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吗？

2012年10月24日  来源：东方早报

在德国柏林马克思-恩格斯广场（Marx- Engels-Forum）上的雕塑。

　　 东方早报：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个时代已经不是马克思那个烟囱林立，工人阶级苦不堪言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也完成了历史任务。

　　王公龙：马克思生于1818年，1883年去世。恩格斯1820年生，1895年去世。他们生活的时代距今的确已经超过百年，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也有164年了。在这过去的100多年中，资本主义世界的确发生了太多的变化，比如资本主义生产力在一次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所有制形式从原来的个人资本发展到集体资本、垄断资本，甚至出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管理形式也在调整、改良，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出现分离，出现了股份制、参与制、联合制、合同制，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在战后总体上不像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那个时代尖锐，等等，但应该看到，一些涉及资本主义性质的本质规定性至今尚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换句话说，资本主义至今仍是量变，不是质变。比如：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没有改变，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工人的雇佣劳动地位都没有改变。最根本的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没有改变。这是事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过时的关键。其实，这些马克思赖以做出理论判断的基本经济事实，在资本主义国家平稳发展的时候容易被人们淡忘、忽视，但每一次经济危机到来时，人们又会重新想念马克思。毕竟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世界历史上尚未出现对资本主义认识如此深刻、对未来人类社会发展思考如此深邃的思想巨匠。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过去了，但马克思思想产生影响的时代没有过去。谁敢肯定马克思的思想在未来的影响不会比过去更大、更持久呢？

　　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从来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看成夺取政权、巩固执政地位、获取政治利益的“权宜之计”，尽管世界上一些社会主义者在实践中经历了挫折，走了弯路，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是令人尊敬的。就当代世界而言，马克思主义远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因为马克思提出的未来美好社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实现的，它需要一代代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长期艰辛的探索。还应看到，当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然处于苏东剧变后的低潮期，未来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离开马克思主义就会迷失方向。作为中国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源头，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更是不言而喻。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世界也需要马克思主义；今天人们需要马克思主义，未来人们仍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何来马克思主义过时呢？

　　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东方早报：资本主义的形态变化是否会影响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时代的适用性和可信度呢？马克思主义存在这种“时代局限性”么？

　　王公龙：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 马克思、恩格斯就曾坦然承认：“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其实，马克思、恩格斯从不讳言自己的理论有局限性。因为再伟大的思想也是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特定环境，总有其无法超越时空局限之处。比如，马克思、恩格斯主要研究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而在今天的世界上，资本主义制度几乎分布在地球上任何一个洲，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形态日益多样化；马克思、恩格斯主要研究19世纪中期至19世纪末西欧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形势，并针对当时无产阶级运动的特点提出方向性指导，但战后的资本主义无论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都有新的变化。读马克思的著作，不难发现，他对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估计过高，对资本主义延伸、扩展能力估计不足，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估计过快等等。其实，何止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历史任何一种主义都或多或少地有其无法避免的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把自己的理论词句当成不变的绝对真理,要求他人顶礼膜拜。相反, 他们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发展的, 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但是，同样是在1872年的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其实，像马克思、恩格斯这样能够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构建起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宏大理论体系在人类思想史上是屈指可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阐述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社会形态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学说等等，反映的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政党执政规律，蕴含了颇有价值的立场、观点、方法。只要没有思想偏见，只要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只要本着理性的态度，他就不会漠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东方早报：20世纪的资本主义可以说是在“马克思的幽灵”的游荡中提心吊胆着度过的，马克思主义也为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自我革新提供了不少理论资源和变革动力吧。

　　王公龙：这是一个观察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独特的视角。我们不妨这样来思考：首先是理论批判。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对资本主义批判最为深刻、最为彻底的理论，这种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不仅使得资本主义提心吊胆，极端地仇恨马克思主义，而且也迫使资本主义不得不对自身的弊端进行深刻的反思和纠偏。比如，既然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主义一切罪恶的根源，埋葬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动因源自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阶级斗争是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途径，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资本主义要延续自身的生命，就必须缓和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防止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基于这一逻辑，资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提出“人民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等口号，并建立了福利国家制度，力图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劳资纠纷，缓和社会矛盾。其次是实践斗争。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众多地区广泛实践的世纪，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矛盾和较量的世纪，美国和苏联两个意识形态迥异的超级大国还发动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尽管冷战最终以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而告终，但客观而言，这种源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主义运动无疑也对资本主义带来了“倒逼机制”，成了西方资本主义自我改良、自我更新的外部压力。压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动力。此外还有经验借鉴。最为典型的是美国历史上的“罗斯福新政”。1929年的大萧条是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首次经济危机，也是足以危及资本主义生命的经济危机。戏剧性的是，这场大危机的爆发正值苏联崛起。在西方世界忧虑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时，苏联经济却一枝独秀。当时西方出现了一个“不分意识形态，众人开始以苏联为师”的特殊现象，西方的一些著名的政界、经济界人士，纷纷前往苏联取经，“计划”一词成为政界最时髦的名词。一时间，美国和西方国家对苏联计划经济“转变为模仿”。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成了自由派资本主义的救星，在世界经济大恐慌的年代，促使西方社会放弃对传统派自由市场学说的信仰。从苏联计划经济中获得了启示，罗斯福开始推行“新政”，从而帮助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度过了空前的灾难，避免像德国、意大利、日本那样走上法西斯道路，通过对外战争转嫁危机。

