。其实，日本一直密切关注着朝鲜局势的发展。

　　到了6月2日，日本判断韩王必将向中国求助，连忙派人向袁世凯打探，并表示“我政府必无它意”，极力怂恿袁世凯出兵。当天夜里，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内阁会议上提出，虽然尚不清楚清政府是否派兵，但应作好迅速出兵的准备。会议据此作了出兵的决定，但表面上却不动声色。清朝驻日公使汪凤藻也被蒙蔽，在给清政府的电报中认为，日本议会正在争执不休，绝无对外生事的可能性。清政府因而下了出兵的决心。李鸿章当即命令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派济远、扬威二舰开赴仁川口，与先期到达的平远舰合为一小队，以观形势。

　　6月3日，袁世凯正式通知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朝鲜已正式向清政府请求派兵，6月4日，日本外相向正在本国度假的驻朝公使大鸟发出训令，要求他一旦确认清政府向朝鲜派兵时，日本应立即出兵。

　　6月5日，日本议会通过了关于日本出兵朝鲜致中国的照会，同一天成立了战时大本营。

　　6月6日，汪凤藻根据《天津条约》照会陆奥宗光，告知中国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按照“我朝保护属邦旧例”，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带兵赴朝鲜剿匪，“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6月７日，日本驻中国代理公使照会总理衙门，声明根据《天津条约》，日本将出兵朝鲜。同日，日本外务省照复汪凤藻：“查贵国照会中有‘保护属邦’之语，但帝国政府从未承认朝鲜为中国之属邦。”为“属邦”二字，双方激烈辩论。故不问日之认否，碍难酌改。清军分三批渡海，共计2465人，自6月6日下午6时起，至6月25日全部到达朝鲜牙山。同时又派了北洋水师的超勇舰前往保护，恐其力量单薄，又令在仁川港的扬威舰赴牙山，留济远、平远二舰泊仁川港（注：牙山在朝鲜西海岸，从仁川港向南约100公里。仁川港则是汉城的门户）。

　　6月7日，清朝驻日公使汪凤藻急电李鸿章，告知大鸟带兵乘军舰八重山号赴韩。袁世凯也电告李鸿章：“大鸟来，虑生事”。

　　6月8日，日军开始出动，6月10日起，日本运兵船络绎到达朝鲜。大和、筑紫、赤城三舰亦泊仁川港，并派出汽艇探测牙山。至16日，日本海军共出动了松岛、吉野、千代田、八重山、筑紫、大和、高雄、赤城共8舰，载陆军约 4000人、海军陆战队500人入朝，兵力达到赴朝清军的2倍。

　　６月８日，日本驻韩代理公使正式通知朝鲜，日本将派兵。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当即强烈要求日军停止登陆，谈判历经两个多小时，赵秉稷说得舌敝唇焦，一再要求日军停止登陆，日方则断然拒绝，声称：“贵督办虽千言万语重复其不必要，而我政府既认定其为必要，则不能听从尊说。”当天下午，赵秉稷再次正式照会日本公使，要求停止派兵，结果再次遭到拒绝。

　　6月10日，大鸟率兵入京，朝鲜政府得知后，又赶忙派代表前往劝阻，也被大鸟拒绝。当天午后，大鸟带领海军陆战队420人、野炮４门进入汉城。与此同时，朝鲜政府见东学党人势大，全州久攻不克，便由清剿改为招抚。太原总兵聂士成的清军先头部队910人到达牙山后，也派出100余人带着翻译前往全州招抚。东学党人也得知中、日出兵的消息，于是提出十二项停战条件。朝鲜政府见日本大军入境，知道大麻烦临头，希望早日平定东学党之乱，好让中日两国撤兵。

　　６月11日，朝鲜政府接受了东学党人的条件，签署了停战协定。12日，东学党人退出了全州。朝鲜东学党之乱解救了伊藤内阁。当时由于日本经济危机，伊藤内阁岌岌可危，正出于要么内阁总辞职，要么解散议会的境地。伊藤博文已决意采取后一手段。清军出动的消息传来，内阁的紧急对策赢得了天皇和议会的认可，国内政治危机因而缓解。

　　6月11日，大鸟致电外相陆奥，说朝鲜局势已趋平静，出于外交考虑已失去派兵的理由，并于12日主动拜访袁世凯，开始谈判撤兵。同时，朝鲜政府先后照会日本和中国，要求撤军。在各方外交压力下，撤军谈判开始比较顺利。但日本政府怎肯轻易放弃这样的机会，13日陆奥复电，指示大鸟设法拖延撤军，等到政府想出对策。

