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艺，六十年风华依旧
发布时间：2012年06月07日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记者 刘玉琴 徐馨 等
图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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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哪一家剧院，像北京人艺这样惹人关注：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助推其发展；曹禺、老舍、郭沫若等文学泰斗为其创作剧本，一批话剧及影视名家从这里走出……每逢院庆，如今天的建院60周年纪念，演出与纪念活动都声势浩大——展示这家剧院傲人的家底，见证众人的关爱与期待。
北京人艺何以具有这般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其成功的经验与待解的难题，对其他艺术院团有何启示？
夜幕降临，北京王府井大街22号的首都剧场醒来。剧院外高大的国槐树影婆娑，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槐花香；剧院内刚刚合拢的木质大门和大厅上方华美的藻井，似乎讲述着这座艺术殿堂半个多世纪的传奇。
立足人民，成就人民的艺术剧院
85岁高龄的表演艺术家蓝天野对60年前的6月12日，铭记在心。1952年6月12日，初夏的晚霞尚未褪去绯红，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56号（今20号）紫罗飘香。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代表北京市政府郑重宣布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剧作家曹禺任院长，戏剧家焦菊隐和欧阳山尊任副院长，赵起扬为秘书长。欧阳予倩、张庚、老舍、李伯钊、廖沫沙……一批大家见证了人艺的诞生。“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蓝天野回忆道。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党的文艺政策要求文艺团体走向专业化，由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人称“四巨头”领衔的北京人艺从此有了“主心骨”，明确了为人民创作的艺术方向。
为人民创作，这是这家以“人民”命名的剧院最初的自我定位，也是她半个多世纪实践的方向与艺术传统之一。剧院成立“第一件事”，就是来了个半年的“下厂下乡”。“这半年里，大家不仅真正地深入到生活里，还交了许多朋友，提炼创作了《夫妻之间》、《喜事》，又另选了两部小戏，在北京大华电影院连演55场，很受欢迎。”蓝天野说。四年后，北京人艺有了自己的剧场——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由著名建筑师林乐义设计的首都剧场，为日后剧院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建院那一年的四部小戏，到后来的《龙须沟》、《雷雨》、《茶馆》、《天下第一楼》、《窝头会馆》，60年来，在北京人艺上演的众多剧目中，现实主义作品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而由焦菊隐开创的“话剧民族化”的探索方向，则是北京人艺另一重要的艺术传统，这是北京人艺区别于其他以现实主义风格为主体的剧院的标识，如《蔡文姬》、《狗儿爷涅槃》。正是在多种艺术风格的影响下，人艺创作出诸多经典。
为人民创作，还体现在对观众的尊重。首任院长曹禺在《群众是我们心中的圣人》一文中曾写道我们“尊重群众，尊重人艺之友的呼声，因为你们在我们心中才是圣人，真正的圣人。”把观众视为师友，为戏剧艺术源源不断地培养观众，是北京人艺聚拢几代“戏迷”的关键。跨入又一轮甲子的人艺，即将开辟专门的剧场，为开展群众戏剧创造条件，届时，这家剧院与广大观众之间的纽带将更加坚固。
出人出戏，缔造艺术的辉煌
北京人艺为何一直葆有魅力？曹禺曾说：“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艺术家对艺术的痴迷热爱，对戏剧艺术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治艺精神”；蓝天野说：“如果说北京人艺有什么经验的话，那就是深厚的生活基础，深刻的内心体验，鲜明的人物形象，再加上创作人员对于提升自身文化修养的不断追求”。
