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的旗帜 世界文论的经典

作者：陆贵山

发布时间：2012年05月21日  来源：文艺报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已经发表70周年了。《讲话》是人民文学的旗帜和世界文论的经典。这个光辉的历史文献，以充满变革意识的实践性、批判性和先进的、深刻的、系统的学理性，不仅体现出它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而且凸显出它的世界意义。《讲话》在全球文论格局中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讲话》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并实现了为工农兵大多数人服务的文学主张，创立了一整套文学属于人民、源于人民、为了人民、表现人民、服务人民、教育人民的理论体系。研究、发掘和实践《讲话》中所蕴涵着的学理系统是一切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学术使命。

　　一

　　《讲话》中存在着一个人民文学的学理系统。《讲话》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这是一个具有母元意义的基本问题，是《讲话》中具有统领作用的学理系统。而其他层面的学理系统都是对这个最基本的学理系统的论证、阐发和展开。“为群众”和 “如何为群众”是宗旨和方法的关系，是目标和途经的关系，相当于过河和船与桥的关系。《讲话》不仅带有原创意义地提出了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文艺主张，而且指明了达到和实现这个主张的道路。“为”和 “如何为”构成一个辩证统一的学理系统。不解决“为”的问题，谈“如何为”是盲目的，是没有意义的；不解决“如何为”的问题，讲“为”是空洞的，也是不能实现的。只有从多层面解决“如何为”的问题，才能切实有效地解决“为”这样一个根本性和方向性的问题。《讲话》为了解决“为”的问题，提出了一整套“如何为”的辩证统一的学理系统。

　　二

　　为人民服务和为人民的政治服务辩证统一的学理系统。《讲话》主张文艺为人民服务，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是延安时期的历史使命所使然。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服务，即为工农兵服务，在当时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的历史条件下，首先为工农兵的政治服务，即为实现民族解放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服务。不能把为政治服务从这个系统中抽取和孤立出来，加以泛化、强化、绝对化、极端化，说成是惟一起决定性作用的元素。与为人民服务紧密联系的，是为人民的政治服务，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和凶险的政治灾难，听命于当时的历史使命，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完全正确的。真理是具体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表现为人民的政治服务；反过来说，不为救国图存的政治服务，根本谈不上为人民服务。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的结束，理应尽早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可惜的是，这个时代的主题性变奏进行得太晚了！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仍然延续着，强化着革命战争时期的提法和做法，一度强调到不恰当的地位，把政治的位置摆错了，甚至把政治的性质搞变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只要政治生活、政治观念和政治体制存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永远是一个真问题和新问题。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不会消失，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相应地改变自身存在的形式、内容和质态。面对时代的变迁和时空的转换，理论家们应当根据新历史条件下的新的经济文化情况，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做出新的阐释，重构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新维度。

　　三

　　审美主客体的关系是文艺学和文艺美学的基本问题。《讲话》中存在着一个审美主客体辩证统一的学理系统。

　　延安时代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使文艺的表现对象——人民大众作为审美客体，获得了有权的主体地位，成为历史的主人。文艺创作的主客体关系开始成为有主体地位的作家艺术家表现有主体地位的客体——人民大众的自觉的审美主客体之间的融合与对话，创作主体向具有历史主体性的创作客体或作为表现对象的人民大众极积地靠拢和趋同，形成高水平的审美主客体的辩证统一。一方面，表现对象是有权的、有历史主体地位的客体，另一方面创作主体通过表现有权的、有历史主体地位的客体对象，完成审美主客体的交互作用和双重实现，呈现出理想状态的审美主客体的和谐统一。《讲话》提出了一整套培育、建构和优化审美主体的思想艺术素养的主张，诸如：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论述、关于努力做“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的论述、关于“要从思想感情上和工农兵打成一片”的论述、关于“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惟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的论述、关于把“了解人熟悉人”当做“第一位的工作”的论述、关于克服各种消极的错误的“创作情绪”，破除灵魂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改造世界观，转移立足点，提升和不断完善自身的主观世界的论述，都是为了使文艺工作者能够更加自觉地实现为作为审美客体和表现对象的人民大众服务的宗旨和目标，从而达到审美主客体的完美融合和高度统一。

