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社会松绑
评郑永年《保卫社会》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潘启雯
假设这样一个场景：高速公路上发生了车祸，有辆车不幸被撞翻，一个人被困在了车里。如何解救，有三种办法：其一，立即报警，代价是警察可能来得很慢，被困者生命垂危，等不及了；其二，过路人跟被困者商量：如果给10万元，就把你救出来，并及时送到医院救治……但可能的情况是，被困者一下拿不出10万；其三，过路人中有几个特别善良的站了出来，无偿帮助被困者。
第一种办法，叫作“找政府”；第二种办法，叫作“找市场”；第三种办法，叫作“找社会”。事实上，政府、市场、社会，恰恰是我们展开公共生活的“三种机制”。从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保卫社会》中同样可以找到这“三种机制”的影子和三者间的某种尴尬。单看书名，全书的核心思想就一目了然：对于解决某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回过头去，“重新发现和保卫社会”。
近年来，郑永年以独立而深入的中国研究，以及视角独到的专栏写作，日益引起国际学术界及中国政府决策部门的重视。“对中国时局非常清醒”，是学术界和读者对他共同的评价。郑永年也曾笑称自己“最大的爱好是写专栏”，而且，文章标题中往往少不了“中国”两字。“我的专栏，写的都是我的研究内容。正因为我了解中国，我想得更多的就是如何去改进它。知识分子不应只是教书育人，更应该关心后人，关心公共问题”。
在“中国墙”一文中，郑永年以比喻的方式直奔主题：如果把一个国家分解成为权力、资本和社会，在任何体制下，社会都是最弱的部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是必须被保护的。资本主义制度有保护社会的机制，例如福利制度。福利社会的产生挽救和保护了资本主义，同样，社会主义也有保护社会的机制。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强调的就是对社会的保障。苏东版社会主义的弊端就是社会没有自由，搞贫穷社会主义，政府所能提供的基本权利也难以持续。“社会为什么需要被保护？很简单，最弱的社会，一旦失去了生存权，就会暴力化。在人类历史上，暴力永远是社会自我保护的重要手段。中国社会数千年的农民革命就体现了这种情况。推倒一堵钢筋水泥墙需要的是简单的体力，但要推倒一堵堵‘社会墙’则要困难得多……但现实是，在既得利益的主宰下，这些‘墙’似乎越筑越高，越筑越厚。很显然，如果没有赋权社会，拆墙谈何容易？”
“没有赋权社会，拆墙谈何容易”——这是郑永年以批判者的眼光看待和分析当下种种现实后归结而成的清醒而又理性的文字，促人冷静，令人深思。毫无疑问，一场长达30多年的中国社会改革，有成功的欣喜，亦有迷惘和阵痛，而对于当前的中国研究而言，能发现真问题更显得颇为重要：一方面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改革30多年来积淀下来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又难得地赋予我们客观而冷静的视角，为新的开始创造转机，为评估具体“社会”安全、保卫“对象”找寻具体的切入点，譬如住房保障、收入分配、社会道德、教育改革等等。
在“中产阶级与社会改革”一章中，郑永年以“乐此不疲的信念”告诉人们，以GDP为中心的经济增长，不仅造成可持续经济发展的瓶颈，使内需始终无法打开，而且意味着贫富分化和收入差异，社会正义和维护这种正义的制度手段都将得不到尊重，即使获利者也会感觉到不安全。要实现正义或者表面上的正义，仅靠“到点自行掉头”，希望渺茫。
再以住房政策为例，郑永年在“中国住房政策的症结在哪里”一文中口气毫不含糊：中国房地产问题最突出的一点，“莫过于发展房地产市场的主导思想的严重失误。简单地说，在中国，房地产被视为仅仅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而非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因为商品房兼具投资和消费价值，人们对其价格上涨有预期。开发商利用这样的预期去囤积土地和新房，购房者也会迫不及待地去买房，从而一步一步地把房价逼向新高。”“除了一般商品房的大幅涨价之外，住房的社会功能的缺位，更体现在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供给的极度缺乏。”诚哉斯言，怎么看都不像是泛泛而论，而是有的放矢。
纵观世界各国，但凡房地产市场发展健全和公共住房问题解决得好的国家，几乎都把房地产作为国家社会政策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并不把房地产看作其经济增长的重要资源，也就是说，房地产对GDP的贡献不是这些国家政府的首要考量——首要的考量是社会发展，是社会成员的居住权。经济因素当然很重要，但是这种经济考量是在宏观的社会政策构架内进行的。
收入分配不公是郑永年关心的另一个核心问题。在他看来，打“二次分配”或者一些经济学家倡导的“三次分配”的主意，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导致分配不公和巨大差异的根源在于经济构成、在于一次分配。没有人会否认二次分配的重要性。但是，问题不仅在于二次分配政策的力度尤其是执行力度不够，而且也在于光是二次分配不足以有效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从现实情况看，郑永年认为至少有两大因素在制约着中国政府改变分配收入的“努力”：第一，一次分配制度没有法制上的保障。最低工资制度在多数情况下只针对城市居民，而几乎在所有的中国城市，低收入工作大多是由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从事的。第二，结构性经济垄断对城市不同社会群体收入分配差异影响最大。不同行业的收入不可能平等，但收入差异过大主要是垄断行业造成的：一个只有受过初等教育的抄电表工收入可以大大超过一个在另一行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
另外，郑永年还在研究中发现，中国发展模式在经济上属于东亚模式，但在“保卫社会”方面，还需更多吸取东亚模式的经验。例如，让民营企业和中产阶层壮大，使社会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稳定结构。东亚模式在这方面的一个特点是政府自觉而积极地推动企业创新，而不是像欧美国家那样，企业主要在“工运”推动下被迫创新。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进步在于通过市场化转型发现作为个体的“我”，那么中国下一步的挑战则是如何给社会松绑，通过保卫社会来发现作为集体的“我们”。因此，《保卫社会》所搭的不仅是中国社会的脉搏，也是关乎整个民族未来的脉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