而对广大观众来说，北京人艺的魅力就在于：这儿的戏有品质保障，值得期待。这样的口碑，离不开多年来北京人艺对戏剧文学的重视。重视剧本、尊重编剧、广泛团结创作人才是人艺传统。这里，曾一度有“小作协”的美誉，用老导演苏民的话说，“那全是曹禺亲自去拜访的结果。”《李白》的创作者郭启宏就是由曹禺调进北京人艺的。近年来，剧院广纳贤士，刘恒、徐坤、万方等影视作家、小说家陆续拿出戏剧剧本；去年，刘恒、莫言、邹静之等十位作家被聘为北京人艺名誉编剧。与此同时，人艺严把剧本质量关，宁缺毋滥，当年连老舍的剧本都曾被“枪毙”过。
在北京人艺，一部新剧与观众见面之前需过好几道“关”，最重要的便是“艺委会”。据郭启宏介绍，“艺委会”鼎盛时期有30多人，蓝天野、朱旭、郑榕、林兆华、顾威、宋丹丹等都是成员。“一个戏如果质量不过关，就算已排练很久，也会被‘拿下’。”一个优秀剧本要成为舞台上的经典，不知要经过主创者和观众们多少次打磨。《茶馆》一开场经典的“八张桌子”是焦菊隐的精心安排，剧本流畅清晰的结构也得益于老舍与焦菊隐的共同修改；《李白》从写作到首演，修改数遍，在近年的复演中也常常边排边改。
最终让文学人物鲜活地“立”于舞台的，是演员的表演。从舒绣文、刁光覃、田冲、于是之、朱琳、董行佶、林连昆、朱旭、郑榕、蓝天野，到濮存昕、何冰、梁冠华、宋丹丹、徐帆，几代优秀演员所塑造的王掌柜、程疯子、虎妞、狗儿爷等形象，深入人心。人艺的演员为何光华灿然？那是源于对艺术的痴迷与热爱，正如人艺排练场上悬挂的四个大字：戏比天大。
“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是人艺精神的另一重境界。许多艺术家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体验生活，常为一个角色写满一本的“创作日记”。在于是之看来：“我们所创造的形象必须是一个文学的形象，美术的形象，可以入诗，可以入画的形象。一个玩世不恭的演员，连一个玩世不恭的角色都演不好”。黄宗洛所塑造的人物，多是没台词的龙套或只有几句话的小角色。为演好《龙须沟》里一个卖酸梨的角色，他寒冬腊月跟着卖梨的老人做了半个月买卖，而到了演出时，这个角色猫在窝棚旮旯，一声不吭一动不动，背对台口，连灯光也打不到。
这些名家之所以从演员成长为艺术家，还离不开自身的文化艺术修养。于是之、郑榕、蓝天野、朱旭、苏民、濮存昕，无不是诗书画才艺兼备，无不是多年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还有许多年轻演员也在不断加强自我学习——不为别的，就为心中的艺术梦想。如北京人艺副院长任鸣所说，北京人艺是“圣洁的舞台，让人敬畏的殿堂”，许多影视明星如濮存昕、宋丹丹，只要剧院召唤，就会回到这个舞台——在他们心中，与影视相比，戏剧的力量更纯粹；和其他剧场相比，首都剧场的舞台更有魅力。
在人艺舞台上演了48年戏的林连昆，曾为他热爱的观众写下这样的诗句：
我如果高高在上地要“改造”你，你就会远离我，匆匆地走去。
我如果用虚假来欺骗你、迎合你，你就会再也不上我的当。
谁要把你当作“艺盲”或“阿斗”，你就把谁看作浅薄……
也许，这首诗就能诠释北京人艺演员为何能自我成全，自我尊重。那是缘于他们始终如一的艺术信仰和追求。
探索前行，导演成为看家之宝
“人们常说北京人艺是曹禺、老舍、郭沫若的剧院，其实这也是一个导演起着重要作用的剧院。”北京人艺之所以是中国当代戏剧的骄傲，不仅因为这里的经典剧目和艺术家，还因为这里的导演——是他们诠释剧本，引导演员，调动声音舞美，最终让剧本文学蜕变成立体的舞台作品；是他们个人的艺术风格，影响甚至决定着剧院的艺术特质与方向。
迄今为止，北京人艺只有一人获得“总导演”的殊荣，那就是焦菊隐。在人们的回忆中，焦菊隐是那个高大，不苟言笑，喜欢在冬天穿着黑色大衣的人，那个严禁任何人随意进出排练场的人，那个毫不留情批评大演员的人，那个在黑暗的岁月中独居阴冷小屋，最终带着不甘离去的人……北京人艺乃至中国戏剧之所以感谢他，则因为他提出并实践的探索话剧的中国学派——惟其如此，来自欧洲的“话剧”才能在中国落地生根；惟其如此，中国话剧才更有资本在世界剧坛独树一帜。
由焦菊隐提出话剧中国学派的主张是一种必然。他学贯中西，曾任京剧科班中华戏曲学校校长，后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翻译苏联戏剧家丹钦科的专著以及契诃夫的作品；上世纪50年代政府提出西方艺术民族化，则成为他倡导话剧民族化的催化剂。在苏民看来，焦菊隐导演学派的起点是扎根于民族生活土壤的《龙须沟》；使用戏曲程式与锣鼓点的《虎符》，是话剧民族化的突破，但流于形式；《蔡文姬》则是焦菊隐对戏曲美学，乃至传统文化精神的化用，这一点同样体现在《茶馆》中。遗憾的是，因为时代与疾病的摧残，焦先生渐入佳境的艺术探索不得不戛然停止。