　　即便在今天，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方式仍在启发资本主义。奥巴马上台以来连续刺激经济的举措，不就是政府介入经济生活吗？与“罗斯福新政”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针对西方国家的各种救市举措，英国《卫报》网站在2008年10月12日的刊文认为，“我们现在知道了，在21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离开社会主义将无法运行，它们将依赖国家提供的资金。”尽管不能说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所主张的经济发展的计划性和政府调控的必要性，已一再被历史和现实所证实。

　　东方早报：在这个全球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还能为我们带来哪些启示？

　　王公龙：在资本主义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我们认识当下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有价值的理论工具。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世界许多人走进书店，重新捧起《资本论》，请教马克思。虽然《资本论》并未预言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西方将经历金融危机的痛苦，但这次危机并未超越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逻辑——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毫不夸张地说，此次危机再度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美国学者约翰·卡西迪在谈到马克思时曾说过：“他确实是一个通晓我们的经济制度的人。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他的作品就值得拜读。”

　　其实，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远不止于此。在资本主义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今天，如果我们带着现实问题去重温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就容易从中获取诸多启示。比如，虽然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胜利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但正如马克思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律经济学创建者理查德·波斯纳在其《资本主义的失败：08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降临》中特别强调：次贷危机、金融海啸与经济萧条只是相对于“欧洲式”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的“美国式”资本主义的某一次尝试的失败。他坚信资本主义制度既然能挺过“大萧条时代”，这一次也能挺过，“因为所有针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都名誉扫地了”。言下之意，资本主义的内在活力是不会消亡的。这种观点恰是包括弗朗西斯·福山在内的众多信徒的共同心愿：资本主义会因此次危机而进行生产关系等方面的调整，会在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进而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尽管他推导结论的依据尚难以令人信服，但资本主义的韧性也是不能低估的。问题在于，既然资本主义在相当时期内不会灭亡，人们就不能不思考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和平竞争、互利共赢的相处之道。

　　比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讲，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物，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思想的当代意义是，任何国家都要适应历史潮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过程，善于吸收和借鉴，始终保持开放性，这是增强自身生命力的唯一路径。但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也是一个侵犯国家主权、侵蚀当地文化和传统、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很有争议的过程。基于西方资本主义占据全球化主导地位的现实，如何在全球化大潮和自身经济独立之间保持平衡，如何在政治与文化上保持独立自主，也是不能掉以轻心的课题。

　　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经验与教训

　　东方早报：上世纪90年代的苏东巨变对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何种挑战？是否如梅格纳德·德赛所说，苏东巨变可以理解为一种“马克思的复仇”？

　　黄力之：英国学者梅格纳德·德赛的《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中文版出版于2006年。他用了“马克思的复仇”这样一个说法来解释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失败。这跟相当一些人的理解不一样，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的人士一般都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或者是挫折，而“马克思的复仇”这一说法的含义是马克思被20世纪的社会主义者曲解了——用大家感兴趣的、马克思自己的一个说法是“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到了一定的时候，马克思让这些曲解者失败，以解遭歪曲之恨。这当然是一种戏剧性的表述，没有人能证明马克思会不会这样做。

　　但是，恰如你所问，在理解1990年代的苏东巨变对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何种挑战时，这一说法自有其意义和价值。什么意义呢？就是说，20世纪实际上存在的社会主义是不是马克思的设想。如果是，那么马克思就失败了；如果不是，那么马克思就有权利让假马克思主义者失败，以示报复。

　　但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绝对的“是”还是“不是”的问题。应该说，20世纪的社会主义既包含或者体现了马克思的设想，也在一些地方违背或者超越了马克思的设想。

　　梅格纳德·德赛认为，20世纪存在过两种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是资本主义之外独立的社会主义政权，即苏联体系；二是资本主义内部的议会社会主义，但它们在全球化下都失败了。原因在于，在马克思的思想框架中，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而20世纪的历史发展表明，资本主义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简单地说，德赛重复了历史上的一种说法，社会主义发生在不适时宜的时候，是“早产儿”，“早产儿”的成活率要低一些。

　　我们可以把问题置于历史之中来讨论。俄国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前后，孟什维克和西欧社会民主党人曾都用俄国生产力与文化的落后性，拼命反对俄国革命，预言布尔什维克革命必然走向失败和破产。

　　1999年公布的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1918年）中就说，我过去和现在都说：俄国就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无产阶级人数以及群众的文化程度和自觉程度而言还没有作好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因此列宁设想的社会实验必然要失败。破坏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样做不会不受惩罚。

　　这样，列宁同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争论，实质上是关系着落后国家能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和怎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是坐待经济文化条件成熟之后，再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呢，还是在革命条件成熟时不失时机地夺取政权，然后再发展经济和文化呢？列宁对理论教条主义说了“不”，列宁说，我们没有从一切书呆子式的理论规定的那一端开始。

