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历史的魅力
作者:张瑞田
时间:2012年03月26日 来源:文艺报
一
季羡林说,世界上四大文化体系惟一汇流的地方就是中国的新疆。
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伊斯兰文化体系和欧美文化体系是几千年以来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出来的,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她们在新疆汇流,使世界文明显得更加绚丽多姿,令人痴迷、向往。
本世纪初,随着神秘古迹——“有一千口棺材”的古墓葬“小河遗址”的重现人间和黑喇嘛丹宾迷宫一样的巢穴的发现,中国西部又一次让人瞩目。
“小河遗址”和黑喇嘛丹宾巢穴新的发现者、著名学者、作家、探险家杨镰说:“众所周知,新疆探险热起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但西域探险本身却不是仅有一个世纪的阳寿。”
1968年就去新疆天山北麓巴里坤草原当“牧马人”的杨镰,在他重返北京后,又多次前往新疆,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和天山深处作学术考察和科学探险,取得了一系列的科研成果,揭开了尘封已久的历史谜团。
对杨镰和其他探险家而言,“西域丰厚的历史遗存是他们的营养;神秘的荒漠古城、孤寂的内陆河、死死生生的胡杨林是他们从不抱怨的伴侣;来去无踪的古老民族、不明就里的独特文明是他们一心寻访的对象;无人能识读的死去千年的文字是他们特制的请柬”。(杨镰语)
二
“西域”之称在公元前1世纪已经流行。《汉书·西域传》卷首既云:“西域以孝武时始通。”在《汉书》以后的历史中,如《后汉书》《魏书》《北史》《隋书》《明史》,都以西域之名立传,即使不以西域之名立传者,西域之名也习以为常。
相对“西域”之称,史书上也出现过“南域”、“东域”之名,只是“南域”、“东域”稍纵即逝,未能成为历史意义或地理意义的名词。而西域之名却绵延长久,在2000多年的时间跨度里,西域包含的范围极广,尤其是在丝绸之路地段上的重要位置,以及中国历代俊杰在此地的擘画经营。特别是汉唐两代,加深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使西域成为世界上一个重要的商业要冲,文明亮点。
神奇的地理景观和神话传说,也是人们把“西域“神秘化的重要原因。人们习惯用“三山夹两盆”来形容新疆的地形,“三山”是指天山、昆仑山、阿尔泰山;“两盆”是指塔里木盆地和准葛尔盆地。天山由东至西横贯新疆的中部,把新疆分成了两个各具特色的区域。西王母是中国古典神话颇有代表性的“诸神之一”,原形是西羌的母虎图腾。据历史学家考证,西王母实际上是新疆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领袖的象征。人面虎身的西王母是人们对氏族领袖的神化,然而中国人造神始终使神保持着人气,于是西王母被神化后又被人格化。她和周穆王的相会就是典型的象征。周穆王向西王母道别的赠言是“予归东土”,而惜别的西王母以“徂彼西土”作答。这就是随周穆王西行而出现的“东土”、“西土”这一相对概念。
杨镰认为,中华文明史中“南北对抗,东西交通”的现象学值得学者关注,他进一步推论,促使派遣张骞出使的汉与匈奴的对峙,就是典型的南北对抗,其结果,必然促进了东西交通;而每当东西交通得到空前的发展,则往往会牵动南北进行新一轮的对抗。西域胜衰就是东西交通的直接结果。
三
“西域”是一个地理概念,又是一个极具文化魅力的地方。因丝绸之路在此贯通,更增添了这个地方的丰富性和传奇性。
中华民族是一个喜欢幻想和探索的民族,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始终保持着探寻大自然和其他文明的兴趣。只是古代中国的疆域东南部被海洋围困,在人类还没有掌握造船技术和航海能力的时候,中国人无法从海路走出国门;正北方又是西伯利亚广阔的冻土层,一个民族的远行只有依靠西方,那个一望无际的绿洲,足以支撑人们的长途旅行。
