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理论自觉自信　警惕殖民文化现象

发布时间：2012年06月12日  来源：《红旗文稿》   作者：李宗桂

　近代中国历史上，帝国主义以洋枪洋炮为支撑的文化殖民主义，给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带来的空前震荡，至今令人心悸；文化殖民主义带给中国人民的心灵创伤，至今疤痕犹在。从历史经验看，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殖民主义有着痛彻肌肤的体会。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某些西方国家利用其强大的经济优势，打着各种旗号，不遗余力地对中国推销其文化殖民主义。从总体上看，我国对于外来的文化殖民主义有着较强的警惕性，并有相当的抵抗力。但是，对于我们自身存在的殖民文化心理，却缺乏应有的警觉、反省和自我批判，从而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所谓殖民文化心理，就是曾经有过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经历的国家，对于原宗主国或半宗主国的盲目崇拜，而在自身文化层面的自甘下人、唯洋是从的卑屈心理。老是觉得自己事事不如人、处处不如人，从价值体系到民俗风尚，从人格追求到审美情趣，都以洋为师，以洋为尊。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态势迅猛增强的最近十多年来，某些西方国家兜售的“全球化”就是经济全球化进而一体化，然后是文化全球化进而一体化，继而是不言而喻的其他方面的全球化进而一体化的理论，本质上就是文化殖民主义。在我国经济社会长足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形势下，特别值得人们警惕和反省的，是仍有一些国人在很多方面以洋为尚，乃至崇洋媚洋，自我贬抑民族文化，自觉不自觉地反映出某种殖民文化心态。殖民文化心理，仍在一定程度上侵蚀着我们的民族文化肌体，妨碍着我们的文化进步。

　　一、 殖民文化心理的表现

　　择要而言，殖民文化心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学术评价中的西化倾向

　　我国的学术评价体系，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是全盘苏化。后来突破苏联模式，情况有所改观，但一些人又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西方模式或者至少说是以西为师、以西为荣。于是，在一些人眼里，文章发表在国外的，就是好的，特别是发表在英语世界又尤其是发表在美国、英国、德国等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就是上乘的。用英语发表的，就是有水平的，否则就是水平不高甚至低下的。在某些高校，大力提倡甚至硬性规定到国外发表文章。凡是在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发表文章的，给予重奖，给予种种好处。某国家重点大学的人文学院甚至规定，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不算成果，发表在国外的文章，算重要成果。而且这种唯洋是举的做法，没有学科划界，笼统要求所有学者照办。

　　我们不禁要质疑：如果是研究甲骨文的呢？难道中国的甲骨文研究成果水准如何，也要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认可才算事？研究中国戏曲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的成果，难道非要连汉字都不认识、连汉语都不会讲、而只能阅读通过英语或者德语翻译过去的中国文献的洋专家的认可才行吗？难道研究中医中药的成果也要洋人认可才显得权威吗？学术评价体系中的这种西化倾向已经到了必须认真反省和努力纠正的时候了。

　　2、人才评价中的崇洋表现

　　如果说，上述学术成果评价标准具有某种自发性和散在性的话，那么，国内一些高校和学术机构的人才评价体制和标准的西化倾向，则带有某种制度化的特征，上至这样那样的“学者”、“特聘教授”，下至青年人才培育，无不以洋身份为重要依据。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有国外工作经历的，其受到的重视程度和得到的优厚待遇，绝非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博士硕士学位并长期在国内为祖国现代化奋斗的学者所能望其项背！

　　某“985”国家重点大学，其人文学科专业招收博士后，居然规定获得国内博士学位的，只能自费；获得国外博士学位的，就可公费。人文学科的中国哲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方向，竟然要求有国外经历者优先！甚至明确规定，在韩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公费；在国内获得博士学位但在韩国有一年留学经历的，优先；没有韩国经历而在国内获得博士学位的，自费，且有严格的名额限制。学术界公认，韩国的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研究，其水准远在中国之下，韩国不少学者把自己的硕士送到中国攻读博士学位，而我们的管理部门居然自卑到这种不可思议的地步！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恶劣的殖民文化心理实质上得到了某种体制机制的支撑。

　　某“985”国家重点大学明确规定：所有申请副教授职称的教师，不分学科专业，必须有出国经历，否则没有申报资格。于是，校内很多青年教师放下本职工作，托关系找门路到国外去混“出国经历”。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的，公共行政管理专业的，无一例外！

　　这种怪诞的现象，可谓比比皆是。只要有出国经历的就是素质好的，就是国际化的，就是需要重视重用的，已经成为一种弥漫于全国学术界的普遍心理，并且逐渐演变成为制度性的评价体制。

