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生产力与现代化
作者:董正华
时间:2012年03月05日 来源:中国科学报
●现代科学技术不仅具有“生产力”方面的功能，而且具有“精神文化”方面的功能，包括促进现代人文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科学具有“唯一的”、理性的尊严，但人的价值选择却可能是多元的、相对性的。从科学中找不到人“应当如何生活”的答案，科学不提供人生指南。
●现代化大变革绝不仅仅是发展生产力，它还必须包括人的自由、解放和社会的发展，这就要求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对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进行全面的变革。
“现代化”作为一个科学认识和研究的对象，无论其意指一个历史进程，还是指一种目标、愿景，在中国知识界都经历了从褒义到贬义，再到褒义的演变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地将现代化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从1954年到1975年，从第一届人大的第一次会议到第四届人大的第一次会议，每次《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或重申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并且对具体的实施步骤作了越来越详细的规划。然而与此同时，“现代化”作为一种理论研究的对象却一直被视为禁区。在“文革”极左思潮的控制下，报刊杂志大批“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宣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甚至要揪出所谓“四个现代化背后”的“黑手”，吓得人们闻“现代化”而色变，唯恐避之不及，更不要说去研究它了。这种形势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有所改变。20多年后的今天，如果宣称国人已经普遍对“现代化”持积极的、赞扬的态度，应当不是妄说。
现代化意味着从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大变革。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变革中，现代大工业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其中，技术革命和科学革命又起了领头作用。从而，科学技术被称为“第一生产力”。既有的三次世界现代化浪潮，都是由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所带动的生产力大飞跃所造成的。其中，科学技术进步又是工业革命的动力。
现代科学技术不仅具有“生产力”方面的功能，而且具有“精神文化”方面的功能，包括促进现代人文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代表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两种思维模式，前者从自然的角度出发，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后者则以人为中心，透过人的视角，从人的经验出发了解自身、认识自然。
这并不是说科学与人文互为歧路。科学注重求真，其成果当属“物质文明”；人文则重在求善、求美，当属“精神文明”。两个现代文明合在一起，才能说明现代化的本意。
科学的第一个样本是哲学，哲学是“爱智”之学，自由之学。所以说，科学一开始就是关乎自由的学问。现代人文主义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的影响。培根所确立的实验观察和归纳推理法、牛顿提出的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不但奠定了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和理论框架，而且引发了观念形态的革命；宗教神秘主义的面纱被理性之手撩开，人类从对自然的恐惧的阴影下走出来，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和能力，奠定了批判理性的人文主义基调。西欧许多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如狄德罗、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其思想的人文主义光辉、对传统的批判锋芒，都直接来源于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信心和乐观态度。
总之，对于工业化、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大发展对现代化的意义和重要性，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从19世纪后期迄于今日，中国人所看到的跟西方国家的差距，首先是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首先所要着手的也是提高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在今天发达国家主导跨国资本流动和全球自由贸易的背景下，中国要实现可持续性经济发展，只能诉诸不断的科技创新和提高生产力，以科技和工业的现代化带动社会和人的现代化，否则就会空背“高速增长”、“贸易顺差”之名，而坐跨国公司的廉价加工基地之实。
但是，不能把现代化的本质属性简单地规定为发展生产力。有人认为现代化就是发展生产力，说得完整一点，是发展经济和改善民众福祉，也被理解为强国富民。这种认识，跟将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一样，是非常片面而且十分有害的。正如火车离开车头无法前行，先进生产力犹如现代化的火车头，但是它不能囊括现代化的道路、目标和现代化的列车所运载的内容。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有着自身的内在逻辑，但离不开其承载者——人——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制度体系。没有一个良性的国内制度和国际社会秩序，生产力有可能停滞甚至倒退。
对生产力发展在现代化中地位的认识，涉及对现代化意义的认识。就拿科学来说，历史与现实中，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会遇到这样一类尴尬：医学科学可以延长垂死病人的生命，却不能顾及病人的痛苦和愿望，不考虑该生命继续存在的意义；艺术科学探讨艺术品产生的条件，却不追问它是否跟人类的博爱精神对立。甚至还有更难堪的局面，例如物理学和化学的发展导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基因技术导致各种危害性转基因食品甚至出现克隆人怪物的危险；经济发展理论在促进财富增长的同时，也导致巨大的贫富悬殊；人类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征服自然，在带来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同时，也造成对自身生存环境的严重破坏。英国宇宙学家马丁·里在他即将出版的新书《最后的世纪》中预言，地球在未来200年内将面临十大迫在眉睫的灾难。这些灾难多数都与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化有关。所以，很难证明科学所描述、改造或创造的世界是否值得存在。