　　因此在15日继续谈判时，大鸟提出暂缓撤兵的两点理由：

　　第一，派出大批兵力，如果什么也没干就回国，不仅极不体面，而且政府在国内难以交代；

　　第二，不信任中国，害怕受到欺骗。在此同时，伊藤与陆奥终于商议出了一个对策。

　　16日陆奥约见汪凤藻，提出两点方案：鉴于东学党人尚未平定，第一，由中日两国共同出兵镇压叛乱；第二，叛乱平定后，中日两国共同协助朝鲜内政改革。这意味着在今后朝鲜政府中，日本将与中国取得平等的参政地位。汪凤藻当场拒绝，认为中日都不应该干涉朝鲜事务。李鸿章也指示袁世凯“任他多方恫吓，当据理驳辩勿怖”。

　　17日李鸿章又在会见日本驻天津领事时表示，“国际事务，本皆依条约及国际公法之规定外无他。日本与朝鲜缔约时，视朝鲜为独立国家。但此次陆奥氏提出之有关议案，实难以理解其有丝毫道理”，因此”绝不能同意陆奥大臣之设想”，如日本”欲强遂之，除诉武力外无他”。

　　李鸿章在与总理衙门商量后，６月21日电令汪凤藻照复日本：

　　“一、韩乱告平，已不烦中国兵伐剿，两国会剿之说，自毋庸议；

　　二、善后办法，用意虽美，只可由朝鲜自行厘革。中国尚不干预其内政，日本素认朝鲜自主，尤无干预其内政之权；

　　三、乱定撤兵，乙酉年两国所定条约俱在，此时无可更议。”此时的日本，已不象9年前那样，用几句强硬的外交词令就能吓回去的了。进入朝鲜的日本海、陆军已占了压倒优势，因此日本也毫不示弱。

　　６月21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继续向朝鲜派出第二批部队，并单独促成朝鲜政府的内政改革。

　　22日，日本照复汪凤藻，强硬地表示：为了保护日本在朝鲜的利益，防止该国日后的变乱，“我断不能撤现驻朝鲜之兵”。这个照会被日本人称为“对中国的第一次绝交书”。同日陆奥电告大鸟：“中日两国之冲突，终于达到不可避免之时刻。”第二天又命令大鸟“立即向朝鲜政府提出改革建议，不必顾及朝鲜政府之听从否。”大鸟接到训令后，决定首先向朝鲜政府出示６月６日中国给日本照会的抄件，问朝鲜是否承认“保护属邦”四字：若朝鲜回答其为主权国家，则迫其接受清兵入境是侵犯朝鲜主权的说法，朝鲜有义务及时将其驱逐出去。若朝鲜无力自行驱逐，则日本愿以武力相助；若朝鲜承认是中国的“属邦”时，则可指责其违背了日韩友好条约的规定（因为条约中日本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应当为十几年来的欺骗行为向日本谢罪；又若朝鲜声称虽然自古以来被称为中国“属邦”，但内政、外交完全自主时，日本则可提出：平定内乱属于内政，指责清兵借“保护属邦”派兵是干涉朝鲜内政。

　　大鸟不愧是资深外交家。这个照会于６月28日向朝鲜政府发出，限29日前答覆。朝鲜一时不知所措，到了29日杳无音信。

　　30日，日本代表上门催促，朝鲜外务督办无奈回答说：“朝鲜从来就是自主的国家，清国对我作何等称呼，系清国自己所决定，与我国无关。清兵驻在我国内，是应当时我国之邀请而来，故不能予以驱逐。”情急之中，竟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难题。日本代表一时语塞，只得先回去报告了。接到日本政府的“第一次绝交书”后，清政府最高层中主战空气逐渐高涨。光绪皇帝主战最力，政府核心人物户部尚书翁同和、礼部尚书李鸿藻都主张开战，只有李鸿章清楚自己的实力，反对开战。

　　６月25日，光绪皇帝谕李鸿章加紧备战。

　　6月29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向李鸿章请战：“各舰齐作整备，候陆兵大队调齐，电到即率往，并力拼战，决一雌雄。”

　　7月1日，光绪再次谕李鸿章备战。当时，日本在外交上尚有顾虑：出兵理由不充分，对开战后列强的态度也没有完全弄清楚。

　　7月初，大鸟听到风传清兵准备进军汉城后，非常惊慌，准备如果对方不听劝告就以武力制止。陆奥外相连忙回电说：“不可使用武力。目前英国正在两国间进行斡旋，非到万不得已时不可使用武力。”英国在对华贸易中已处于绝对优势，不希望别国来分沾；俄国在19世纪中叶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被英、法、土耳其联军打败，向西南的扩张宣告失败，因此把希望都寄托在东方，从1891年开始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矛头对准中日朝。正是看到英、俄两国都非常关心中日纠纷，以李鸿章、慈禧为代表的一派人，主张利用各国的矛盾，通过外交手段来牵制日本，即“以夷制夷”的方针。但是，也是出于上述考虑，李鸿章失掉了一个争取主动的机会。６月底至７月初，叶志超、袁世凯等人先后建议适当进军，施加军事压力。

