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融入全球化的进程
作者:李惠斌
时间:2011年08月03日 来源:中国政府创新网
写这篇论文的目的之一是想通过简单地回顾中国文化的历史从而证明这样一个结论，即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就是中国文化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希望通过这个研究，使人们走出把“中国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这两个概念相混淆的概念误区。我在这里使用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方法，即把中国文化的本质归结为到目前为止以及未来的全部中国文化发展史，而不是归结为中国文化的某个阶段的特征或某几个方面的特征。具体地说，我们不应该只是把中国文化归结为儒释道，而是应该归结为全部中国文化历史的总和。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主要地发生了三次较长时期的中外文化交融过程：第一次是东汉以来佛教文化的传入，第二次是明清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制度与科学技术的传入，第三次是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之传入中国。因此，从历史的意义上说，中国文化就是西方文化不断地传入中国，在中国实现本土化（即不断地与中国文化进行融合）的历史过程。
一、佛教传入中国――中外文化的第一次交融
中外文化的第一次交融，开始于中国历史上的东汉初期。
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概是在中国文化处于衰败 时期的两汉交替之际，中国北部的匈奴人占领了今蒙古国的一大部分后，进一步将领土西扩到当时作为佛教中心的印度北部。这就是说，当时的这个佛教中心成了中国版图的一个部分。于是，就在中国境内组织了多次佛法大会，弘扬佛法，网络人心，巩固扩大了的帝国。到汉明帝永平３年，则组织了第四次由５００名佛教僧人参加的佛法大会。后来，汉明帝干脆在洛阳建了一个白马寺，集中一批僧人在寺中研究、翻译和传播佛教经典。从此，佛教文化在中原地区落地生根，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这种文化传播在当时还是有阻力的。这表现在：（一）汉明帝本人不得不以“托梦”的方式来提出建立白马寺的动议；（二）白马寺刚建立时，官方规定不许普通百姓出家。可见一开始引进佛教文化时官方的态度还是十分谨慎的。但是，尽管如此，据《魏书释老志》记载：“自兴光至太和，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人。延昌 中，天下州郡僧尼等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神龟中，寺至三万有余。”这就是说，从北魏太武帝到孝明帝期间不到９０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佛教寺院增加了一倍还多，发展到３万多所，僧尼达数十万之众。仅洛阳城内就有新旧寺院上百所，和尚尼姑两千多人。可见当时佛教文化在中国已是盛况空前。
从东汉初期佛教引入中国，到北魏时期，不到５００年的时间，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早就远远超出了印度佛教原有的规模和原来的内涵。一方面，当时许多著名的高僧都精通中国的玄学，因此，通过他们翻译的大量佛教经典都带有浓厚的玄学色彩；另一方面，他们也往往从佛性和佛理的角度来重新注解老庄的学说。因此，这种早期的中外文化交流，不仅促进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而且丰富了外来文化本身的内涵。例如，据《高僧传卷４支遁传》记载，白马寺高僧支遁经常在寺中与人谈论庄子的《逍遥游》。有人解释庄子的“逍遥”说：“只要适性，即为逍遥”。支遁则说：“不对，像桀跖这样的人，以残害生命为其本性，如果说适性即为逍遥，那岂不是说这样的人也能得到逍遥了吗！”支遁后来潜心注释庄子的逍遥篇，使得群儒旧学，莫不叹服。 支遁在白马寺注庄子逍遥篇，这不能不说是中外文化溶合的一个绝妙的图解。从上面的数字可以看出，如果佛教不能与中国文化溶为一体，实现所谓的本土化，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发展。而佛教寺院在中国的巨大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当时的玄学研究，这也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上述魏晋时期寺院数量之多，我们可以找到当时黄老学说突然兴盛的真实原因。佛教信徒和佛教文化的大发展引出了人们对中国本土文化的研究兴趣和研究需求。佛教经典中的“空”、“净”、“因缘”等概念与中国老庄思想中的“有”、“无”、“意”、“像”等概念具有很多一致的地方。这两种文化的互读，使得双方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佛教文化在与中国的老庄学说相互交融的同时，也与中国的儒家学说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就佛教典籍本身而言，它与坚持忠孝礼仪的中国儒家文化是有冲突的。但是，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它要在中国本土生存和发展，不从根本上改变自己，从而融入中国文化本身，是很难想象的。后来的禅宗之所以受到普遍的欢迎，也正是因为它更积极地融入了中国的儒家文化。它不仅在哲学上吸收了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唯心主义和先验论思想，而且全面吸收了其中的忠孝仁义思想。我们可以引一段佛经来说明佛教与儒家文化的这种融合。《坛经》讲道：“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惠能的弟子大照在《顿悟真宗论》中讲：“世间所有森罗万象，君臣父母，仁义礼信，此即是世间，不坏。”这些经文和佛理不但照搬了儒家的思想，而且照搬了儒家的概念和用语，从而使佛教完全中国化了，成为一种中国本土的强势文化。
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的老庄学说和儒家文化融合，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语言文字中的“色”、“法”、“相”、“本”、“末”、“真”、“幻”、“体”、“意”、“心”、“因果”、“境界”、“境地”、“心境”、“唯心”、“唯物”、“唯识”、“意识”、“精神”、“意见”、“觉悟”、“觉醒”，等等，大都是在这种融合过程中产生和明确起来的。这对于中国思想、中国哲学、中国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都曾产生过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近现代中西文化的大融合
