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义与当代意识
——俞吾金教授在上海大学的讲演
相反，当代意识的表现形式是：“不懂得现在，就无法理解过去。”既然只有当代人是活着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明白，当代人之所以去研究历史，并不是出于“思古之幽情”，而是出于当代人现实生活的需要。而既然现实生活的需要是当代人研究历史的根本出发点，那么，道理不言自明，只有懂得现在的历史学家，才能真正理解过去，才能在以往的历史资料中找到合适的主题和相关的题材。
讲演者小传
俞吾金
1948年6月生，浙江萧山人，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1988-1990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留学，1992年获联合培养博士学位，1993年晋升为教授，并担任外国哲学博士生导师，1997-1998年为哈佛大学哲学系访问教授。2000年起担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2005年起担任教育部首届人文社会科学长江特聘教授。现任国务院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华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理事长、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暨人文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
主要研究方向是德国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已出版《实践与自由》《意识形态论》《问题域的转换》《重新理解马克思》《从康德到马克思》等学术专著20部，学术论文百余篇。
一、历史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
要以批判的眼光对历史资料的真伪进行考察，否则就根本不可能对真实发生的历史做出合理的描述。
无论是就“历史主义”来说，还是就“当代意识”来说，都是大题目。我今天的讲演侧重从哲学上来论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但要讲清楚两者之间的关系，还必须先行澄清历史研究中经常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
第一组概念：历史和历史学
众所周知，英语中history这个名词既可以解释为“历史”，也可以解释为“历史学”。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区分了这两个概念。他把真实发生的历史称作Geschi chte，而Geschi chte这个德语名词则来自动词geschehen,其含义是“发生”；把人们，尤其是历史学家们对真实的历史的描绘,即历史学，称作Histori e。
这两个概念的区分确实非常重要。用哲学的语言来表达，就是人们必须把“被描述的对象”（真实的历史）与“对对象的描述”（历史学）严格区分开来。历史学家们经常发生的一个错觉是，把自己对历史的某种描述理解为真实发生的历史本身。
一般人理解的真实的历史是指已经发生的事情。那么，历史学又是什么呢？历史学就是历史学家们对真实发生的历史的描述和阐释。德国历史学家兰克认为，历史学的最高境界是历史学家对真实发生的历史进行客观、准确的描述。在后兰克历史学的发展中，特别是后现代史学家，对兰克的史学观提出了尖锐批评。
那么，历史学家们究竟是否能够像兰克所说的那样，对真实发生的历史做出客观描述呢？实际上，不同的历史学家对同一段真实的历史的描述总是互有差别的。当后人通过历史学家们书写出来的文本去了解真实历史时，心中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个差别，即“真实发生的历史”与“历史学家描述出来的历史”之间的差别。兰克把客观性、真实性理解为评判历史著作是否权威的最高标准，其实，这个标准就像数学上的极限，只能靠近，永远无法完全达到。
假如人们把历史学家撰写的史学著作视为（语言）符号化的真实历史，那么随着数字化、符号化的发展，他们对抽象符号（包括语言符号）就会有更多的亲和性，甚至盲目地加以崇拜。
第二组概念：历史事实和历史资料
前面已经提到，所有发生过的事情都属于真实的历史，然而，任何历史学家在描述真实发生的历史时，总会择出某些发生过的事情，把它们称为“历史事实”。这样一来，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就分裂为两个阵营：一个阵营是所谓“历史事实”，另一个阵营则是“非历史事实”。举例来说，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把“公元前49年，凯撒带领军队越过卢比康河”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完全可能的是，在同一天，或前后几天中，有好几位渔夫也越过了卢比康河。但为什么历史学家们没有把这些渔夫的行为理解为历史事实呢？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历史事实究竟是如何被认定的？换言之，在已经发生过的所有事情中，究竟什么样的事情才有资格被称作“历史事实”？