与焦菊隐几乎同时代的，北京人艺还有三位重要导演：欧阳山尊、夏淳、梅阡；其后，有田冲、刁光覃、方琯德，苏民、蓝天野，以及顾威、任鸣等几代人接棒。《骆驼祥子》、《雷雨》、《天下第一楼》……这一导演群体偏重写实的生活气息浓厚的现实主义风格，强调讲述本土故事，为后人留下许多保留剧目。同时，其表现手法各有特色，如欧阳山尊有较强革新意识，苏民注重融汇传统文化精神等。在人艺导演李六乙看来，老一辈导演深厚的人文素养、对艺术的真诚，以及对作品现实意义的强调，同样有待后辈继承。
艺术个性鲜明、争议不断的林兆华和李六乙，则是北京人艺另一个重要的导演群体。正是被人艺现实主义土壤滋养的他们，用数十年的实践开拓着焦菊隐倡导的戏剧本土化之路，并将成果带回戏剧故乡欧洲的戏剧殿堂。较早肯定这一点的，是于是之：北京人艺建院40周年，他着重提到两个导演的三个戏，焦菊隐的《龙须沟》、《虎符》，林兆华的《绝对信号》。
1982年，林兆华导演的《绝对信号》成为第一部中国小剧场话剧，从这部戏开始，林兆华更加有意识地借鉴传统戏曲和说唱艺术的美学精神与表演精华，这一点在《狗儿爷涅槃》达到第一次高峰：模糊了场次和时空，流畅地表现出主人公数十个内心片段，一气呵成。在《哈姆雷特》、《建筑大师》等数十部作品中，受传统表演艺术启发，林兆华逐渐将探索重心放在表演上。焦菊隐初步提出的对戏曲美学精神的化用、对自然表演的追求、对扮演意识及戏剧假定性的强调，在林兆华的舞台实践中得到了发展。同时，林兆华有自己的建树，如创造表演多重结构、探索演员在多重角色与表演状态中的切换等。李六乙不仅迷恋中国戏曲，而且有较深厚的理论根基。在探索戏剧中国学派的路上，他明确提出做“纯粹戏剧”，“戏剧就是处理时间和空间，把不可见的时间空间化、形象化，把空间变成一个过程、时间化”。他导演的《北京人》、《推销员之死》就是大胆的实践。
“这两位导演对不同艺术风格的探索，是对北京人艺的丰富。”戏剧理论家刘厚生认为，两人对人艺的另一大贡献正在于此。这一点在林兆华作品中尤其明显，《野人》空灵，《红白喜事》写实，《赵氏孤儿》则用许多反常规的调度和冷静的表演赋予全剧凛然之气。正是这些不断探索的导演，让人艺的作品丰富起来并保持上乘品格。
瞩目未来，尚需负重前行
回望，为了更好地出发。不过，和许多院团一样，人艺的未来并非坦途。人才与观众的流失就是两大难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得到宝贵的发展机遇，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许多演员被影视文化吸引，戏剧观众也被分流，上游缺好剧本、好演员，下游缺观众，这也是许多院团的困境。
面对“剧本荒”，人艺现任院长张和平感触很深，“处在转型期的人容易浮躁，文学创作水平也下降了——作者对生活的深入显然不够，文学中思想的力量也很薄弱。”对这一点，李六乙开出的“药方”是：物欲少一点，责任心多一点；虚假少一点，自我表达的真诚多一点。不过，文学质量的提升非一日之功，何况好剧本的出现可遇不可求。
原创剧本差强人意，人艺其实还有一条路可走，即排演世界经典名剧。早在上世纪50年代，欧阳山尊就将契诃夫的《三姐妹》搬上舞台，后又有《洋麻将》、《悭吝人》，不过这个传统在北京人艺中断已久。排演名剧，是国有剧院应承担的传播经典的责任，又有助于训练创作团队、培养高品位的观众。不过，这要承担一定的票房风险。谁来买单呢？这涉及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团体的定位与发展——又一个转型期的时代命题。
和其他艺术院团不同，有些挑战为人艺独有。最突出的，就是对自我风格的认同，这关乎人艺对传统的认识与未来的方向。撰写此稿，笔者采访了许多人艺艺术家和戏剧理论工作者，写实？京味？欧洲戏剧的本土化？人们各持己见。或许回到人艺艺术道路的起点，焦先生开拓的话剧的中国学派之路，最贴近这家剧院的艺术基因。
不管艺术风格的认同几时达成共识，在张和平看来，创新与包容应是北京人艺应有的精神，“作为国家剧院，人艺首先坚持主流的现实主义艺术观，同时上演其他风格的剧目。如何做到真正意义上创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大课题、大考验。”饶有意味的是，在今年下半年的中国小剧场话剧30周年纪念中，张和平对北京人艺的演出做了这样的设计：大剧场上演由老艺术家蓝天野、郑榕领衔的院庆新戏；小剧场上演一部新创的由林兆华导演的小剧场话剧，对传统的尊重，对现实的关切，对创新和包容的提倡，正在其中。
就在采访张和平时，剧院党委书记马欣推门说道：“演出录像的3D效果出来了，要不要看一看？”戴上特制眼镜，李六乙导演的《北京人》在屏幕上立体了起来，为观众增添几分剧场感，也让演员的表演得到更生动的留存。在不远的未来，北京人艺东扩工程即将开始，其硬件环境将在世界同行中首屈一指。这家有传统、有经典、有对艺术的敬畏之心，又有政府大力支持的艺术剧院，承载着傲人的家底和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真诚期望北京人艺迎难而上，不断擦亮自己的金字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