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始于元明之际。与从前的居高临下姿态不同，近代的中外文化交流是一种对等的交流。自元朝以来，逐渐有了海上交通，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成为可能。元世祖２３年，即１２８７年，在前２０年对外交往的基础上，广东杨庭璧奉诏把包括南印度在内的１０个南洋国家的代表招来（史书称为“来降”），算是与这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并从此推进了与这些国家的官方贸易往来。到明初郑和下西洋时，中国已经能够建造长１４７米的大船，一次出访人数达到２７，８００多人，说明当时中国的对外交往能力已经很强。１５８１年前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西方天主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思想。中国遭受八国联军入侵之后，丧权辱国的现状使清政府官员提出了变法图存的思想。其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即受命组织学生赴美欧深造，学习西方文化。同时，在福建、浙江等地组织发展造船业和相关的机器制造业，开始了所谓的“洋务运动”。这期间中国学生出洋学习成风，有的是政府出钱，有的是教会出钱，也有的是自已出钱，许多人去美欧学习，更多的人则去日本留学。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在日本的中国学生有时竟达到数万人。
也就是在这期间，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名学》、斯宾塞的《群学》、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一大批著名的西方学术名著开始陆续被翻译成中文。使更多的人开始接受当时西方资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和文化。这种所谓的“西学东渐”在中国先后引起了三次重大的社会变革运动。
首先是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发起的维新变法运动，这些“新派人物”，利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人权和进化思想，最早地在中国发起了反对封建专制和几千年保留下来的封建思想的大论战，对中国的封建独裁政体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谭嗣同甚至大声疾呼：中国人“但读宋明腐儒之书”，“自命为礼义之邦”，实际上却是“人间地狱”。其批判的力度可见一斑。这是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次挑战，也是近代中国人试图使西方文化本土化的第一次尝试。可惜的是，这次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运动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专制势力镇压掉了。
其次是中国的辛亥革命运动。虽然中国的戊戌变法并没有像日本的明治维新那么幸运，而是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对于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却保留了下来，并很快地形成了一个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就是中国的辛亥革命。这期间不但出现了像严复这样的翻译家和学问家，同时也出现了像孙文、章太炎、吴稚辉、邹容等这样一批学贯中西、既有革命理论又有革命实践的社会革新人才。他们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思想武库中“拿来”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治国方案、天赋人权论、民族主义、进化论和机械唯物论等作为进行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从而为辛亥革命的发生作好了思想、理论、制度、组织和人才等各方面的准备。其中最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则更是从其中总结出了系统的有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理论，并使其成为当时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于是，在戊戌变法运动（１８９８年）发生后不到１３年，中国就发生了彻底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使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王朝从此寿终正寝。辛亥革命所引发的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引入和逐渐本土化，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过程至今持续不断。
再次是中国的“五四运动”所引发的另一场以推翻“三座大山”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运动。与民主主义革命一样，“五四运动”也是全面吸收了西方国家的先进文化和先进思想，并据此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清算。最著名的是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文化语言。所不同的是，“五四运动”及其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向苏联学习、“走俄国人的路”的口号，从而选择了一条社会主义的道路。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有关东西文化的大讨论。这次讨论参与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都是前所未有的。参加这场讨论的学者有包括《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笔名仓父）以及李大钊、瞿秋白、蔡元培、郭沫若、屈维它、毛子水、傅斯年、汪淑潜、张东荪、章士钊、胡适、吴稚晖、梁漱溟、梁其超、陈嘉异、钱智修、张煊（与毛子水对立，称“国故即科学”）、蒋梦麟、朱调孙、胡愈之、冯友兰、柳诒徵、张君劢、严既成、刘伯明、恶石、李石岑、吴宓、坚瓠、实庵、沈泽民、昌涂森等在内的数百人之众，他们从１９１５年开始在《新青年》和《东方杂志》等就“东西文化”、“新旧文化”、“新学”、“旧学”等问题展开讨论，持续时间十余年，发表文章近千篇，出版专著数十种。这些辩论从正反两个方面见证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这其中既有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的中国化过程，也有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制度中国化的过程。甚至到今天为止，这两个过程（前者在中国的台湾、香港和澳门，后者在中国大陆）还在进行之中。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外文化之再次交融
对于中国大陆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时间比较长的中外文化融合过程，这期间产生的思想内涵之丰富，是历史上少有的。当然，由于政治和历史的原因，这个融合过程中所发生的艰难和曲折，也不比历史上其他的融合过程逊色。