　　现在我们可以想象，一方面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景，另一方面有了革命的契机，苹果落到了你手上，你能说不要吗？近年来解释中国问题时有“告别革命”之说，也是假设历史，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我的意思是，即使梅格纳德·德赛说得有些道理，也不能说当时不该革命。我认为，德赛说法的全部意义在于，那些在革命中绕过了的马克思的思想，现在必须回过来认真看待。德赛本人似乎对自由市场体制的生命力看得太重，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当下的欧债危机，还是在证明马克思的预见，形势比人强啊。

　　东方早报：在哪些方面，马克思被误解了？比如意识形态色彩的过浓？

　　黄力之：我认为，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确存在马克思被误解，或者说误读的现象。比较突出的有：对马克思的人性、人道主义思想的忽视，以阶级、阶级斗争来排斥一切共同人性、人的价值。包括你说的“意识形态色彩过浓”。

　　为什么在苏联会发生对无辜者、普通人的迫害的现象呢？俄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鲍·斯拉文认为，斯大林误读了马克思主义，他说：斯大林阐释的共产主义是一个目标，是可以不惜付出任何牺牲并利用任何暴力手段也要实现的目标，这种斯大林式的阐释给马克思的社会理想造成了并且在继续造成很大的危害。这种对共产主义的中世纪的阐释，使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失去了其基本的人道主义核心。他还提到一件事，斯大林曾经在一本书中看到了“人和为了人而掌握人的本质”——这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用语——批阅道：“这段引文指的是什么?”说明斯大林不知道，也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实质的理论根据。

　　关于“意识形态色彩过浓”的问题，苏联和中国都存在过这样的现象：所谓社会主义文化只能表现社会主义的生活现象，理由是马克思说过“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其实马克思用了“或快或慢”一语，这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也不能简单判断有多少时间的期限。

　　英国学者S.柏拉威尔在分析马克思的这段话时说，马克思用了一个有重要意义的暗喻：“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物质“基础”。人们很容易从静止的概念去理解，实际上马克思要表现的却是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现象。因而马克思又使用另一个比喻部分地修正了前一个，他用了“变革”一词，德文原义带有“翻转”“滚动”的意思。的确，“翻转”、“滚动”的历史延续性含义就非常明确了。

　　可见，按照马克思的全部理论，社会主义文化相对于资本主义文化而言，并非是绝对的和纯粹的，它与历史上的文化——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存在着交错的现象，就是说，社会主义文化中存在过去时代的文化现象其实是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对其进行意识形态批判是违背马克思的原意的。

　　东方早报：有种说法是“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意味着一种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么？

　　黄力之：自“9·11”以后，“原教旨”这个词被妖魔化了，其实，我认为对一个思想体系来说，“原教旨”的含义是中性的，它是指其基本立场与思想的存在。

　　当然，我们可以不用这个词儿，我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原生态”，定义为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文本中所表达的思想。所谓“回到马克思”，即首先回到这儿。

　　为什么要“回到马克思”？我的看法是，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尽管马克思主义是法定的国家意识形态，但对马克思主义原生态不以为然的态度，却已经成为一个默认的趋势。

　　某地方党校的一项调研报告指出：现在党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没有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源和流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基本原理教学安排不够或根本就没有了，现在许多领导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仅仅就是一个概念而已，对它到底有些什么具体内容并不知道。

　　培训设计的偏差证实了对马克思主义原生态不以为然的态度。在一些人看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当今时代已经不适应了，只要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教育就行了。这种做法，一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价值不符合，另一方面客观上加剧了对马克思主义不相信的倾向。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令人担忧。从逻辑上说，如果思想的河流有了“流”就可以了，就不必要“源”了，但没有“源”的话，“流”又何以存在呢？

　　何况，前面已经说过，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思想的忽视，或者说不知道，造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误，此一教训是深刻的。

　　东方早报：在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时代的马克思，是《资本论》的作者，是一位面孔严峻、目光锐利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家；在列宁主义时代，马克思则成了《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一位风尘仆仆、激情满怀的革命家；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马克思则又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作者，一位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思想家”？马克思究竟是谁？

　　黄力之：你说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构建性问题。按照解释学的理论，任何思想在被他人述说时，总会出现差异。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注意到，马克思逝世后留下的手稿混乱不堪。有些著作没有完成，而且还自我修改。1930年前后，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出版证实，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几乎可以从马克思的观念重新发现的角度来书写。

　　我们总是批评教条主义，其实，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教条主义者。任何一种思想，只要“说话者”不在了，就没有人能够字字照办，句句照办，后来者必须进行选择，对字句的解读本身就是一种构建。事实上，自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后来者都在进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工作，因为他们既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离开了就不叫马克思主义者了），也离不开时代的要求。

　　我的理解是，马克思主义原生态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之间的关系是：“适者用之，不适者暂时搁置。”邓小平作为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指出：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回答“马克思究竟是谁”这个问题，既取决于马克思的文本，也取决于我们时代的要求。这意味着，我们既要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原生态，但也要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当下问题实现对接。显然，毛泽东、邓小平开启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都是循此原则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构建性过程是不会凝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