　　如前所述，日本当时并未在外交上做好准备，增加军事压力可以给和谈创造机会。但李鸿章没有采纳，他认为军事行动会使日本找到借口。

　　到了7月10日，驻朝清军又建议撤兵回国，以在政治上争取主动，而李鸿章又没有采取行动。李鸿章不战不和，举棋不定，最后错过了时机。

　　6月22日两国互致态度强硬的照会以后，中日的和谈基本上陷入僵局。在此期间，李鸿章先后于6月20日、7月１日向俄、英两国请求出面调停，两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都向日本提出过警告，但日本早有心理准备，向两国保证中日冲突不会影响他们的利益，又看准了两国又各有自己的小算盘，因而软硬兼施，说如果对方硬要干涉的话，“日本将不惜举国化为焦土拚死抵抗”。这样，两国对调停就没有了积极性。

　　7月3日大鸟向朝鲜外务督办正式提出内政改革纲领，企图干预朝鲜内政，并使日本在朝鲜享有与中国“略同”的宗主地位。朝鲜政府不敢明确向日本提出反对，不得已成立个“改革调查委员会”，企图敷衍了事。大鸟在７月10日又向朝鲜“改革调查委员会”提出具体实施方案，限期明确答复，并准备了如方案被拒绝时应采取的手段。

　　朝鲜政府被逼不过，7月14日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复函大鸟说，日本的提案违背日朝之间自主平等的和平原则，如果接受，则各国必定“纷纷恣意提出要求，则有伤朝鲜自主之体面”，还望日本撤兵为盼。与此同时，在英国主持下，中日之间的谈判表面上也在进行。

　　７月７日、９日，总理衙门与日本代表小村寿太郎举行了两次会晤，中国坚持两国同时撤军再谈朝鲜问题。小村认为 这表明清政府缺乏诚意，愤然离席。陆奥外相得知消息，高兴地说：“该仲裁之失败，令我国在将来之行动上渐得自由，宁可为喜。”与伊藤商量后，陆奥指示小村在７月14日向清政府提出照会：近闻驻京英国大臣顾念睦谊，甚愿日清两国言归于好，出力调停等语。但清国政府仍惟主撤兵之言，其于我政府之意毫无可依之情形。总而言之，清国政府有意滋事也。则非好事而何乎？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这个照会被陆奥称为“第二次绝交书”。当时，李鸿章仍对和平抱有一线希望，并担心“我去兵愈多，彼必愈不肯减退”，所以在行动上犹疑不决。在李鸿章按兵不动的同时，日本的陆军源源而至，到６月底已达到1万人。

　　日本发出“第二次绝交书”的第二天，也就是７月15日，光绪皇帝颁旨命户部尚书翁同和、礼部尚书李鸿藻与军大臣及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恭亲王会商朝鲜问题的对策。

　　在16日的会议中，翁同和、李鸿藻主张继续增加军队，而恭亲王等持观望态度，所以会议没有结果。光绪知道后大为震怒，严责上次办理失当，此番须加整顿，宣示主战之意，“并传懿旨亦主战”（指慈禧）。根据皇帝的旨意，当天军机处电寄李鸿章一道谕旨：“现在日本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懔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李鸿章接到圣旨后，开始准备增兵。同日复奏增兵计划：总兵卫汝贵率马步军6000人向平壤进发，马玉昆统毅军2000由海道进军义州，与盛京将军左宝贵商量派马步军8个营进平壤，会合各军，增援汉城。与叶志超商量是否由海路移师平壤，以集中兵力。若叶同意，则派丁汝昌带一部分海军战舰到朝鲜海面策应。

　　在此关键时刻，７月16日，英国和日本间拖延了5年之久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在伦敦正式签订。这个条约废除了英国以往在日本的特权，承认日本的平等地位。这使日本摆脱了最后一个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这件事明确地表明了英国对日本的支持。英国外相在签字仪式上说：“这个条约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了清国大军还更为有利。”虽然英国担心日本对中国的战争会影响其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但因为当时在远东，英、俄是最大的竞争对手，两国都不愿把日本逼到对方一边。所以，尽管他们开始都告诫日本，到后来反而争着讨好起日本来。日本政府因此备受鼓舞。第二天，战时大本营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通过了向中国开战的决议。

　　19日，海军舰队改编为战时编制：合并常备舰队、西海舰队及其它舰只，编入联合舰队，任命海军中将伊东佑亨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命其控制朝鲜西岸海面。改编后的联合舰队配制如下，常备舰队：松岛、浪速、吉野、千代田、严岛、桥立、高千穗、秋津洲、比睿、扶桑；通讯舰：八重山；附属舰：筑紫、爱宕、摩耶、鸟海、天城；鱼雷艇：山鹰、七号艇、十二号艇、十三号艇、二十二号艇、二十三号艇；西海舰队：金刚、天龙、大岛、大和、磐城、葛城、高雄、赤城、武藏；

