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对待诚信中国之“变”
作者:徐 平
时间:2012年04月11日 来源:人民论坛中旬刊（总第356期）
诚信建设应辩证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经验，理顺个人与社会、效率和公平、科学与盲从的关系，实行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在全球化时代，西方以个人为单位讲求“竞争”的“效率优先”文化，与中国传统以群体为单位讲求“和合”的“公平优先”文化，必然会在冲撞中交融，会对中国以及世界的未来发生根本性的影响。
当今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一方面中国人前所未有地富裕起来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许多先发国家走过的二、三百年历史。或许是因为发展太快，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发展眩晕，所以在另一方面中国人表现出奇怪的不满意现象，国民最不满意、或者说最痛心疾首的莫过于诚信的丧失，从过去的“信义之邦”变成了“欺骗之域”，毒奶粉、地沟油、假数字、假典型……从物质到精神的各个领域，各类诚信问题、造假事件层出不穷。
现在的中国人很无奈，活得很悲怆，难道说这就是我们千辛万苦追求的现代化生活?原来以为发展能够解决问题，现在才体会到发展会带来新的问题。富了过后怎么办，比之如何富起来一点都不轻松。当我们的问候语从“吃了吗”变成“你好”时，才发现“好”并不仅仅是吃饱穿暖那么简单，如何有尊严地活着才是问题的本质。而有尊严地活着，首先取决于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诚信则是良好社会氛围的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基因”
中国人判断是非的标准有“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是从春秋战国时代的“四维”、汉朝的“三纲五常”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管子·牧民》上说：“国之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后来，“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之说融入儒家礼教思想之中，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到了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进一步发展为“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再加上仁、义、礼、智、信的“五常”，构成了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基本道德体系。
有了做人的标准，才能构建起稳定和谐的社会。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中国以稳定而著称，确立了公平胜于效率的社会运转方式，发展虽说缓慢，却也其乐融融。所谓稳定，就是面对天灾人祸，我们可以泰然处之。几千年来虽说战乱不断，天灾频繁，也经历了无数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却能够做到换朝代不换体制，无论是五胡还是十六国，要想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站住脚，就得按照这套规则行事，最后都变成了地道的中国人，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用费孝通先生的说法，中华民族是在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下，才从过去的“自在”变为“自觉”，最终形成了广泛的中华民族认同，特别是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这种认同更是前所未有地加强。
中国长期的稳定和谐，得益于形成了儒家文化为主体、道家文化为补充、佛家文化为安抚的全套体系，使得中国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死则转换来世”，有着入世、出世、转世的完整文化储备，日常生活则通行三纲五常、四维八德，做人标准明确，就能够维持社会的良好运转，人人各得其所，而且各安其位，社会自然和谐。要做到这样的境界，诚信是基础。所谓诚信，可以诠释为：诚实、诚恳、信用、信任。既包括以信用取信于人;也包含着对他人要给予信任。只有诚恳待人，才会取得信任;只有讲信用，才会有信誉。做人，首先是要讲诚信。诚实守信，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因而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中国历代的先贤圣哲无不以此诲汝谆谆：《礼记·乐记》云“著诚去伪，礼之经也”;老子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儒家学说则把“仁、义、礼、智、信”作为“立人”的基本要求。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有“人无信而不立”的说法，从商鞅辕门立木到曾子杀猪教子，“言必行，行必果”作为衡量个人品行优劣的道德标准之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并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塑造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即使进入近代，也流传着中国商人惨遭不幸，若干年后其后代也会按合同送上货物的故事，令西方商人感叹不已，其实那不过是父债子还的一个翻本而已。
诚信危机与中国之“变”