　　四

　　《讲话》中存在着反映论和价值论辩证统一的学理系统。《讲话》一方面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认为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惟一的源泉”，坚持和阐发了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同时，又承认作为客观生话的表现对象对人的价值属性。反映不是目的本身，反映是被价值诉求所驱动，并为实现价值为目的。无反映论为依托的价值论和无价值论引领的反映论都是没有意义的和不可思议的。反映社会生活是为了求得文艺与革命任务的协作，促进抗日战争的胜利，实现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即实施革命的功利主义。这种革命的功利主义是实现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价值目标的切实有效的、特殊形态的最高表现。

　　与此相联系，《讲话》中还论述了文艺的审美属性和功利属性的关系，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生活美和艺术美的关系。《讲话》既强调文艺的审美属性，也突现文艺的功利属性。实际上无审美的惟功利和无功利的纯审美都是不存在的。《讲话》既强调文艺的政治性和思想性，又重视艺术性，“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阐明“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在艺术美和生活美的关系问题上，既主张生活美是基础和源泉，坚持了艺术的唯物论，又提出艺术美比生活美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从而阐明了艺术的辩证法，对提升作品的艺术品格和艺术境界具有重要意义。不难看出，《讲话》存在着并论述了文艺的审美属性和功利属性、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生活美和艺术美的辩证统一的学理系统。

　　五

　　《讲话》存在着创作理论和批评理论辩证统一的学理系统、即表现对象和创作主体辩证统一的学理系统。创作理论和批评理论是紧密联系着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都是被文艺观念所制约和驱动的。从实质上看，文艺创作是实践着的文艺观念和美学，文艺批评是运动着的文艺观念和美学。反过来说，从文艺实践和文艺批评的运动中，可以获悉和破译一种相似或相应的文艺观念。《讲话》对创作理论的阐发是完整而系统的：诸如关于创作源泉的理论、关于创作主客体的理论、关于作家发挥创造性劳动的理论、关于创作典型化的理论、关于创作过程的理论、关于创作道路的理论，等等。塑造人物形象是文艺创作的重要问题。《讲话》一方面主张塑造“各种各样的人物”，更强调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正确地理解和处理了人物塑造问题上的多样与主导的关系，构成一个人物塑造问题上的辩证统一的学理系统。“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往往体现处于上升时期的历史阶段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是先进文化思想和核心价值体系的载体。改革开放和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的伟大的社会实践正在并已经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表现这个新的世界和新的人物，对促进和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

　　文艺批评作为运动着的文艺观念和美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强调的主要方面是当做一种开展斗争的方法，以求得作家艺术家的主观世界与革命事业和人民大众的亲和性、协调性和一致性。这是完全必要的。《讲话》提出了具有历史合理性和当代意义的评价艺术的标准问题。尽管把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毕竟主张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辩证统一。《讲话》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既反对空头的政治家，也反对空头的艺术家，用艺术性贬政治性，或用政治性去艺术性都是违反艺术辩证法的，都是我们所不取的。《讲话》还倡导一个更为重要的文艺批评标准。 这个更富于权威性、具有根本意义的文艺批评标准，却长时期被忽视了，以致使文艺的政治标准得到了孤立地、片面地、不适度的强调。《讲话》指出：“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原则，不但适用于过去，而且适用于现在和将来，适用于一切时空和历史条件下的全部创作和作品。这样一个历史标准和人文标准辩证统一的学理系统，启发我们确立审视一切作品的指导性原则：应当把衡量文艺的人文标准和历史标准统一起来。既要考察创作和作品的历史作用，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是否有利于促进“向前”发展的社会潮流，是否具有推动历史前进的历史精神和时代精神；又要检验创作和作品对人民的态度，是否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是否把人民群众视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否有助于改变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是否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历史地实现人的自由、幸福和解放，以凸显文艺的人文精神，从而赋予弘扬文艺的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统一的思想内涵和价值诉求。我们应当是人文精神和社会历史理性的辩证统一论者：既要考虑文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以利于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弘扬“向前看”的历史态度，预示历史发展走向的时代精神和历史精神，促进社会转型和历史变革，正如《讲话》所指出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更要强调文艺与人的关系，努力表现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追求通过不断地改造和完善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历史地、现实地、具体地实现人的自由、幸福和解放，并把人的解放和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看做是同一个过程和同一件事情。社会主义文艺要坚持对历史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坚持表现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的统一性。《讲话》中的这个思想，是与恩格斯所倡导的“美学观点”和 “史学观点”以及文艺应当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等论述，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