一般说来，历史学家们都倾向于认为，应该把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展开过程中的每一个关节点及造成这些关节点的原因理解为历史事实。然而，历史事件的展开是极其错综复杂的，可能存在着显性的或隐性的各种关节点。就像雷达的视野有自己的盲区一样，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观察和思考也会有自己的盲区，因而他们既可能把“历史事实”的头衔错置到一些不重要的事实上，也可能漏掉那些本应成为“历史事实”的重要事实。一般说来，越往古代社会追溯，对历史事实的确定就越困难。事实上，历史学家们是通过各种历史资料，即历史的流传物，如甲骨、金文、陶文、帛书、竹简、石刻、墓志铭、建筑、图像等去确定并理解历史事实的。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可能直接面对已经湮没的历史事件，而只能通过历史资料的媒介去确定历史事实，并重组历史事件。
然而，在长时间流传的过程中，历史资料的可靠性进一步降低了。这里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或者是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故意隐瞒某些重要事实；或者是后人以假乱真，蓄意篡改乃至伪造某些历史资料；或者是文献资料在传抄中发生了谬误；或者是官方历史学家按照王朝的利益曲解了历史资料，从此以讹传讹。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就表明，当研究者们试图通过历史资料去重新确定历史事实，从而重组历史事件时，一定要以批判的眼光对历史资料的真伪和准确性进行考察，否则,就根本不可能对真实发生的历史做出合理的描述。
第三组概念：客观性与理论视角
一般说来，历史学家们都崇拜客观性。实际上，他们越是强调自己的研究成果是客观的，就越表明这种客观性是以主观性为背景的。为什么？因为从语言结构上看，客观性与主观性是相辅相成的。没有一方，另一方就不可能存在。北京大学教授蔡仪在《新美学》中强调：在地球上还没有人类的时候，客观事物就是美的。这个见解很难理解，如果地球上还没有出现作为审美主体的人类，又何来作为审美客体的“客观事物”！
事实上，客观性从来就不是没有前提的，它的前提就是植根于主观性中的“理论视角”。德国哲学家尼采早就认定，个人总是从一定的视角出发去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海德格尔在其著作《尼采》中进一步肯定并发扬了尼采的这一思想。按照他们的观点，历史事实总是在一定的理论视角中浮现出来的。历史学家总是带着一定的理论视角进入其研究活动的，这个视角将决定他能够看到哪些历史事实，也将决定他看不到哪些历史事实。当一些历史学家在研究某个时期的历史或某个历史事件时，得出的结论比较相近，他们便相互认定，他们的结论是客观的。于是，我们发现，客观性的真正秘密不在于研究者们的认识活动是否具有真实性或准确性，而在于他们观察问题、思考问题是否具有类似的理论视角。举例来说，在欧洲中世纪，几乎所有的人都信奉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主张的“地心说”，从而使这种学说在当时具有客观性，但这种客观性与真实性（即真理性）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知道，后来哥白尼、伽利略和布鲁诺都起来反对“地心说”，倡导“日心说”，而“日心说”才是人类对天文现象的真理性的认识，尽管这种学说一度只有少数人相信。
由此可见，任何历史学家要摆脱“客观性崇拜”，就一定要把“客观性”与“真实性（即真理性）”严格地区分开来。“真实性（即真理性）”关系到历史学家的主观认识与真实历史是否吻合，而客观性则只是表明，一些历史学家的理论视角是相似的，因而与客观性有关的乃是普遍的主观性，而普遍的主观性并不一定就是真理性。事实上，任何历史学家对历史资料的甄别、对历史事实的解析都是在一定的理论视角指引下完成的，缺乏反思的历史学家往往看不到这一点。但看不到这一点并不等于他就可以超越一切理论视角来看问题。
这就深刻地启示我们，任何历史学家的思维都不能光向外指向某个对象，更重要的是，要先行地向内指向自己的理论视角，并对其是否合理做出批评性的反思。没有这种先行的批评性反思，历史学家是根本不可能对历史现象做出原创性思考的。
阐明上面这些概念以后，我们就能进入正题讨论了。
二、历史主义
在市场经济负面因素的引导下，票房价值高于一切，与当代人的生存活动密切相关的历史实事却被边缘化了。
历史主义（histori ci sm）这个英语名词源于德语名词Histori smus，是德国学者普兰陀（CarlPrantl）于1852年在巴伐利亚科学院所做的报告《当代哲学的任务》中首次提出来的（参阅黄进兴《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
作为一种有影响的史学理论，历史主义的思潮可以上溯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甚至上溯到意大利历史学家维科。在我看来，历史主义赋予历史本身以无限的意义，而历史主义者信奉的格言则是：“不懂得过去，就无法理解现在。”
下面，我们分析历史主义的三种具体的表现形式：
一是对历史起点和历史过程的崇拜。
这种崇拜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下面主要分析三种现象：
