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人董其昌，以书画闻名于世，是一个以艺术成就卓立于中国文化史上的巅峰人物。

　　然而，这位画家却画不好自己。俗话说，画鬼容易画人难，为什么有如此论调呢？很简单，鬼好画，因为谁也没有见过鬼，怎么画怎么是，人难画，因为人在大家的眼皮子底下，看得清清楚楚。而人尤其难画的，是人的两面性。两面性，人皆有之，谁都不能避免，所不同者，程度上的差别而已。画笔如椽的董其昌，就是未能画好他自己。

　　惟妙惟肖，绝非高层次的画家所追求的目标，栩栩传神，才是艺术家为之奋斗的最高要求。人的两面，只画其光鲜的一面，而回避其阴暗的一面，那不过月份牌美人像；只画其阴暗的一面，而抹煞其光鲜的一面，那就只能说是漫画了。两面性这种人格弱点，由于文人比普通人多一个心眼，属于较会掩饰的一群。所以，给人以斯文的一面多些，而不那么斯文，乃至丑陋的一面，往往不大容易被人发觉。这其中，擅长表演达到炉火纯青，精于隐藏能够纹丝不露的伪君子，就更加难以识破看穿。不过，大可放心的是，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在这个物质诱惑如此强烈，名利欲望如此涌动的社会中，一个人要想完完全全，始始终终地包裹住自己的内心世界，恐怕也不大容易。

　　当下，知道董其昌字画者很多，知道此人其实挺糟糕者很少，有史以来，中国文人最两面性者，莫过于他。董其昌 （1556-1636），字玄宰，号思白，松江华亭 （即今之上海闵行马桥镇）人。早年出身寒门，成名富甲一方。他这一生，既是级别很高的官员，也是家财万贯的豪绅，更是书艺双绝的大师。其书法，绘画，人皆宝之，其题签，品评，一字千金。入清以来，更是朝廷科考，斋宫供奉，干禄求仕，苞苴贿赂的极品，奇货可居。因为康熙的首肯，乾隆的赞赏，张廷玉在 《明史·文苑四》的 《董其昌》传中，给予很高的评价。 “其昌天才俊逸，少负盛名”。称他 “造请无虚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精于品题，收藏家得片语只字以为重。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对董其昌的官场生涯，也颇为称道。一是他尊师恤老，仗义行事： “举万历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礼部侍郎田一俊以教习卒官，其昌请假，走数千里，护其丧归葬。”二是他教授东宫，敢于直言： “皇长子出阁，充讲官，因事启沃 （为帝王讲解开导的意思），皇长子每目属之。 （大概董其昌对朱常洛讲了书本以外不该他讲的话），坐失执政意，出为湖广副使，移疾归。”三是他天启年间， “时修 《神宗实录》，命往南方采辑先朝章疏及遗事，其昌广搜博征，录成三百本。又采留中之疏切于国本、藩封、人才、风俗、河渠、食货、吏治、边防者，列为四十卷，仿史赞之例，每篇系于笔断。”这些论述都收在董其昌的 《容台集》中，可以看到董其昌在政治上的见解，在军事上的谋划，在经济上的韬略。尤其在涉辽事务上，对努尔哈赤之崛起，对边外女真之扰边，多倡防范抵制之策，颇有未雨绸缪之计，稍后一点的晚明志士黄道周，为此书作序时，也承认对董认识之不足： “昔者睹先生之未有尽也。”所以，清廷修 《四库全书》，因此书多有触犯清政权的忌讳，而被列为禁书。

　　从万历十七年 （公元1589年）举进士，时年33岁，一直到崇祯九年 （公元1636年）逝世，享寿81岁，非常巧合的是，董其昌政治生涯开始之日，也是他艺术生命肇起之时。据说，那年科考，他名列第一，但是他试卷上的那笔字太蹩脚了，主考将其改列第二，这使他大受刺激，从此埋头练笔。华亭本是书家云集之地，具有天赋的他，很快就出类拔萃，扶摇直上，并触类旁通，兼及绘画，直追前人。于是，声名鹊起，视为一时之俊。

二

　　这样一位看来完美的人物，在其五十年的官场活动中，虽然他玩政治的段级很高，虽然他搞权术的智商很高，尤其他公关的实力相当雄厚，他的字画就是无往而不及的利器。然而，在权力中心这个高危领域里，而且是风险指数最高的朝廷中间，聪明以至于狡猾如董先生者，也有难保藏掖得不够严实之处，于是，人们便看到他不完美的负面形象。

　　董其昌在官场上的一路得意，政治上的不断跃进，是不大令人信服的。他所担任过的湖广提学副使，督湖广学政，以及谢绝不就的山东副使，登莱兵备，河南参政等职，都是相当显赫的差使。接着继任的太常少卿，掌国子司业，随即擢本寺卿，兼侍读学士，更是人皆艳羡的宠遇。最后，竟升迁至南京（明朝自永乐起，北京为首都，南京也还是首都，设有同样政府架构）的影子内阁中拜礼部尚书。南都虽无实权，不是肥缺，但个人名位却因此水涨船高。由于受到身价倍增的鼓舞，好一阵子，此公颇想活动到北京的中央政府，入阁为辅。在中国，他朝他代，可有别的写字的、画画的，混到比正部级还牛岔的地步？如果不是他极善经营，又何来这等甚佳官运？