　　六

　　《讲话》存在着一个作者理论和读者理论辩证统一的学理系统。如上所述，《讲话》不仅阐发了作为创作主体的作者理论，而且特别重视大众的接受，论证了一系列不可忽视的读者理论。强调研究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大众的面貌和心理，了解和熟悉他们的生活和语言，使他们能喜闻乐见读得懂。

　　在这个创作主体和作为服务对象的阅读主体，即接受主体辩证统一的学理系统中，阐发了诸如：创作情绪和创作倾向的关系、歌颂和暴露的关系、阶级性和人性论的关系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有创作动机和社会效果辩证统一的理论和普及和提高辩证统一的理论。《讲话》的读者理论引导阅读和接受效果，不只限于停留在舆论、精神、心理或语言层面上，而尽可能地引向和诉诸实践，“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可以说，这种关于作品的社会效果的理论，是同类观点中最先进的和最讲究实效的。它追求文艺的实践效果，尽可能地推动人民群众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使读者大众把他们阅读所寄托、所获得的感受和醒悟，化为思想和愿望，尽可能地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变成实现中的物化形态，即通过实现社会变革，历史地实现人的解放，当时首先表现为实现人民大众的民族解放。还有一个动机和效果辩证统一的理论并把作品的社会效果放在问题的主导方面。只强调动机，不考虑社会效果，或只注重社会效果，不讲究创作动机，都是片面的，不健全的。《讲话》关于普及和提高辩证统一的理论指出应当执行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的方针，既强调精英文化，又注重大众文化，既倡导“阳春白雪”，又特别扶持“下里巴人”，好比驾驭文化列车，既有车头，又有车身。这个思想对创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相互融合、双向互动、合理有序的良性的文化生态和文化结构，无疑是富于当代性、示范性和启发性的。

　　七

　　《讲话》存在着继承借鉴和自主创新辩证统一的学理系统。全球化、时代化、与中国化或民族化语境中，存在着一个不可忽视的话语权力问题。应当继承和借鉴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9页)同时“我们应该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毛泽东选集》第2卷，667页)应当反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所谓‘全般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7页)正如《讲话》所指出的：“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作文学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代替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应当反对“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同时要时刻牢记批判继承必须 “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其“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

　　《讲话》正是原创与超越的典范。《讲话》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的理论表述，是对当时中国的文艺运动和文艺经验的科学总结，是调查研究，发扬民主，提升集体智慧的结晶。《讲话》以最广大的人民性，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烈的变革性，承载和代表着文化的先进性，凸显着、标志着、体现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原创精神，不像西学文论那样，把文艺的性质、作用和功能多半只停留和局限在脱离历史社会变革和现实生活实践的孤立的人文、主体、心理、舆论、精神、意识、幻想、语言层面。《讲话》高举实践理性的旗帜，作为卓越的理论经典，领先于全球范围内各种文论思想，形成对世界文论的总体性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