其一，我们发现，人们对“起点”和“起源”的问题始终怀着强烈的兴趣。如果说，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出版前，人们是自发地对起点和起源问题发生兴趣，那么，在这部划时代的著作出版之后，这种兴趣就从自发升格为自觉。比如，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喜欢思索这样的问题：“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并为此而争论不休。其实，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已把我们的思路引向错误的方向，即鸡和蛋从古至今都是不变的，它们中间总有一样东西在时间上是先出现的。其实，往前追溯，在起点上的可能既不是鸡，也不是蛋，而是一个“第三者”，而“鸡”和“蛋”则是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其二，我们发现，人们在做学问时，很少研究问题本身，而真正感兴趣的却是：这个问题最早是谁提出来的，以后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他们感兴趣的不是问题本身，而是问题出现的开端和问题演化的过程。尽管研究问题也需要回顾问题演化的历史，但回顾这段历史的目的毕竟是为了更好地解答问题本身。然而，他们却以对问题历史的回顾取代了对问题本身的研究。一切仿佛都颠倒过来了，问题本身变得无足轻重了，而问题演化的历史或过程却成了至高无上的东西。
其三，我们发现，在中国人中间，崇古倾向是根深蒂固的。如果欧洲人把古代社会描绘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黑铁时代，那么，中国人则倾向于把中国古代社会描绘成“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大同世界。虽然中国先秦诸子的思想迥然各异，精彩纷呈，但在崇古、泥古这一点上，却有许多共同语言。慎终追远、祖先崇拜，始终是中国人在思考一切问题时蕴含的自然倾向。就以当代中国人为例，他们一旦富起来，马上就开始修族谱，修家谱。崇古之热情，跃然纸上。
二是对虚构的历史和历史泡沫的兴趣。
历史小说、历史讲座、历史剧和历史影视作品的流行，表明了当代中国人对虚构的历史和历史泡沫的巨大兴趣和热情。
首先，我们来看以金庸先生为代表的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改编为不同版本的电视剧，堪谓盛况空前。据说，大学生们记不住物理学、化学中的公式，但对金庸先生小说中的人名却倒背如流。虽然这些武侠小说情节曲折，引人入胜，但就其结构而言，却千篇一律：江湖上流传着一本武功秘笈，张三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得到了这本秘笈，于是，他成了武林中最高的统治者。其实，金庸小说所推崇的江湖义气、群雄争霸、好勇斗狠、英雄救美之类故事，对当代中国社会来说，并没有很多积极意义。
其次，我们来看打着“新编”、“戏说”、“水煮”等幌子出现的历史作品。这些作品随意地解释历史事件和古代文献，甚至采用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大搞“关公战秦琼”的游戏。不少历史剧，从剧中人物的语言对白到服装用具再到具体情节，漏洞百出，令人大跌眼镜。比如，新版《红楼梦》电视连续剧插入了一些完全不符合当时历史情景的镜头，就引起了观众和网民的讥评。
最后，我们来看人们如何热衷于在历史的泡沫中游泳。我们这里所说的“历史的泡沫”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主要是指政治斗争中的权谋、窥探隐私的热情、性和暴力的配料。所谓“政治斗争中的权谋”主要涉及历史上英明的皇帝如何驾驭大臣、睿智的大臣如何得到皇帝的赏识、大臣之间如何倾轧、重臣又如何运筹帷幄、功成身退等等。总之，为了达到目的，完全可以不择手段。甚至把“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厚黑学”都用到政治中去。其实，“百家论坛”中的不少讲者注重的正是这种政治上的机巧权术。所谓“窥探隐私的热情”主要涉及皇帝妃子、王公重臣、皇后公主、公子哥儿的私生活。许多历史剧和历史小说津津乐道于后宫、后院中的这类故事，甚至胡编乱造，以迎合相当一部分读者的“猎奇”心态和“窥探隐私”的热情。所谓“性和暴力的配料”涉及穿插在历史剧和历史小说中的性关系和暴力情节，其作用无非是迎合读者或观众的低级趣味，以提高票房价值。
三是对历史实事的厌倦。
我们这里所说的“历史实事”是指具有重大的当代意义的历史人物、历史事实和历史事件。对这些与当代人生命攸关的历史实事，当代人却抱着普遍的厌倦情绪，甚至厌倦到最好把所有这些历史实事统统从自己的记忆中赶出去。比如，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值得加以认真反思的历史实事。众所周知，“大跃进”乃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唯意志主义的典型表现形式，当时提出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是做不到，而是想不到”等等都是明证。遗憾的是，由于反思的缺席，这种狂热和唯意志主义一再重现。
在我看来，之所以出现对历史实事普遍的厌倦情绪，主要是由以下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相关部门还没有深切意识到历史实事对当代中国人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这些历史实事牵扯到一些复杂的人事关系，大家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负面因素的引导下，票房价值高于一切，成了检验一切的标准。于是，迎合受众的低级趣味的历史泡沫便大受青睐，反之，与当代人的生存活动密切相关的历史实事却被边缘化了，甚至被推入到硫酸池中，化作一缕轻烟。然而，往事并不如烟。
