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论辩：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作者:陈韬

时间:2012年02月24日   来源:解放日报 

　　一百年前的2月12日，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君主封建帝制的结束。古老的中国终于“告别皇帝”，走向现代。如何认识这一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其中有哪些经验和教训？资深媒体人马国川，通过对12位名家的访谈将不同的观察、思考汇聚在一起，可谓热闹非凡。

　　周有光、李泽厚、余英时、许倬云、刘香成、杨天石、章开沅、朱维铮、萧功秦、袁伟时、雷颐、高全喜。这多位学者，不是学界名宿，就是在专业领域中卓有成就的名家，他们的反思有深度、有广度。美中不足的恐怕就是访谈这种形式本身了，12篇访谈仅能展现各位名家的观点，而未能详实地援引史料，给人以论带史的观感。如果能够辅以相应的史料，想必篇篇都是精彩的论著。

　　令人惊讶，也不令人惊讶的是，12位学者对百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解读与评价很不一致，有的甚至针锋相对。因此，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全书，不啻是一场精彩的论辩。诚如金耀基先生所言：“阅读这场论辩，读者不仅可以看到同中之异，也可以看到异中之同。读者阅毕这场论辩，对于辛亥百年在整体认识上必大有增益。”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史发端于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闭锁的大门，传统的中国社会开始被动地走上西方式近代化的道路。然而，朱维铮先生对于明清两朝闭关锁国的观点并不认同，他认为明清中国是开放的，银本位和西洋传教士制定历法便是明证。明清两朝，西方传教士来华和对外贸易的繁荣是事实，然而这种中外交往只是汉唐以来中外交通史的正常延续，且以经济交往为主导，朱维铮先生也提到明末士人对于中外交通的敌视态度。知识分子的态度可谓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风向标，心理的闭锁决定了国家的闭锁。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的侵略造成中国古代社会的总危机，西方文化开始大规模地进入中国社会，中国被动地走上西方式的近代化道路。因此，尽管有学者主张中国的近代史应当上溯至明末，但是鸦片战争仍然应当成为我们探寻现代中国的起点。

　　随着中国社会总危机的逐步升级，西方与中国巨大差距的显现，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由自主地抛弃古代中国的历史传统，走上西方式的救国之路。同时清政府也试图通过局部的调适以自救。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立宪运动，对西方的学习从技术层面逐步上升到思想层面和制度层面。近代中国在王朝政治框架内进行调适的最后尝试便是近年来逐渐成为学界热点的清末新政，而这也成为马国川访谈的重点。袁伟时先生对清末新政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清末新政在教育、法律、政治体制、地方自治等领域都产生了成效。但这一观点并没有被大多数受访者所认同。周有光先生和杨天石先生均明确反对过高评价和清末新政。正如同人具有多面性一样，历史也同样具有其多面性，对清末新政进行彻底否定是不合适的，但是也绝不能因此而为其翻案。从动机上看，清末新政是统治者的不得已之举。雷颐先生说得好：“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总是拒不变化；直到时机已逝、丧失了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即使在这种危机局面下，清末新政大多也仅停留在表面上。李泽厚先生认为革命的爆发具有很强的偶然性。这一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正确的，但是这种偶然性只是爆发时间的偶然性而已。萧功秦先生所比喻的“革命的乌合之众摘下清王朝的烂桃子”的结局早已注定。

　　正如这本访谈录的名字 《告别皇帝的中国》，辛亥革命后中国人告别了皇帝，建立了共和制的民国。中国的国家形态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历史在这里发生了断裂。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的根本性区别体现在立国思想和国家制度两个层面。章开沅先生在访谈中对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进行了重点论述。作为中华民国的立国思想，三民主义迥异于古代中国的传统思想，具有鲜明的西方色彩，甚至包含了部分社会主义思想。辛亥之后，虽然孙中山先生没有能力立即实现三民主义，但民族独立、民权实现、民生幸福一直是现代中国的奋斗目标。辛亥革命诞生了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其国家制度完全照搬西方。然而，军阀混战使得民国徒有其表，中国社会陷入碎片化的乱局，因此有人对于辛亥革命的意义提出质疑。也许只有经历过辛亥年的周有光先生才最有资格评价辛亥革命。用周有光先生的话说，“辛亥革命是真正的革命，了不起”。辛亥革命打开了中国现代化的大门，历史将再无倒退的可能，现代化思想已经潜移默化地进入人们的大脑。李泽厚先生提出，革命带来了平等的观念，带来了社会正义的观念。以等级观念为核心的古代中国思想已被大众所唾弃，尽管它仍然时时作怪。

　　革命是必然的，但是清末民初的中国尚缺乏实现民主宪政的必要条件，同时，没有领袖、没有计划、缺乏训练的革命党骤然胜利之后却没有能力组织有力的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在萧功秦先生眼中只是一个临时拼凑的松散的邦联制政权，只能将权力交给袁世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新权威主义者，建立劣质的、粗放的强人政治。实际上，孙中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他所提出的革命三阶段中，军政和训政也是威权政治。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威权政治的出现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也不排除向民主宪政过渡的可能，但是这对于威权统治者的道德要求过高，不论是袁世凯还是后来的国民党均没有如此高的道德水准。很快，袁世凯的道德风险便爆发了，毁灭了自己，也毁灭了民国初期相对稳定的中国社会，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乱局。从表面上看，军阀混战与古代中国统一王朝崩解之后的群雄逐鹿颇为相似，军阀体系内部的宗法制色彩也较为浓厚。但也正是在军阀混战的局面之下，国家对思想的控制能力减弱，于是才有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爆发的可能。这一时期，“德先生”与“赛先生”对中国社会的渗透不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达到高潮。

　　“告别皇帝”之后，中国一路行进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百年之后，未来究竟指向何方？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将再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精神，实践自我改革，寻求一条建设中国现代政治文明、长治久安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