　　3、学术会议中的所谓国际惯例

　　西化取向和崇洋心态在一些学术会议中也不乏其例。其中，以所谓国际惯例为口实而崇洋媚洋、自贬本土学术文化的现象突出。表现之一，是在中国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拒绝使用汉语。2006年，国际弦理论学术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开幕当天，三位科学家面对6000多名听众，使用英文演讲，文本资料也是全英文的，导致参加会议的很多中国人听不懂，没有达到学术交流的目的。2004年， “第四届全球华人物理学家大会” 在上海举行。这个“华人”物理学家的国际会议，在“华人”的祖国召开，使用“华人”的钱财，与会者和听众都是“华人”，但从会议发言到论文资料，居然全部使用英语！令人拍案惊奇的是，媒体报道：“部分海外华裔学者提出采用中英文双语，竟被组织者以国际惯例为由拒绝。”这些现象，可以说是典型的殖民文化心理的表现。

　　其实，国际学术会议并非只是或者只能使用英语。1991年，我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参加国际中国哲学会议。尽管会议规定的官方语言是英文和中文，但会议主席、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的开幕词，开幕式上包括三位美籍华裔教授、一位香港教授在内的多位世界各国各地区学者的发言，统统使用的是英语。这种情况，当场受到中国大陆学者代表团和部分中国台湾学者的批评，他们强烈要求按照会议规定，使用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并且要求会议设立翻译。大会为此专门开会磋商，并马上采纳意见，改为中文和英文并用，设立翻译。这是在德国举行、由德国方面主办、由德国出钱的国际学术会议。值得指出的是，参加这次会议的大陆学者中，有著名翻译家、思想史家、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先生等英文精深的专家。但是，他们并不炫耀自己的英文，而是尽力表现自己的民族文化意识。

　　1996年，我在韩国首尔（当时叫汉城）参加主题为“转型期的中国学”的国际中国学会议。会议主办单位是韩国中国学会。参加会议的韩国学者、中国大陆学者和台湾学者，以及其他外国学者，基本都讲中文。同年，我在首尔参加由人民日报和韩国东亚日报联合主办的“东方思想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会议”，与会的韩国、日本、中国学者的演讲和发言，都是讲汉语。

　　上述情况表明，即使在国外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也并非只能或者只是使用英语。所谓国际学术会议只能使用英文是“国际惯例”云云，不过是某些人搪塞人们质疑的借口而已，本质上是殖民文化心理作祟。“国际惯例”论，不过是历史原因形成并且至今存在的西强我弱态势下，某些西方强势国家文化殖民主义的成果，不过是某些人的殖民文化心理的表现。问题的实质，并不仅仅是国际会议使用何种语言或者是否符合什么惯例的问题，也不是什么使用英语就是西方的文化侵略、西化的问题，而是如何看待并体现民族文化尊严的问题。任何时期，我们都应当坚持民族文化自尊，应当有坚持文化的民族性的自觉意识。

　　二、 殖民文化心理的根源及其危害

　　殖民文化心理的根源较深，因素复杂，影响巨大。从现代化进程和发展模式的层面考察，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外发生型的现代化，亦即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原生型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后起的、因外力推动（逼使）而发生的。这种后外发生型现代化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追赶型的，以西为师，以洋为尚。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喧嚣一时的全盘西化论，最为典型地彰显了这种心理。胡适于1930年发表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认为中国机械物质不如人，政治制度不如人，道德不如人，知识、文学、艺术不如人，甚至身体也不如人。因此他“很热烈的颂扬西洋的近代文明”。1934年，胡适在其《信心与反省》的系列文章中，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我们固有的文化实在是很贫乏的。……中国几千年之久的固有文化，是不能迷恋的，是不能引我们向上的。”与胡适的西化论相互呼应的，是陈序经。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在国外留学时期，就写了《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鼓吹全盘西化。1934年1月 ，其在广州出版的《东西文化观》中，进一步发挥此前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一切都不如西方，“非彻底和全盘西化，不足以言自存。”简言之，在胡适、陈序经等人看来，现代化就是西化，而这种西化论正是殖民文化心理的表现，是当时西方列强文化殖民主义的成果之一。从整体上看，后外发生型的追赶型现代化，其价值取向方面唯洋是从的内在局限，提供了殖民文化心理的精神土壤。

