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把握文化发展的“一”与“多”
作者:孙力
时间:2012年03月05日 来源:解放日报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在十七大提出“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这是对文化发展中“一”与“多”关系的新阐释，为新时代条件下文化的健康发展、繁荣发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儒家思想发展演进的启示
在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中，有两个文化发展最重要的历史时期：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它形成了主宰中国后来两千年发展的儒家思想体系；另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以来至今，它形成了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代表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由此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创造了人类现代化发展的空前奇迹。
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是“一”与“多”辩证关系的生动例证。儒家思想产生的年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年代。从那时起一直到近代，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学派纵横、思想林立的状态。在百家争鸣中，注重“和”的功能，甚至从对立面吸收养分，成为儒家思想脱颖而出的一个关键要素。
儒家思想的卓然而立，尽管从政治上要归结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主张，但如果一个思想体系缺乏张力、包容力，不能在与其他思想体系相对立的同时从中吸收养分，这一思想体系恐怕也是不能成为社会文化核心的。所以，所谓的儒家一统天下，其实是以儒为主，兼采百家。
很有意思的是，儒家思想在其演进中所创造的高峰，都从并列的乃至对立的思想流派中吸取了养分。两宋理学是儒家思想发展进程中的最后一座高峰，此前的儒家思想，在对自然和人类社会本源的认识方面比较简单粗糙，由此影响了其对现实社会的深入阐发和解释。佛、道思想体系恰恰在这些方面有较为精巧完整的阐释。从宋儒之首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到朱熹的《太极图说解》，都明显地吸取了道教的宇宙观思想。而修习本性等显然借鉴了佛家个体修炼的思想。
总之，儒家思想的影响力、感召力就在于其开放和包容，从中也可以发现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基本取向。
马克思主义在交融中创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想体系的关系，也是“一”与“多”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但这一科学理论的形成，也与文化的繁荣发展不可分离。
近代欧洲的崛起，是以思想文化的繁荣为源头的。从文艺复兴开始，打破基督教神学的文化垄断，思想自由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乃至社会的最强音。到马克思、恩格斯创建他们的学说时，欧洲已经呈现出相当程度的思想繁荣，为科学理论的诞生提供了丰沃土壤。哲学、经济学、人类学以及社会发展的诸多学说，搭建起比较系统完整地阐释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学科体系。没有这种多元和繁荣，实际上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列宁也讲过，“共产主义是从全部人类文化知识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生动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体理论同其他思想体系和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体系，那么，马克思主义在其后的每一次大发展，都离不开对其他思想文化的借鉴和吸收。在列宁主义的诞生过程中，也能很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与俄国文化的交融。对民族独特发展道路的珍视、传统公社土地制度孕育的集体主义精神等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特质，都成为在俄国这块土地上嫁接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因。
中国文化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来源。比如，毛泽东是把中国文化融入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者。在最基本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毛泽东以“实事求是”这一中国文化的命题，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以矛盾学说阐释了辩证法和对立统一规律等。
没有文化的繁荣，就没有思想的深刻。在文化发展中，“一”之所以能够超越“多”、引领“多”，恰恰在于“多”是“一”的基础和支撑。“一”是文化的主干和核心，“多”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和繁荣的象征。在一个思想文化大交融的时代，我们不仅要学会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更要学会从外来文化的话语中探取蕴含着现代人类文明成果内核的本领。
（作者：南京政治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所所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