　　明代后期，万历、泰昌、天启、崇祯诸朝，始终贯穿着阉宦及其附庸官僚控制朝政，与东林党人反控制的激烈斗争，有时甚至是相当血腥的厮杀。而且，自视为清流的东林党人不仅与阉宦势不两立，甚至与非清流的文人，也是形同水火。这对董其昌来说，一方面，他得维持道德文章的面孔，他得保证艺术巅峰的地位，他得拥有学问人品的清誉，他得受到知识阶层的认可；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察言观色，窥测方向，投其所好，随风转舵，不得不为变色龙，为应声虫，为马屁精，为山孙子。在这样政治败坏，朝廷黑暗，官场险恶，吏风沦丧的大环境下，董其昌游转于勾心斗角的局面中，如鱼得水般自由自在；混迹于尔虞我诈的环境里，回旋从容立不败之地，与那些红脸的、黑脸的，甚至花脸的各式各样的人物，交往，交际，交流，交好，常在河边站，竟能不湿鞋，一团和气，一路春风，能不叫人既羡而妒么？

　　当他风头最劲时，谈禅解文，读碑作画，花前题字，月下吟诗，可以形容为京师第一忙人。那时，要是有报纸，有电视，他绝对是头版头条的新闻人物。就看他既是铁杆东林党人王元翰、创党前辈赵南星的座上客，经常请益，差点把门槛踩破，又是东林人士所看不上眼的李贽、公安三袁、陶望龄、焦?、陈继儒的老朋友，来往密切，吃喝玩乐，高谈阔论；他既是首席阁臣周延儒的知音，得其庇护，又是大学士叶向高的知己，受到垂青。能够不分兰莸，走动两府，正邪通吃，皆表忠心。他不但出力支持为人所鄙视的阮大铖，为其奔赴说项，甚至对内廷有实力，有头脸的宦官，也断不了联络巴结，趋迎邀好……总而言之，其骑墙左右之得心应手，其人前人后之两面三刀，其八面玲珑之奔走讨好，及其书画墨宝的凌厉攻势，可谓无坚不摧，无攻不克，无求不应，无往而不利。尤其他身段灵活，进止得当，有可为时京师活动，无可为时作画卖钱，有险情时回乡避风，有压力时逃遁江湖，官越做越大，钱越捞越多，这都是他为其同时代人所诟病的地方。

三

　　到了万历四十四年三月，年届花甲的董其昌终于藏掖不住，他那两面性之阴暗肮脏一面，全面显露，遂闹出来 “民抄董宦”这件惊动东南半壁的特大丑闻。

　　董其昌时届花甲之年，欲念膨胀，淫心大发，遂导致抢劫民女、强迫为妾的事件发生。他之耽迷房中术，也是明代淫靡的士人风气，但倚财仗势，强纳民女，采阴补阳，行事嚣张，就惹翻了乡亲邻里。后来，不择手段，欺压良民，诬赖逼供，为非作歹，更是天怒人怨。由于出了命案，遂激起民愤，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据明人无名氏 《民抄董宦事实》，“自此无不怒发上指，激动合郡不平之心，初十、十一、十二等日，各处飞章投揭，布满街衢，儿童妇女竞传‘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之谣。以致徽州湖广川陕山西等处客商，亦共有冤揭粘贴。” “十五行香之期，百姓拥挤街道两旁，不下百万，骂声如沸。自府学至董宦门首，拥挤不得行，骂者不绝口。”

　　在这部野史中所录 《松江府辩冤生员申诉状》一文中，我们还看到这位艺术大师蝇营狗苟的一面。 “吾松豪宦董其昌，海内但闻其虚名之赫弈，而不知其心术之奸邪；交结奄竖已屡摈于朝绅；广纳苞苴，复见逐于楚土；殷鉴不远，不思改辙前人，欲壑滋深，惟图积金后嗣，丹青薄技，辄思垄断利津，点画微长，谓足雄视常路；故折柬日用数十张，无非关说公事，迎宾馆月进八九次，要皆渔猎民膏，恃座主之尊，而干渎不休，罔顾旁观之清议，因门生之厚，而属托无已，坐侵当局之大权……”接下来更是不堪入目的秽迹恶行： “谋胡宪副之孙女为妾，因其姊而奸其妹，扩长生桥之第宅以居，朝逼契而暮逼迁，淫童女而采阴，干宇宙之大忌，造唱院以觅利，坏青浦之风声，膏腴万顷，输税不过三分，游船百艘，投靠居其大半，收纳叛主之奴，而世业遭其籍没，克减三仓之额，而军士几至脱巾……”于是，围攻民众，成千上万，四乡八里，啸聚而来，殴其家人，砸其牌匾，毁其赀产，焚其屋舍。

　　在中国，文人被抄家，可谓家常便饭，小菜一碟。有皇帝的年头，兴文字狱，官员来抄，衙役来抄；没有皇帝的年头，大搞文革，红卫兵来抄，造反派来抄，但董其昌，所遭遇到的这种农民暴动式的抄家，在中国文人中间，为独一份，在世界文人中间，大概也是独一份。民抄董宦，野史流传，江南一带，家喻户晓。董其昌的文名虽甚，但不敌其秽名更大，这是他一生中最大尴尬。

　　上帝比较吝啬，不给人百分之百，精明机敏的董其昌，终于暴露其不光彩的另一面。所以，夹着尾巴做人这句话，虽不中听，但细细琢磨起来，其实不无道理，值得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