　　军港警备：①横须贺港：筑波、干珠；②吴港：凤翔、海门、馆山；③佐世保港：满珠。海军大臣又提出，若发现清国舰队或是增援部队时，日本舰队如立即开战，在外交上有无困难，陆奥果断地答称：“作为外交上的程序，没有什么问题。”

　　大本营又根据未来海战的胜负，制定了三条作战大方针：

　　第一，如海战获胜，夺得制海权，陆军则长驱直入，进攻北京;

　　第二，如海战胜负未决，则陆军进占平壤，海军则维持朝鲜海峡的制海权；

　　第三，若海战失败，则撤退朝鲜陆军，并以海军防守日本沿海。

　　至此，日本在军事上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也是在７月19日，日本政府通过英国驻日公使转告清政府，如果中国派兵增援驻朝军队，应视为对日本表示敌意的行动。

　　７月19日，大鸟接到陆奥的电训，立即于当天向朝鲜政府提出四项强烈要求：

　　一、由日本自己动手架设汉城至釜山间军用电话线；

　　二、根据日朝条约，朝鲜立即为日军建造兵营；

　　三、驻牙山清军师出无名，应迅速令其撤退；

　　四、废除中朝之间一切与朝鲜独立相抵触的条约和协定。当天夜里，清政府驻朝鲜通商交涉大臣袁世凯见大局已不可挽回，悄然回国。后事留给驻汉城代办唐绍仪。第二天，大鸟再次向朝鲜政府提出通牒，限令“22日止予以确复，倘贵政府拖延示复，则本公使自有所决意从事”。到了半夜里，大鸟再次发出照会，说中朝间一切条约均与日本国的平等地位冲突，必须加以废除。可怜朝鲜政府接到通牒，惊恐不知所措。拖延到22日，勉强复照推说：“清兵久在境内，实因我国请援而来，南匪稍平之后，已屡请其撤回而未即退，亦如贵兵之今尚住留也。方更要唐代办转请中国政府从速退兵。”大鸟接到复照，大发雷霆，立即发出最后通牒，说“贵政府如不予以满意之回答，则为保护我权利，或须用兵也未可知”。同时与大岛旅团长约定，于23日调日军入汉城，并决定无论朝鲜政府如何回答或是不回答，都要举事。

　　７月23日凌晨，日军按计划进入汉城，一路鸣枪放炮。大鸟亲率一个联队包围了王宫。守卫王宫的朝鲜士兵寡不敌众，被日军攻破。日军闯入王宫，发动政变，非法囚禁国王李熙及闵妃，诱胁大院君李罡应主待国事，成立了亲日政府。

　　７月25日，朝鲜亲日政府宣布废除以前同清政府缔结的一切条约，并授权日军驱逐在朝清军。至此，日本终于具备了开战的所有条件。当时，在汉城南约100公里的牙山，由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统兵约2000人驻守。被驻汉城日军隔断，孤立无援，情况十分危急。清政府决定派兵增援，由“济远”、“广乙”、“威远”号等三艘军舰护航，“济远”、“广乙”返航时，在7月25日晨8时，在丰岛海面，突遭日舰“吉野”、“浪速”、“秋津洲”的袭击，日军不宣而战，“广乙”被毁，“济远”被击伤返回。甲午战争就此爆发。最后惨败。海军方面,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陆军方面，40万大军溃败，辽东、胶东的防线相继崩溃。日军从辽东、胶东两个方向形成了对北京的夹击之势。

　　甲午战争，数战皆败，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相继失陷，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承认日本控制朝鲜；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赔偿军费白银2万万两，分8次交清；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4个商埠，日船可以任意航行各口；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建立工厂，装运进口机器；允许日军暂驻威海。

　　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国不仅割国土，赔巨款，丧利权，蒙耻辱，而且进一步刺激了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大大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在清朝政府的这次抗日援朝战争中，中国不惜亡国与新兴的帝国主义作战，以致受到严重的挫折，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这并非中国呆如木瓜，唇亡齿寒是显然的，更主要的是一种荣誉心和类似父母及长兄的那种责任感的综合反应。这正是我们文化中反抗强权、扶为济困的主要精神。

　　总结

　　回顾中国历史的三次援朝战争，人们深感朝鲜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朝鲜是那么容易成为国际性的问题和中国全局性的问题，甚至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1000多年来血淋淋的历史总是再三再四地重复着这个过程，值得未来的中国决策者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深长思之。

　　参考文献：

　　⑴《旧唐书·刘仁轨传》

　　⑵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

　　⑶戚其章《中日战争》

　　⑷中国军事通史　

　　⑸梅河两岸”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