说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们首先想到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不错，就主流意识形态而言，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理论上的飞跃。“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走俄国人的路”，从此开启了一场持续时间至今将近一个世纪的“西化运动”，即新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运动。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经验和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也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不过，我们从文化的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不限于上述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而是在一个更加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个过程。具体地说，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其相关人员个人著作的中国化。从语言文字上完成这些曾经在西方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经典著作的中国化，这是许多早期的翻译家和后来的中央编译局集体完成的一项奠基性的工程。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研究方法上的局限，目前对于这些文献的研究和理解还是很有限的。但是，尽管如此，这些文献对于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除了这些经典著作以外，由于研究的需要，中国还出版了大量与上述经典作家有关的人员如蒲鲁东、拉萨尔、普列汉诺夫、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这些著作虽然是出于批判的目的被翻译出来的，但是，它们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传播，远远超出了当时翻译出版和允许翻译出版这些著作的人们的意图和想像力。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博大精深，为了深入理解这些著作，几十年来我国翻译出版了大量全面反映西方思想发展历史的其他经典著作，从伯拉图、亚里多士德到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从荷马到但丁。对中国人来说，如果不了解这些著作，就很难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三）由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我国近２０年来翻译和出版了大量反映现代（即马克思之后）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状况的著作。从现象学到解释学，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从新自由主义到新保守主义，从凯恩斯主义到新制度经济学，从自然主义到印象主义――中国人对西方的制度、思想、经济、文化等来了一个全方位接触。中国的２０年改革开放，使得中国文化真正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创新和文化上的这种积累，为在中国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现实的可能。
（四）马克思之后，西方社会科学进一步划分出诸如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独立的学科，这些学科大都能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它们的源头。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马克思的学术思想在现代的发展和延续，虽然其中不乏反对马克思的学术流派。中国曾经拒绝这些学科本身，不承认它们的学术合法性。改革开放后，我们也开始引入这些学科，而且许多中国学者能够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和在中国普及这些学科。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在全面引进前苏联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种政治经验的同时，也没有完全停止引进其他西方国家的学术和文化。在全面介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同时，也翻译出版了各种“灰皮书”，尤其是商务印书馆长期出版的西方学术名著，对中国大陆学术界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是迎来了学术和文化发展的春天，中西文化的融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继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之后，中国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正在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正进一步畅开胸怀，包容全世界所有优秀的文明成果和先进文化，推进大胆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上全面完成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辩证地和历史地统一。
总之，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国本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她已经象当年的佛教文化一样，成为中国自己的一种强势文化，而不再是一种“西方文化”。中国２０年来将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经验。
不过我们这里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并非仅仅是一种抽象化了、作为一种指导思想或“行为指南”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作为文化整体的世界文化。马克思主义作为某个党派的意识形态，可以是某一个人的思想，也可以是某一个群体的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可以以某一个个人或某一个群体的名字命名。但是，它作为一种本土化了的世界文化，是历史进程中思想、制度和器物的总和。阐述它们的不可能是某一个群体的领导人或其领导集体，而是一些专业的研究人员，他们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将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关于“三个代表”的思想，尤其是其中关于“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思想和进一步“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思想和理论，为中国文化全面融入世界先进文化，即吸收人类全部优秀文化成果，以便发展中国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际上，这是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可以容纳全世界所有先进文化并与之进行平等交流的、开放的文化平台。