具有如此诚信美德的中国人，今天怎么会变成最不讲诚信?不仅坑蒙拐骗，而且无所不用其极;媒体广告天花乱坠，十有八九不是夸大其辞就是制假售假;陌生的短信电话有几个你敢相信，不相信就搬出公安、法院、银行来说事;原来说中国人最善良，但街头巷尾车站码头的可怜人，你敢怜悯谁，做好人好事闹不好就让你流血还流泪。本来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现在确实应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那句教诲，甚至最好“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十多岁的孩子出门，家长还得陪同……太多的万一，太多的不放心，让我们生活在人人画地为牢、以他人为贼寇的可怕世界里，究其原因：
第一，中国人生活的社会环境完全变了。我们过去几千年的农业社会，是一个“鸡犬相闻”的熟人社会，进门时说一声“我呀”就行，大多数人生于斯死于斯，彼此熟悉，日久见人心，一个人不讲诚信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脚。笔者在中印边境的一个藏族小村庄做调查时，遇见一位母亲，当有人告知她的孩子在县城中学因盗窃而被处分的消息，她哭得昏天黑地，因为她知道孩子的前途和全家的信誉都会因此而遭到前所未有的毁灭。她那痛心疾首、孤独无望的状态，至今令人难忘。在熟人的世界里，诚信是不容毁损的，因为社会成本高得不仅会赔上自己，而且会搭上亲戚朋友，人们自然会三思而后行。
今天的中国，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有一半人进城生活，也就是说进入了一个“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人社会，而乡村，也已经不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美好时代了，留下的是老人孩子，人情世故淡漠，代之以高墙森门，努力把自己与他人割裂开来。正如孔子早就告诫我们一样“君子慎独”，没有了社会监督，连君子也需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更何况我们都只是普通人呢?
第二，近代一百七十多年来的现代化追赶过程，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直在中国传统和以西方为楷模的现代化这两大坐标中摸索，到现在还未找到真正的文化自信，处于变而未化的状态。从最初西方列强坚船炮利刺激下的器不如人，日本明治维新对比后的制度也不如人，进入20世纪后感觉整体文化都出了问题，打倒自家的孔家店，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要用民主和科学拯救中国，甚至有人提出了全盘西化论，中国人不停地探索救亡自强的道路。即使建立了新中国，获得了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又经过了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两个阶段六十多年的历程，我们也一直忙于物质层面的追赶，而在精神层面却有些“衣不蔽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取得伟大成就的今天，是时候收一下猛进的脚步，冷静思考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创新，认真完成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问题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没有明确的价值目标，是不可想象也很难持续的。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由诚信、民主、仁爱、创新构成，而诚信是第一位的。
第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创造力，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也带来了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实用主义价值取向，“谁富谁光荣，谁穷谁狗熊”，金钱至上的观念充斥社会，为了发财什么都敢干。马克思描述的西方资本主义上演过的黑暗现象在中国也不断重演：“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当今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或许应当重新思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句老话，宣传并确立那个“道”。
第四，从西方传来的民主、科学、法制观念应当说已经深入人心。虽说外来和尚会念经，但一定要闹清楚这“经”在新环境下是否完全适用。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中国已经不是农业社会，不可能“半部《论语》治天下”，传统的“四书五经”不能解决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的中国问题;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国民性以及独特的现代化路径，照搬西方的教训可谓殷鉴不远。民主不等于个人主义，科学也非现代迷信，法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界限。理顺个人与社会、效率和公平、科学与盲从的关系，实行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特别要看到中国传统的忠孝观，很好地解决了个人和国家、个人和群体的关系，而且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下的全面素质发展，是中国文化的精华而非可以简单否定的糟粕。在全球化时代，西方以个人为单位讲求“竞争”的“效率优先”文化，与中国传统以群体为单位讲求“和合”的“公平优先”文化，一定会在冲撞中交融，会对中国以及世界的未来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第五，现代社会一方面是个人独立的时代，另一方面则是最需要密切合作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使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个人既越来越独立、越来越解放，但同时也越来越互相依赖。