科学具有“唯一的”、理性的尊严，但人的价值选择却可能是多元的、相对性的。从科学中找不到人“应当如何生活”的答案，科学不提供人生指南。当然，不是说科学家都是没有人文关怀的科学主义者。相反，许多科学家都充满了人文精神。这可以爱因斯坦为代表。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却严厉批评“在战争时期应用科学给了人们相互毒害和相互残杀的手段。在和平时期，科学使我们生活匆忙和不安定。它没有使我们从必须完成的单调的劳动中得到多大程度的解放，反而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他告诫人们“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他甚至明确提出“关于目标和价值的独立的基本定义，仍然是在科学所能及的范围之外”。因此，如果将现代化定义为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就只是手段，它们必须很好地受到控制，才能“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是在现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强大的利润驱动和巨大的竞争压力下产生的。后者的发展趋势决定着科学技术的基本进程。扩张性、掠夺性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基本特性，这一方面为现代科技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源，但另一方面，也将其功用引向一个又一个死胡同。除了不断制造新式武器用以毁灭性战争，环境、能源问题从资本主义早期就开始积累，到20世纪50年代，弊端逐渐显示出来，成为人类所面临的一大公害。从煤烟污染、工业“三废”污染、石油、化工、毒气污染，到农药污染、核污染和噪声污染，都使人类的生存环境遭到极大破坏，人的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正是在此背景下，新一代科学哲学家提出了“进化认识论”、“科学历史主义”和“让科学回归人文”，关心科学产生的社会文化条件，强调科学研究是人的活动，指出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是知识体系分科化、专业化的结果，而知识的专科化又来自诉求效率与力量的技术理性。所谓“弘扬科学精神”，不应当是特别地张扬科学的优越性，而应当在科学与人文合一的层面上重新审视自由与理性。
因此，将科学与人文结合起来，将由科学技术引导的生产力发展与对人及其生存环境的关怀结合起来，将现代经济发展与现代文化思想建设、制度建设结合起来，才能说明现代化的本质。中国政府反复申明的“三步走”战略，以经济建设即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以不断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思想文化建设为动力，以和谐社会、共同富裕为目标，囊括了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也体现了现代化的本质。
如上所述，现代化大变革绝不仅仅是发展生产力，它还必须包括人的自由、解放和社会的发展，这就要求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对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进行全面的变革，由此而构成现代化的各个有机组成部分或“分进程”。这些分进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因不同的性质、不同的顺序排列而形成了现代化的不同道路、不同模式。
所谓“西化”，也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粗略地说，就是在资本主义框架下或者以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现代化。非西方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年掠夺性、扩张性现代化的老路，而需要另辟蹊径。这就要求在社会变革、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经济和政治制度创新、科学技术创新等方面作新的探索。
“现代精神文明”是针对传统文明而言的。但现代精神文明不等于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应当是一种比资本主义精神文明更高级的现代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正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具体的而非抽象的现代化进程的一项重要的本质性的特征。
世界现代化或曰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和未来前景，是“世界体系”的扩展或曰“全球化”。这个“世界体系”由全球性的资本流动、生产与交换，具体体现于各种各样的跨国金融往来、跨国贸易和跨国生产，以及维护这些活动的国际机构、国际组织所构成。迄今为止，这个世界政治经济体各个部分的规章制度，基本上是发达的“中心”国家制定的。几百年来，处于体系“边缘”的国家和地区针对“中心”国家的侵略压迫进行了不懈的反抗，以争得体系中平等的一席。它们的经验证明，只有苦苦力争，平等、和谐的世界秩序才有可能实现。居于体系“中心”的少数发达国家凭借其科学技术、工业和军事实力，以不平等交换为手段，力求维护其在世界经济、世界市场的霸主地位；与此同时，“中心”的“国家阶级”也不惜放低身段，以各种“跨国”形式，居高临下地与“边缘”的资本拥有者联合起来。下层劳工的世界性流动与国际合作，以及“边缘”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平等合作，则落在了后头。
迄今为止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其基本载体不是各殖民帝国和霸权相继支配下的“世界”，而是一个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早期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如此，迟发展现代化也是如此。在“中心”“外围”地位仍然悬殊而全球化日益扩展的今天，迟发展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尤其需要捍卫自己的独立、主权。民族国家是现代世界体系中最活跃的因素，民族国家体系仍然是现代世界体系中最重要的次体系。消解了现代民族国家，也就消解了现代世界体系本身。
（作者系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文节选自作者在“第九期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所作的专题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