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道德教育的困境
作者:田磊
时间:2012年03月20日 来源:南风窗
每当社会出现道德危机的时候，道德英雄就应运而生。2011年的小悦悦事件给全社会带来的道德焦虑，直接催生了2012年雷锋的“复活”以及郭明义的走红。在今年的“两会”上，甚至还有人大代表提议给公民建“道德档案”。
树立典型进行道德教育在中国社会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然到了上世纪初，“五四一代”高举着科学民主大旗，将传统道德体系砸得稀烂，但是1949年当国家归于安定，开始搞建设时，新的道德模范便又层出不穷地涌现，雷锋、陈永贵、王进喜等各行各业都有模范人物供人民学习。
意大利著名左翼思想家葛兰西在总结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原因时，曾深刻思考过道德的作用，统治阶级掌握文化霸权，透过教育、舆论、法律不断强化它，当政权与道德合而为一，就可以安稳地统治，这是资本主义成功之处。所以，他认为，应该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葛兰西死在法西斯的监狱里，他的设想倒是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得到了实现，通过树立一个个崭新的道德模范，强化了社会认同，凝聚了社会力量，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建设，万众一心的精神力量，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色彩浓郁的道德模范们，大部分都退场了，只有雷锋是个例外。不过，雷锋也不再是那个充满着朴素的阶级情感、“忠于革命忠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战士，而被淘洗成助人为乐做好事的符号。雷锋纯净的品格、简单的经历以及短暂的生命，避免了道德英雄自身矫情化的同时，也给后人不断地重塑提供了广阔空间。他身上的利他主义精神无疑是能够穿越时代从而具有永恒价值的，所以，到了今天，执政党试图重建道德体系时，第一个想到的又是雷锋，只是效果或许再不会如从前，主流媒体热火朝天的宣传和网络世界一窝蜂的解构形成了鲜明对比。
今天，很多人相信，民主和法治才是中国社会最需要的，而不是道德。“五四一代”对中国式道德的批判声言犹在耳，如黄仁宇所说：“以道德代替法治，是2000多年来一切问题的症结。”如胡适所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都开始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
中国近30年的现实告诉我们，问题远没有前人说的这么简单。道德与制度并非二元对立，相反，没有理想的社会道德，多好的制度都很难避免被扭曲的命运。不应否认中国需要道德的力量，问题只是在于，在文化传播形态和人民心理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应该如何确立和建设这个时代的道德理想？现有的宣扬和动员体系，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一个社会如何培养良好的道德，这个命题在人类的思想史上有着漫长的争论，到今天也没有公认的答案。但对于国家权力过度介入道德建设的效果却是共识，国家掌握着巨大的教育和传播资源，是型塑社会道德的主要力量，但它有时会滥用对真理的解释权，为道德理想提供标准的、排他的同时也是日益僵化的模板，在文化多元、传播技术日益大众化、民主化的今天，这样的模板显然不会再有鼓舞人心的力量，僵化的道德教育体系甚至起着相反的作用，当那些民间好人被树立成道德楷模、承载了国家意志以后，魅力反倒削弱了。
什么样的社会道德是值得追求的？国家权力应提供人民讨论这些道德议题的空间，而不是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人民去思考这些问题，没什么可怕的，应该担心的是万一人民都不去思考这些问题时，该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