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要有正确的批评态度
作者:泓峻
时间:2012年03月28日 来源:文艺报
一
一个时代的文学活动,包含文学观念的生产、文学作品的创造、文学文本的阐释与接受等不同方面,而一个时代文学的繁荣,必须建立在理论、创作、批评三者之间良好的互动之上。
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文学批评可以指任何一个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中间或阅读行为完成之后,针对所阅读的文本而表达的感想、判断、评价。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文学批评则指的是一种严肃的学术行为。作为严肃的学术行为而存在的文学批评,承担着命名新的文学思潮、新的文学流派,发现新的优秀作家、新的经典、新的文学动向,对文学文本与文学现象进行深度阐释的功能,在沟通作家与读者、重建文坛秩序、引领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气甚至社会思想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它不仅要求批评者具备扎实的文学知识、良好的审美鉴赏能力和丰富的阅读经验;要求批评话语具有内在的学理性、能够真正切入到文学文本与文学现象之中,准确传达批评家的艺术发现;而且还要求批评行为能够产生一定的文学效应甚至是社会效应。就一个具体的批评家而言,批评行为的有效性是显示其存在价值的重要指标;而是否具有文学效应与社会效应,具有多大的文学效应与社会效应,则决定着整个文学批评活动以及批评家这个群体在作家、读者以及社会大众心目中,在文学格局及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格局中,具有怎样的分量,占据怎样的地位。
由于中国20世纪的新文学产生自一场主要由外力促动的裂变性的文学变革运动,这场文学变革运动基本上是在贯彻发起者与参与者新的文学理念的过程中展开的,其后来的发展方向,也是被不断地调整、甚至重新选择的。因此,以各种新的文学观念为依托而进行的文学批评活动,对作家的创作与整个新文学的走向,曾经产生过十分巨大的影响。在谈到新文学的历史时,像胡适、周作人、茅盾、梁实秋、冯雪峰、周扬、胡风等批评家的贡献,是无论如何不能被忽略的。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活动依然对整个文坛与思想界保持着足够的影响力。然而,最近20年来的状况则发生了很大变化。
对于中国当今文学批评的状况表示不满的声音,近年来不断出现,而且有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烈之势,甚至到了开始有人怀疑文学批评究竟有没有必要存在下去的地步。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批评活动有效性的降低恐怕是最为主要的原因。近一二十年来,在中国从事专业文学批评的人数也许比新文学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正是因为我们有着一支庞大的从事文学批评的队伍,所以每年产生的可以纳入文学批评范畴的报刊文章、学位论文以及学术论著不计其数,表面上看似乎一派繁荣。然而,谈到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时,人们普遍的感受却是批评的“失语”、“缺席”、“乏力”。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从整体上讲,当下的文学批评很少对当下文坛的走向、作家的创作与读者的阅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对中国社会当下现实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许多时候,文学批评成了批评家自己的事情,甚至异化为获得硕士、博士学位,评职称、争基金、拿奖项的工具与手段。
这种状况,的确应当引起文学界,尤其是批评家的认真反思。
二
客观地讲,近20多年来,针对所存在的问题,批评界不是没有进行过策略的调整与方法的探索。然而,当我们回过头去认真审视中国文学批评所走过的道路时,却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案莫衷一是,调整与探索的过程仿佛进入了一个尴尬的怪圈,越走越让人感到困惑。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了使文学批评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枷索下解放出来,摆脱意识形态话语的控制,“文学批评的独立性”问题被提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有人认为“文学批评是科学,应该遵从文艺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原则”,“应该被当作一个独立的学科来建设”。但是,在相同的背景中,面对相同的问题,也有一些批评家反对理论化的文学批评,他们把“文学批评的独立性”理解为批评家精神的独立性,认为文学批评的文体应该是富有灵性,不受牵拘,以我为主,甚至主张“批评就是批评家批评自己”,“批评就是创作”。
20世纪90年代,在政治环境日渐宽松,商业大潮汹涌澎湃,大众文化崛起的情况下,被认为具有“新闻性,事件性,随机性,暂时性,青年性,尖锐性,普及性”的“媒体批评”获得了很大发展。但是,“媒体批评”,特别是被商业利益所渗透的“媒体批评”过于主观随意的问题很快暴露出来,再加上学术思想界对1980年代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反思,于是出现了强烈的建立文学批评学术规范的呼声。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到如今,至少在数量越来越庞大的学术性、理论性期刊上,格式严谨、语言规范、逻辑绵密的“学院式批评”成为绝对的主流。
有一个时期,我们曾经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问题是以社会历史批评为代表的“外部研究”泛滥,进而提倡“内部研究”,使得围绕文本进行的纯粹的语言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盛行。但是,不久就有人惊呼,对文学的封闭研究遗失了文学批评许多鲜活生动的内容。于是,在西方理论的影响下,批评界迅速转向,重新向政治、向意识形态、向社会历史开放,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文化批评开始走红。