三、当代意识
摆脱历史主义的思维方法，确立当代意识，是当代中国人的理论自觉。
何谓“当代意识”？在我看来，当代意识就是当代人通过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现实生活的深入反思，把握了与当代现实生活本质相切合的价值观念，并自觉地把这样的价值观念作为立场和出发点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去。即使是当代历史学家，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具有当代意识，哪怕他天天在谈论当代的事情，也不等于他拥有了当代意识。
当代意识乃是一种自觉的反思性的意识，正是一般以实证科学家自居的历史学家们所匮乏的。“我在思维”与“我意识到我在思维”，完全是两回事。“我在思维”，是我把某事作为自己思考的对象，而“我意识到我在思维”则是我把“我在思维”作为自己思考的对象。
如前所述，历史主义的口号是：“不懂得过去，就无法理解现在。”乍看起来，这个口号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现在正是从过去演化而来的。但细加分析，就会发现，这个口号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从古代到当代，唯一活着的世代是当代人，而当代人永远不可能回到“纯粹的过去”，他至多只能回到“当代人理解的过去”，简言之，回到“现在的过去”，而无法回到真正意义上的过去。
与历史主义的口号相反，当代意识的表现形式是：“不懂得现在，就无法理解过去。”既然只有当代人是活着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明白，当代人之所以去研究历史，并不是出于“思古之幽情”，而是出于当代人现实生活的需要。而既然现实生活的需要是当代人研究历史的根本出发点，那么，道理不言自明，只有懂得现在的历史学家，才能真正理解过去，才能在以往的历史资料中找到合适的主题和相关的题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告诉我们：“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奇指出：“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实际上，马克思和克罗齐都启示我们，不懂得现在，就无法理解过去。
那么，当代意识所要把握的“与当代现实生活本质相切合的价值观念”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正在追求现代化。这些实事正是当代现实生活的本质，与这一本质相切合的价值观念则是：珍惜生命、尊重人格、追求自由、倡导民主、维护平等、强调公正等等。当一个历史学家自觉确立当代意识，并与这些价值观念保持一致时，他回过头去看历史资料，历史资料便以崭新方式呈现在眼前，他也很容易找到合适的主题和题材。
现在的历史剧、历史小说、影视连续剧之所以常常受到批评，因为大部分编导和作者缺乏当代意识。一旦他们不能以上述价值观念作为创作活动的根本出发点，他们的作品就会陷入价值迷乱的状态，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一些早已过时的价值观念，如王权至上、等级秩序、男尊女卑、江湖义气等等理解为自己推崇的价值观念。这样一来，他们的作品不但不能促进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反而充当了这一发展的消极台柱。尽管《夜宴》、《无极》、《英雄》、《投名状》这样的影视作品获得了较高票房价值，但蕴含在这些历史题材作品中的价值观念对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来说又有什么积极意义呢？
值得指出的是，在所有历史题材作品中，某些以维护社会公正作为主导性价值观念的作品，如《包青天》、《海瑞》、《神断狄仁杰》等等，客观上对今天的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在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社会公正既是最重要的价值观念，也是最敏感的社会神经。所以，这些作品都具有很高收视率。这里提到“收视率”也不能单从票房价值角度看问题，而首先要从受众普遍关注这样的主题角度来看问题。这些作品对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生活的发展有意义，但并不等于说，这些作品的作者和编导都已具备自觉的当代意识。事实上，夹杂在这些作品中的许多错误观念，如王权崇拜、清官意识、为民做主、男尊女卑等等，也是随处可见。何况，这类作品也像其他历史题材的作品一样，加进去诸如性、暴力、好勇斗狠等等配料，以致在受众心理上造成这样的印象，即包公没有展昭就无法断案，狄仁杰没有李元芳也无法破案，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保不住。对侠士、武功和力量的过分倚重，给受众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即社会公正只能通过超法律的“江湖力量”来维护。这就大大冲淡了这些影视作品原来主题的严肃性和感染力。
综上所述，摆脱历史主义的思维方法，确立当代意识，不仅是历史研究者，也是当代中国人的理论自觉。
来源: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