丝绸之路这条举世罕见的交通大动脉,其中转的枢纽正是新疆。起初,她沿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北边沿而行,所以《汉书·西域传》称她有“南、北二道”。后来,在我国西汉、东汉政府的悉心管理和西域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下,古人又开辟了从吐鲁番、哈密、吉木萨尔到伊犁河谷,再到巴尔喀什湖沿岸和现今独联体各共和国的那一条线路,即新北道。到了唐朝,许多新的支线被探查和开辟出来,古道出现了空前繁荣和畅通的局面。东西方以及西域和内地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极其密切。
围绕丝绸之路,产生了无数令人迷醉、心碎的故事,也出现了无数令人难忘、景仰的人物。张骞就是其中之一。公元前176年,汉文帝前元四年,盘踞在西域的匈奴单于给汉文帝写了一封狂妄的信,宣称自己“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壮,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单于踌躇满志地向汉文帝表明,楼兰、乌孙等西域几个强国已被征服,并完成了对汉帝国的钳形包围,从北方、西方构筑了扼制汉朝国力扩展的壁垒。单于的信件,震惊了汉帝国的朝野上下。对汉帝国来讲,西北极其重要。汉帝国的东南方是望而却步的海洋,正北的冻土层谁也走不过去。惟有汉帝国的西部,才是与世界对话沟通的走廊。谁想封冻这个走廊,就等于对汉帝国宣战。在这种背景下,引发了张骞通西域的旷世壮举,为汉帝国统一西域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使中国、印度、波斯、希腊这些被山海沙漠相隔的文明国家得以相识、相知。
遗憾的是,环境恶化导致了西域文明的衰落,一度辉煌的西域各国先后被时间的风沙埋没。试图破译西域文明的密码,需要依靠探险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胆识与智慧。上个世纪,世界著名探险家在西域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探险发现,他们揭开了一个又一个历史的谜团,把辉煌灿烂的西域文明一一复原。这些成绩连带着一系列的名字——普尔热瓦尔斯基、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贝特曼、陈宗器、黄文弼、彭加木、杨镰……作为当代的学者、作家、探险家,杨镰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高瞻远瞩,既总结又探索,在古丝绸之路上不断取得惊人的发现,为我们更完整、更准确地理解“西域”、认识“西域”,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工作。
丝绸之路的著名的“小河遗址”正在挖掘。杨镰敏感地推断,随着“小河遗址”的挖掘,西域文明史和探险史将不同程度地改写。由此不难看出“小河遗址”的重要性。“小河遗址”是瑞典探险家贝格曼在1935年首次发现的,此后数十年,“小河遗址”在沙漠深处消失得无影无踪,想要了解“小河遗址”,只有依靠探险家们的昔年著作。这一现象被杨镰关注,他根据古代文献和探险家们的记述,又结合自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探险亲历,在本世纪初,亲率一支探险队,重新找到了西域探险史上有着重要价值的“小河遗址”,为国家深入了解古丝绸之路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
四
“小河遗址”的传奇故事尘埃落定,杨镰又开始把黑喇嘛丹宾纳入到自己的视野。对西域探险史的长期研究,杨镰了解西域探险史所涉及的所有文献。他敏感地发现,传说中的黑喇嘛确有其人,他活在西方探险家的著作里。美国人欧文·拉铁摩尔的《通往中亚的沙漠之路》(1928年),俄国人奥勃鲁切夫的《中央亚细亚的荒漠》(1955年),科丝洛夫的《走向死城喀喇浩特》(1925年),瑞典人斯文·赫定的《丝绸之路》(1938年)、《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42年),丹麦人哈世纶的《蒙古的人和神》(1935年)等书,不约而同地把黑喇嘛丹宾写进来。顺着探险家们的目光,杨镰为黑喇嘛丹宾画了一张若隐若现的图像——丹宾其实是个卡尔梅克人,即乾隆年间土尔扈特东归后留在俄国的卫拉特蒙古人。可以说,他的特点是反对一切权威——除了他自己。在俄国沙皇统治下,他占山为王,因而蹲过监狱,被长期流放。辛亥革命后,他利用满洲宗族的倾覆,揭竿而起,率众攻占了外蒙古的要塞科布多。从中国辛亥革命到俄国“十月革命”,外蒙古局势错综复杂,几乎没有一天平静日子,这正是丹宾这样的草莽豪杰扬名立万的机会。但从一开始,他就投身于反对革命的一方,当蒙古人民革命党在红军的有力支持下站住了脚,丹宾便成了丧家之犬。虽然据说他本人是那个乾隆皇帝一听其名就头疼的准噶尔领主阿睦尔萨纳的转世,而且法力无边。但他的嗜血与残暴不仅使敌人闻风丧胆,就连盟友见到他也如同背生芒刺。很快他就被左右两种势力夹击而“出局”,不得不逃亡到中国境内,在三不管的黑戈壁明水栖身。
