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阶层郁闷之根源在于“文化缺席”
作者:秋兰
时间:2012年03月21日 来源:文艺报
也许是毫不避讳的阶层分析触动了大众内心最敏感的神经，十几年前的一本旧作《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竟持续畅销数年。日前，作家梁晓声又推出新著《郁闷的中国人》，他以一个时代见证人、时代病相剖析者的身份，铿锵发声，疾呼中国人的郁闷。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人的心情几乎可以由‘郁闷’二字来概括。人们郁闷于时代，可又不得不适应五花八门的时代规则。被两种力量(自我、社会)拉扯长大的中国人，像极了一张单薄的纸。心灵之扁平呈现于脸，而满脸写的只不过一种表情——失我之郁闷。”这是《郁闷的中国人》开篇的话。和往昔出版的时评著作一样，梁晓声依然以执著的态度，直面转型社会时期中国社会的痼疾，字里行间灌注着作家深沉的“劝世”、“醒世”、“忧世”之心。一条街道、一个剧团、千种表情、万般无奈……种种亲眼所见，都成为作家剖解“微型中国”揭示社会病相的鲜活样本，以事态、事实和鲜活的底层状况采样“脉诊”国情，这也是作家一直秉承的风格。
和以往所不同的是，作家已然撇去了“最老的愤青”的色彩，不再以愤懑为情绪主线，而是通过广袤的社会风景和丰富的社会情绪样本，从历史的纵深度探究“郁闷”之成因，揭示集体心理裂变的现状。张颐武这样评点这本书：从《龙年1988》《93断想》……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再到今年出版的《郁闷的中国人》，梁晓声实际上完成了一次改革年代社会横断面的“低空飞翔和作家巡阅”，并且从以往的“郁结之气”破茧，给出了某些切实的药方——如“底层设计”的谏言。这是《郁闷的中国人》与以往的“年代断想”、岁月巡礼最明显的不同。对此，梁晓声的回答是：政协委员的身份给了自己“政治评论员”的身份，“建言”的自觉贯穿于他新近的写作和言论之中，而严谨的政治社会评论，与网络时代(虽然作家积极肯定自媒体时代的进步)的某种戾气相比，自然对我们这个时代有益得多。
在《郁闷的中国人》中，作者以60多年的大历史勾勒出中国社会的“郁闷简史”，指出“郁闷”对中国是一种困扰，但又蕴涵了可贵的契机。“近三十年来，中国之实际情况差不多是这样——国民在郁闷中成长着，国家在困扰中发展着。”“对于我们同胞国民性的变化，我不用‘成熟’一词，而用‘成长’，意在说明其变化之主要特征是正面的，但离成熟尚远。而我们的国家，也分明在困扰中令人欣慰地发展着，但其发展颇为不顺，国民所感受的林林总总的郁闷，其实也正是国家的困扰。”“虽然普遍的国民几乎经常被令人愤懑的郁闷从四面八方所包围，社会经常弥漫对各级政府的强烈谴责之声，但总体上看，中国社会现状基本上是安定的。潜在的深层的矛盾衬出这种安定显然的表面性，但即使是表面的，肯定也为国家逐步解决深层矛盾争取到了可能的甚至也可以说是宝贵的前提。”梁晓声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要务，在于改变当今社会“文化缺席”的现状。他最近一系列陈述“文化不等同于娱乐狂欢”的论断，在《郁闷的中国人》中也都有所体现。
《郁闷的中国人》与旧作《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既有相似也有不同。梁晓声说，《郁闷的中国人》更立足捕捉当下中国人最真实的体验，谈了历史，也预言了未来。《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毕竟是十几年前的思考，那时各阶层的人们对于现实社会的心态写真和今天相比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譬如，那时代的草根阶层的社会意见就很难在书中得到展示，而十几年后，博客、微博等“短、平、快”的“意见表达”迅速登陆，主流传媒对某事件的报道甚至都要引述网络上的公众态度。所以，这本《郁闷的中国人》来自于对社会情绪脉搏的最真切的感受，要将“阶层分析”的遗憾一一补足。
在梁晓声看来，网络中国和现实中国是不完全一样的两个中国。从网上，时常看到的是郁闷或愤懑的中国，但也正因为有这么多情绪都集中消解在网络中，发泄情绪后，人们回归现实又自觉纳入秩序、规则甚至包括潜规则中。因此，网络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成了高压锅的气阀。我们也可以将这种大众的郁闷看成“积雨云”。若天上乌云密布，积雨云和积雨云互相碰撞在一起，就会产生闪电和雷鸣。其实，积雨云本身并不可怕，因为积雨云并不必然一定产生闪电和雷鸣，有时候清风就可以把它吹开。而这风除了人文精神，不可能是其他。若一旦形成闪电雷鸣后，一切人文就起不了作用了。不过，人文精神起作用的前提是政府处理好社会分配与供给的公平、法制的公正与透明。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更复杂，因此，中国的政治家应该一代比一代有更多的经验与破解问题的智慧。
“现在很多社会问题变得严重了，而自己的文章反而变得温和了。”梁晓声说，“知识分子不可能假装是外星来的人，身为一个中国的当代知识分子，如果一点愤懑都没有，也是挺奇怪的事。愤懑有时候会呈现一种焦虑，读我的文章要说愤懑，还不如说是沉重。包括写散文写到最后，我都会变得沉重起来。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的写作充满了鲜明而强烈的愤怒，现在却变得温和了。这看起来很奇怪，因为我逐渐发现，有些是属于社会问题，那些社会问题不是写一两篇文章能解决的。作为政协委员，我现在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反映很多问题。这样，我面对这些问题的强烈情绪就会温和很多，再写文章就可能是谈另外的稍轻松的事情。”
谈到文学作品的终极意义时，梁晓声说，我一直奉行“文学要使社会进步，使人的心性提升”。人类是地球上的高级动物，与普通动物相比，如果心性不得到提升，人类甚至可能成为地球上最不好、最凶恶的动物。其他的动物，哪怕是肉食类的猛兽，也只不过为了饱腹，为了后代的抚育、生存，并不会在折磨中获得快感。老虎也不可能看到一群羊然后一只一只地咬死它们，然后囤积起来。但是，人如果没有经过文化孵化就会变得非常凶恶、非常残暴，报复心很毒，贪婪心很大。文学的终极意义，就在于使我们心性变得更豁达、更开朗，更善于自我化解忧愁、化解烦闷。
(《郁闷的中国人》，梁晓声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