对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的借鉴,曾经被许多人认为是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面临的许多问题的灵丹妙药。然而,后来人们发现,在西方文学理论影响下的批评,往往是为理论而理论,许多批评文章实际上是食洋不化地套用西方某些批评理论的现成模式,丰富的作品与文学现象只是被批评家用来当做对某一种理论作转述和注解的实例,批评家对所要批评的作品与文学现象本身并不感兴趣。于是,有人提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失语主要是来自西方的理论与概念对汉语写作缺乏有效性,因而把目光投向中国古典文艺理论范畴及其固有的批评方法,希望用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来解决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
单独地看,上述意见似乎都有自己的道理。应该说,它们都从特定的视角切中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些弊端。但是,实践证明,沿着任何一个方向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所进行的改造,都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其在整个文学格局与文化格局中越来越被边缘化的趋势,甚至使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果,是因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根本问题,不是出在批评策略、批评文体、话语方式这些技术性的层面,而是出在更深的层面,出在批评主体身上,与参与文学批评者的批评态度有关。具体地讲,就是当今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往往会有很多现实利益的考量,批评家们很容易在文学批评活动当中,掺入一些非文学的、不利于文学批评活动有效开展的因素,从而影响到文学批评的质量,影响到文学批评的针对性,影响到文学批评的客观性与公正性。
三
如果讲批评主体的外在条件,当今文学批评从业者的学历层次、接受教育的完整性、专业化程度等等,在新文学的历史上可能是最好的。但是,由于时代的变化,现今的批评家所处的环境也是最复杂的,其所受到的非文学因素的干扰、现实利益的诱惑也可能是最多的。在各种现实干扰与利益考量下,文学批评活动是否能够对作家、读者与社会生活发生实质性的影响,是否对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发展具有真正的建设性,是否能够真正地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许多时候不再是批评家首先考虑的因素。对有些批评行为而言,甚至根本就没有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而如果批评家没有很强的对文学、对社会、对时代的使命感的话,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根本就无从谈起。
认真分析起来,近年来非文学因素对文学批评活动的干扰表现为如下方面:
一、文学批评活动异化为学术体制内部获取学术利益的工具。当今从事文学批评的人,绝大部分在高校。受高校内部学术体制的影响,许多人从事文学批评的最直接的动机是累积科研成果,用以取得学位、晋升职称、申请与完成科研基金项目、获得科研奖励、争取博导资格等等。
二、文学批评活动异化为地方政府制造“文化繁荣”局面的工具。许多地方的文化管理部门把自己管辖范围内出了多少知名作家、有多少作品获奖当成政绩的重要指标,而文学批评又被认为是扩大作家与作品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当今的一些文学批评,就是在这种运作模式下有组织地生产出来的,许多批评家出于种种很现实的考虑经常参与其中,甚至乐此不疲。
三、文学批评活动异化为实现商业利益的工具。为了追求最大化的商业利益,出版商在出版文学作品的时候,不仅借助于广告进行营销,而且也把文学批评当成一种有效的营销方式。在由出版商组织的具有广告性质的文学批评当中,不乏从事专业文学批评者的身影,甚至一些知名批评家也常常卷入其中。
至于受作家朋友之托进行的文学批评,碍于各种各样的情面而在批评当中回避问题的批评,自古就有,于今则更甚,这同样会导致文学批评的异化。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异化的存在,出现了大量表面上规范严谨,却没有任何问题意识,琐碎拉杂,为批评而批评的文章;出现了大量架势吓人,术语概念满篇,却内容空洞,不触及任何具体问题的文章。与此同时,在参与地方政府运作、商业运作的文章中,在过多考虑人情世故的批评家的文章中,则有太多脱离实际的溢美之词,太多违背常识的价值判断,太多有损尊严的违心之论。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让作家、读者、文学史家真正把文学批评当回事,文学批评的有效性自然无从谈起。
因此,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是借助于西方理论还是中国古典文艺理论;是走学院式批评的路子还是走感悟批评、媒体批评的路子;是用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还是用形式主义,或是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主义批评的方法,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只要批评家对文学怀有真诚的热爱,把文学批评当成一种事业,当成参与当今文学发展与文化建设的一种手段,以严肃的态度对待文学批评,采用任何一种文体,使用任何一种方法,都会写出好的、具有影响力的批评文章。相反,如果批评家被各种非文学的因素所左右,缺乏定力,缺乏对文学事业的真心热爱,缺乏对文学的责任心与使命感,那么任何一种批评策略与技术的改变,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拯救当代文学批评的颓势。要改变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现状,必须从批评家的自省开始,必须从批评态度的改变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