明水隐秘的荒滩有个小小的绿洲,全靠一眼清泉滋养。丹宾就将这个地方命名为“巴音布鲁克”,并修建了一座迷宫一样的巢穴。由于亡命到黑戈壁的丹宾仍然对蒙古穷乡僻壤的牧民具有影响力,就在斯文·赫定考察团路经的前几年——1924年,外蒙古苏维埃红色政权派出的一支专门追杀丹宾喇嘛、有600名精兵的“契卡”(肃反委员会)分队,越界接近了他的巢穴。这支特遣队由一个叫做“巴勒丹道尔吉”的肃反人员领导,他亲自打入了丹宾内部。巴勒丹道尔吉在很多方面与丹宾极其相似,所以立即成为丹宾的亲信。但丹宾相当谨慎,又孔武有力,外人行刺根本不可能得逞。他只能孤注一掷,装出快要病死了,丹宾来诀别时,趁其俯身相就突然杀了他。没等部下反应过来,立即砍下丹宾的头颅,并当众吃下丹宾血淋淋的心脏。据说,这样他就继承了丹宾的力量与威望。巴勒丹道尔吉连威胁带哄骗,制服了丹宾的党羽,招来埋伏在附近的骑兵,摧毁了这个固若金汤的要塞。
这是哈士纶在《蒙古的人和神》中对黑喇嘛丹宾的解释。
被高度人格化和神化的黑喇嘛丹宾,被加密了的一个奇怪的故事,在时间的隧道游走、穿行。没有人见过黑喇嘛丹宾,没有人去过他迷宫一样的巢穴,他的影子如风一样在丝绸之路的上空飘浮。杨镰说,且不管这丹宾喇嘛到底是什么身份,他的出现与覆没已经成为丝绸之路历史的一部分。他对丝绸之路的横截与破坏,则将由历史的发展予以补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是由于他的出现,丝绸之路这个路段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会南移,使不屈不挠的经行者们又开辟了由柳园,经尾亚、烟墩,到“天山第一城”——哈密的前人未曾涉足的路线。
既然黑喇嘛丹宾与丝绸之路的联系如此密切,深爱丝绸之路的杨镰不会对这个人物善罢甘休。此后,他习惯性地在文献里寻找黑喇嘛丹宾的蛛丝马迹,又亲赴黑戈壁考察,寻找黑喇嘛往日活动的场所。隐藏在时间背后的一切,是不会轻易浮出水面的。2003年10月,杨镰在几乎绝望的时候,偶然听到一个人无意中提到酒泉附近的马鬃山有一处城池一样的遗址。随意的倾听使杨镰的眼睛为之一亮,他的直觉告诉自己,这个“城池一样的遗址”有可能与黑喇嘛丹宾有关。杨镰立刻前往马鬃山考察,当他踏着黑戈壁,一步一步靠近静止不动的“城池一样的遗址”时,他全身的血液几乎凝固了。这一刻与斯文·赫定初见楼兰古城,斯坦因目击尼雅的精绝,贝格曼遭遇“小河遗址”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眼前的城池具有高度的防御性,暗道纵横交错,机关密布,中心地带宽阔、坚实,难攻易守。令杨镰感叹的是,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支撑这样的建筑工程十分困难,又何况在黑戈壁的荒凉处。这正是黑喇嘛丹宾的大本营,传说中迷宫一样的巢穴。在附近,杨镰还发现了形制不同的纪念碑,一处用石子摆出的“敦煌天杰”四个字,横躺在天空之下,反映着日光,似乎等待着杨镰新的注解。
今年春天,杨镰又一次前往甘肃的马鬃山,再次详细考察了黑喇嘛丹宾的碉堡,经过在北京的案头工作和在黑戈壁的实地考察,杨镰认为哈士纶的记载接近历史的真实。他在蒙古国科布多省的《露珠报》(1999年15期2版)看到了一篇题为《丹宾坚赞是何许人?》一文,该文对黑喇嘛丹宾的描述与哈士纶一致,同时告诉世人,黑喇嘛丹宾的头颅完好地保存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一座彼得大帝时期的建筑物里,编号为3394。
随即,杨镰用一个月的时间撰写了20万字的《黑戈壁》一书,完整披露了黑喇嘛丹宾在丝绸之路上生生死死的故事。此书目前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专家、读者一致认为,《黑戈壁》一书加深了我们对丝绸之路的了解,也丰富了我们对西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