四、中国文化之特征分析
１ ．什么是中国文化？
以上我们分别从古代和近现代对中国与西方文化融合的历史作了一个粗略的回顾。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这两个时代的文化融合的特点是不同的。古代的融合明显地有一种相互促进，相互交融，最后达到丰富中国文化的过程。而近现代的融合则更多地是一种“拿来主义”。中国本土当时基本上没有系统的有关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和理论，更没有有关科学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和理论。因此，这两种制度和理论都是从西方“照搬”过来的。文化史上称为“拿来主义”。想来这也就是谈论“中国文化”的人往往避开这一段文化历史的原因。
在我看来，中国近现代文化虽然有一种“拿来主义”的特点，但还不能说是一种“全盘西化”。因为按照历史解释学的观点，传统不是过去了的东西，而是贯穿在现实中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从中国近现代的发展史中离开，相反，它已经融入了中国近现代的发展史中。这就是所谓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以及西方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的“本土化”或者叫“中国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我们谈论中国文化时，我们就不能只谈中国古代文化，而避开谈论中国近现代文化。具体地说，在我们谈论中国文化时，我们不能只谈中国的儒释道，而不谈中国近现代出现的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如“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等等。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文化就是到从古到今（也包括未来）的中国文化史。当黑格尔给哲学下定义时，他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史。这是因为只有全部的哲学历史，才能全面反映哲学的本质。文化也不例外。离开全部的中国文化史，任何对于中国文化的定义都是片面的和抽象的。只有全部的中国文化史，才能最全面地界定中国文化的本质。
２．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平时人们谈到“中国文化”，往往会想到裹小脚、娶姨太太、西北风情、中国茶、中国瓷器、中国功夫以及用筷子吃饭之类中国特有的器物和习惯，还有就是中国的儒释道。形而上的中国文化就是儒释道，尤其是儒家文化。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是一种抽象化了的中国文化概念。因为中国文化与目前的伊斯兰文化（至少与我们所理解的伊斯兰文化）不同，她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所以，人们平时所理解的中国文化，只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侧面，一个抽象，其范围只是中国文化史中的一个部分而已。不要说儒释道中的“释”也曾经是一种外来文化，就是所说的“道教”和“儒教”，也是融合了佛教精华后的中国文化，也断不能说是纯粹的“国粹”。
实际上，人们往往在语言中有意无意地把“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古代文化”）这两个概念弄混淆了。这里实际上有一个认识论或方法论上的错误。本来中国文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总体。但是有的研究方法象剥葱一样，总想找到里面的“本体”，这就免不了会把中国文化抽象化。按照这种研究方法，“儒释道”也不能说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为至少其中的“释”就是一种本土化了的外来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汉以降就没有纯粹的中国文化。所以我们说这是一种认识论或方法论上的错误。从上面的历史回顾来看，在这个问题上比较科学的态度是把近现代以前的中国文化称为中国传统文化，而把中国文化的整体，即到目前为止的全部中国文化史(当然也应该包括它的未来发展)，称之为中国文化。相信这是一个比较科学的概念划分方法。
３．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之融入全球化的过程。
按照我们对于中国文化的重新定义,我们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就是中国文化之融入全球化的过程。这句话的另一个表述方式是：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就是中外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推导这个结论的逻辑三段论是：（1）大前提：中国文化就是全部中国文化史；（2）小前提：中国文化史是一个中外文化融合的过程；（3）结论：中国文化就是中外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或者换句话说，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全球化，就没有今天的中国文化。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今天中国的“一国两制”，实际上就是近现代西方文化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的结果。如果我们研究中国文化时只注重中国的传统文化或古代文化，而不承认中国近现代文化尤其是中国近100多年来形成的丰富的现代中国文化，那就是一种片面的中国文化，而不是一种全面的和整体的中国文化。不管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还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间从西方引入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都已经深深地打上中国的络印，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文化而不考虑近100多年来的这种文化积淀，那么 ，这种研究不仅有历史本体主义之谬，而且更有新历史虚无主义之嫌。实际上是在中国的“新旧文化”之争进行了100年多之后，重新否定中国的“新文化”(“新学”)和“新文化运动”。这在中国文化史上肯定是一种倒退。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