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他与利己的纠结
——现代人难以逃避的真正难题
时间:2011年03月03日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柳延延
近读亚当·斯密的传记，一个长久的困惑，使我特别想了解这个写下《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对西方世界乃至全世界财富观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是怎么将道德情操和发财致富统一起来的。要知道，斯密在前一本书中强调的是利他精神，而在后一本书中则把利己主义当作基本的出发点，而它们似乎是对立的。
我体会，这颗伟大心灵的一生都在为人类的福利殚思竭虑，而利他与利己若能很好统一则会是人类最大的福利。可200多年后的今天，这个统一的任务不仅未能实现，甚至有失控的趋势。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数十位世界上著名的思想家曾把道德的滑坡作为人类在21世纪必须面对的全球性问题之一。我想，经历了21世纪头10年的人，一定会承认他们不幸言中了。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良知的泯灭让人触目惊心，它不但纠缠着我们中国的当下，也纠缠着那些发达的、有充分发育的自由贸易经济制度的国家。
问题在于，我们能将全球性的道德危机，同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全球化浪潮联系起来吗？如果有某种关联（我认为有），那么人类又怎样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市场化的同时，有效地拯救自己的良知，从而避免不断地沉沦呢？我觉得这是现代人难以逃避的真正难题。斯密如果地下有知，他会认为自己很失败吗？
后人对《国富论》的评价相当的高，一本纪念斯密的书写到：在1776年之前的6000年有记录的历史里，从未能就 “谋生”这一主题出版过一部重要的著作，须知谋生是个大问题，它主导了几乎每一个人醒着的每一个小时。“数百年、数千年里，从罗马时代一直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人类挥汗如雨，辛苦求生，往往仅够糊口果腹”。英国学者霍布斯故此将人的生活形容为“孤独、贫穷、潦倒、野蛮、短暂”。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力图将劳动者从霍布斯描述的那种世界的奴役性劳作中解放出来。今天，财富的创造和积累与200多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只要看看现在全球肥胖的人数大大超过枯瘦的人数就能明了，人类的经济活动已摆脱了霍布斯描述的那种“仅够糊口果腹”的奴役性劳作状态——它确实不仅让资本家受益，也让普通百姓受益了。
斯密的伟大在于，他开创了对人类经济活动进行理性思考的先河，他深谙人的“趋利天性”不可避免，它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是“自然法则”，传统社会将趋利视为社会存在的大敌，一个国家或一个人只有使另一个国家或个人相应变穷，才能增加自己的财富。因此，这被认为是一个恶劣的天性。在西方，他们用“原罪”打压人的这个天性，活着就是“赎罪”，趋利就进不了“天堂”。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都秉承这个思路，还记得“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口号吗？对老百姓来说，革命就是革私欲的命。谁家多养了几只鸡、几头猪就有人上门去批斗、宰杀。那个时候物质财富极度匮乏，人们的物欲天性被压抑在很低的水平上。
像斯密这样的有识之士意识到，自然法则是不可抗拒的，只能因势利导。正如利用水往低处流可以发电，合理地利用人的趋利天性可以为人类创造和积累财富。斯密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他所预设的“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和自由贸易的假定之上。他发现，实行自由贸易的经济制度可以让利益诉求不一样的人在市场上各得其所。它有可能为私利的追逐提供一个对他人伤害最少，甚至有利的途径。其基本的逻辑是：如果你想要发财，你不仅要聪明、勤奋，还要让别人能够发财。用今天的大白话说，就是共同富裕。
今天这样的认知已成共识：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最深层的根源在于人的趋利天性。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有可能成为释放人的趋利天性、解放生产力的工具。有学者就指出，中国30年来的发展所做的，就是把百姓手脚放开，释放人要生存、要过更好日子的本性，也恰恰因为这一释放“趋利天性”的主旋律，加上开放门户，等在中国门口数十年的全球化力量得以进入中国，让中国社会终于能尽享发展了两个世纪的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秩序的好处。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