正如互联网的出现，使个人观点得到前所未有的畅通表达一样，现代社会让个人价值得到更多体现，相应地个人主义也容易大行其道，“我的……我作主”这类公式的流行就是一种反映。如果过分强调个人权利而忽视了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再加上注重眼前的物质利益，就会使社会矛盾加剧，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结果，就是人欲横流、为所欲为，在一个普遍使用信用卡的时代不讲信用，社会的正常运转就会变得困难，必然带来社会的信任危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社会合作的基础都是诚信，信任和信仰一旦遭到破坏，修复的成本会非常高，而且反作用会非常强烈。比如在人口众多且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保险业本是颇具前途的产业，但有的企业重投不重赔，重眼前不重长远，靠高回扣大诱惑、死缠烂打式地推销，甚至发展到投保时请饭送礼，一天十个电话短信，索赔时一副冷脸，百般为难。保险业本身出售的就是诚信，如此保险如何令客户放心?举一反三，有多少人和企业，因为急功近利不仅砸了自己的饭碗，而且还在破坏着整个的社会诚信基础，发人深省!(徐 平)
诚信中国从我做起
一是法律制约和政府调控。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主要依靠的是行政主导和精英推动，更何况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陌生人为主的城市化时代，依靠熟人监督和个人修养的道德力量，虽然还是社会诚信的基础，但很多时候已经不得不依赖法律的底线制约和政府的调控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创新的探索过程，摸着石头过河需要勇气也很难避免失误，法律和制度的健全完善都需要试错和修正的时间，这就对作为领导核心的执政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论语》有云：“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要想让老百姓有信用，政府首先要守信用，要想社会讲诚信，政府就必须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民无信不立，只要我们党始终保持为人民服务的本色，执政为民、科学执政、依法行政，特别是努力保持政策的连贯性和法律的严肃性，就不难取信于民，上行下效，社会诚信水平就会得到一个根本性的提升。
二是发挥榜样的力量。在中国这样以群体为本位的社会，榜样的力量非常大。特别是官本位传统，使得官员从来都是社会模仿和监督的对象。中国人历来企盼“青天”，是因为官员的德能勤绩廉，直接关系着一个地方和单位的发展和风气，“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官员的选拔任用、吏治的清正污浊，是社会诚信的重要基础，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党员干部就是群众学习的榜样，做到不腐败、不渎职，仅仅是最低的职业操守，能否既是仕也是士，除了官位还有相应的学养，既有才也有德，除了权力还有威望，应当是今天的领导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既要记住“学而优则仕”，还要记住“仕而优则学”，在知识爆炸时代能否坚持学习，提高修养，能否锐意进取，不断开拓，当个好官并不容易。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告诫学员要好读书、读好书，号召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和党史，要学会调查研究，下基层要身到心到，可谓是新时代对党员干部的必然要求。在一个多元化发展的时代，群星灿烂，榜样早就不局限于官员。无论是社会名流、商界大亨、学界大师，还是娱乐界、体育界明星，所有称得上成功人士的那些人物，都得益于时代提供的机遇和社会给予的厚爱，相应地就应当拥有比普通人更多的社会责任。
三是社会监督必不可少。诚信是社会成员的良性互动，既离不开表扬与自我表扬，也离不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社会监督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在社会关系日益复杂、价值不断多元的今天，如何做好社会监督是一个难题。好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计算机和互联网等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许多技术的问题可以用技术来解决。比如实名制购票，虽然增加了成本和不便，但既打击了黄牛也防止了内部腐败的产生，使倒票的难度增大，虽买票仍难但人心顺了。再比如官员和社会各类明星的财产公开，只要下决心同样可以解决，反腐败重在防患于未然，给群众一个明白，给榜样们一个清白，既真正保护了社会精英，也从根本上培植了诚信的土壤。2011年，国务院推出企业质量八项措施，质量信用信息多部门共享，同时向社会公布企业质量黑名单，认为“质量不仅是企业和产业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体现;质量问题不仅是技术和管理问题，更是法治和诚信道德问题。做好质量工作，必须从强化法治、落实责任、加强教育、增强全社会质量意识入手，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全面提高各行各业的质量管理水平。”这就是一个有力的开始，只要坚持不懈地逐渐完善诚信监督体系，让不守诚信的个人和企业曝光在阳光下，谋财害命者倾家荡产以命偿命。得不偿失，自然就令行禁止。
最后，社会诚信建设，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责任。还是那句老话“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每个人都多做一点善事，社会风气就会变好，每个人都试着相信他人，社会的信任就会增加。只要我们有耐心而且坚持努力，诚信中国就一定会实现。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