　　民族文化主体不彰，是殖民文化心理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近代以来，在对本民族文化的不足和缺陷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时候，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过程中，对于本民族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究竟要建构什么样的文化价值系统，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我们是比较迷茫的，而所谓清晰的模式和路径，往往就是西化论者所宣扬的那套。这种削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实际之足，去适应西方现代化的理论和模式之履的情况，是典型的价值错位，思想迷乱。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模式和路径选择，从西化论到本位文化论再到中国的、中国式的论说，逐渐显示出从西化到现代化的理性，但民族文化的价值主体并没有彰显出来，民族文化的新型价值体系的构建更没有提到应有的日程和高度上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一个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满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新型文化价值体系还没有充分形成。对于中华文化的批判性清理和创造性继承，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和人心凝聚等方面的工作都处在不断地探索之中。这些也决定了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挺立、民族文化主体的彰显，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于是，殖民文化心理的存在甚至在一定条件下的泛滥，便成了并不奇怪的问题。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阐发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念，是我们党在治国理政方面的飞跃性进步，但是，从这些年的实践看，如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念落到实处，发挥其真正的功效，在操作的层面还有许多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现实要求来看，如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变成全民喜闻乐见、身体力行的精神支撑和价值认同，还有很多很艰巨的工作要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包括网络在内的现代传媒，对于社会思潮和社会风尚的引导，起着空前巨大的作用。一些传媒缺乏社会责任，倾心眼球经济，着眼经济效益，热衷炒作，不惜制造奇谈怪论，不惜宣传错误价值观念，可以说，近年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流行，某些传媒难辞其咎。其中对过洋节信洋教的宣扬，对西方文化的片面性的全面肯定，强化了殖民文化心理，导致青年人缺乏文化本根意识，对民族文化缺少应有的价值认同。

　　殖民文化心理的存在，严重危害着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殖民文化心理本身是文化殖民主义的产物，更是民族文化价值观上屈己从人的表现，它在客观上为西化思想提供了土壤。同时，殖民文化心理的存在，也会成为西方某些势力抹黑我国、贬抑我国的口实。更为严重的是，殖民文化心理削弱甚至可能消解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削弱、抑制民族文化的创新精神。在学术操作的层面，殖民文化心理会弱化甚至贬低政治层面和文化层面的“中国化”、“中国特色”的世界意义和时代价值。

　　三、 消解殖民文化心理的途径

　　面对普遍存在甚至某些方面已经被制度化的殖民文化心理，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的措施，以防止并逐渐消解之。

　　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是消解殖民文化心理的首要条件。正如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对于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化建设具有价值重构和精神再造的作用一样，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对于我们重构学术评价系统和机制、对于创新人才评价体制和机制，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当性，认同这个理论的价值理念，自觉践行这个理论，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这个理论，是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必然要求，也是应对殖民文化心理的应有之道。

　　挺直民族文化脊梁，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殖民文化心理之所以长期存在并且泛化于社会，除了前述原因之外，我们的民族文化脊梁挺得不直，也是原因之一。文化殖民主义的施行者是当年的列强和现今的某些西方强势国家，殖民文化心理的承担者和施行者，则是我们自己中的某些人。思想文化被殖民，这个“被”的施行者，并非他人，而是我们自己！心魔只能靠自己去化解。弘扬中华文化，批判性地清理、创造性地继承并转化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赋予时代精神，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文化精神上挺立自我，张扬主体，是应有的路径取向。

　　以我为主，学习外国，熔铸中外，创新学术评价体系和人才评价体系及其价值标准，使其中国化时代化，是值得重视并付诸实践的工作。中国本土学位获得者的地位和价值，应当得到承认。在中国本土重要报刊发表的成果，至少应当得到与在国外发表的成果的同样承认。如果中国本土学历学位的获得者在学术文化实践中得到的是非国民待遇，而外国学历学位的获得者得到的是超国民待遇，那么，要想国人不崇洋媚外，要想真正消解殖民文化心理，就是一厢情愿。

　　弘扬理性的民族主义，光大民族文化，是消解殖民文化心理的又一重要途径。我们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反对民族沙文主义，但应当提倡并践行理性的民族主义。光大民族文化，致力振兴中华，这就是我们的民族主义。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交往和文化碰撞中，“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先生语），这就是我们的民族主义。家国意识、民族情怀，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尤其应当坚守。要让中国文化走出去，首先就要让中国文化在国人心中立起来。在西强我弱的格局下，不是把自己西化或者屈服于西，当然也不是化西，而是要张扬民族文化的精气神，彰显民族文化的价值底蕴。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让全体中华儿女精神上有所归依，价值上凝聚共识，是防止和消解殖民文化心理的重要途径。中国经济的崛起引起世界的瞩目，中国文化的崛起当是题中应有之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文化崛起的基本要求和重要标志。如果我们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大厦上张望世界，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找到休憩之地，则殖民文化心理自然消退乃至消解。

　　说到底，我们应当塑造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底蕴，增强民族文化价值的认同感，挺立民族精神的脊梁，进而从思想文化被殖民的窘态中解放出来。

　　（作者：中山大学教授、文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