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走向民主
作者：蒋劲松
来源：2012年12月25日学习时报
无视科学知识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以及科学应用的复杂性，以真理唯一性的名义来维持一言堂的存在，就会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影响科学的社会形象。
“五四”以来，国人常以科学和民主并举。然而两者之间的关系却非常复杂，不仅各有各的适用范围，不可越界使用，而且两者也有交会之所，有时也会出现紧张和冲突，需要我们认真协调处理。
自从20世纪中叶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日益复杂化，科学与民主的关系也随之越来越复杂了。例如，核武器的使用对人类生存的巨大威胁，诺贝尔奖成果DDT带来的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使人们认识到科学并非只会带来福音。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以及“疯牛病”事件等，让人们忽然意识到，科学家信誓旦旦的保证也未必那么可靠。基因改造和克隆技术所引发的相关伦理问题更是触动了普通公众深层的信仰和情感。科学家的公众形象越来越糟。例如在好莱坞的科幻片中就充斥着妄图控制世界的科学狂人，科学拨款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得到民众的慷慨支持，甚至科学实验室也成为狂热分子袭击的对象。
对此，科学家们迅速地做出了反应。一方面，在科学家内部兴起了科学和平运动，反思和强调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部分科学家开始认识到科学研究的目标在必要时应该为人类社会的总体利益让步，甚至出现为了防范可能有的风险主动限制科学研究的范例。而在面对公众的层面上，科学家和政府开始关注公众对于科学的态度，希望通过与公众交流，树立科学的正面形象，从而获得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社会界面。这就是所谓“公众理解科学”的相关运动、社会调查和学术研究的初衷。
显然，“公众理解科学”运动与民主的压力密切相关。因为只有公众对科学认可，拨款要求在国会才能够顺利通过。因此，民主的社会环境是保证科学传播和普及的良好保证，也是保证人民接受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可靠机制。
虽然“公众理解科学”运动已经开始关注公众的意见，而且强调公众不仅要理解相关科学知识，还要理解科学活动的过程以及科学的局限性等等。然而，它早期在很大程度上却持有“缺失模型”的观点，认为普通公众缺乏对科学技术的必要了解，公众对科学的疑虑和批评都是来自于相关知识的缺乏。只有公众理解了科学之后，科学的权威性才会恢复，公众才会重新信赖科学。
按照这种观点，公众仅仅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是需要被说服的对象。科学传播过程是科学知识从科学共同体向公众的单向流动过程。公众对科学的态度是由其知识所决定的，仅仅涉及认知的维度，而不涉及利益和批判的政治维度。然而这一普遍流行的模型，却被实证的调查数据所否定：人们发现，公众对科学了解越多，对某项具体的科学活动以及应用却有可能越不信任。
其实，所谓“公众”，并非铁板一块的外行和无知者，而是高度多样化的群体，其中也包括专业之外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是科学知识的接受者和消费者，也是科学知识的共同塑造者和主动建构者。“科学”知识和公众们所拥有的其他形态知识一样，都是地方性知识，都是高度依赖于语境的，因此科学知识的传播同时也是公众们对外来知识“驯化”的过程。所谓“理解”，不仅意味着公众对抽象、普遍知识的接受，对科学家共同体权威的信赖，还包括了对科学知识局限性的认识，对科学研究过程以及科学知识应用后果的政治影响的批判和怀疑。
因此，科学传播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公众、科学共同体、产业界和政府等不同利益主体之间民主互动的多向建构过程。民众表现出来的某种程度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和抵触态度，不能简单地都将其看作是非理性和知识缺乏的表现，它常常是民众在科学知识应用过程中所涉及的知情、利益、风险问题上捍卫自身权利的表现，是民主利用科学的过程。
最近这些年中，关于怒江电站以及相关的敬畏自然讨论、转基因主粮的风险及其公众知情权的问题、PX项目建设的环境评估问题等等，民众的怀疑、反对态度，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知识的缺乏，而应当上升到公民知情权和自身利益、安全的关切高度上来。普通民众不懂科学是很正常的事，不能因此而剥夺他们质疑和批评的权利，推动这些项目实施的利益相关方应该设法去说服民众，应该由他们向民众证明这些技术应用和项目的安全性，而不是要民众证明其不够安全。
然而，国内总是有人要以科学的名义反对普通公众参与讨论并表达自己的要求，希望通过科学知识的门槛来排除普通公众，让相关问题成为少数专家和权势集团的禁脔。这种观点的危害在于往往无视科学知识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以及科学应用的复杂性，以真理唯一性的名义来维持一言堂的存在，将不同群体的利益博弈和协商的政治过程伪装成客观化的科学判断过程，这样“草根”阶层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和诉求往往就会在科学的旗号下被牺牲掉，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影响科学的社会形象。
其实，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总结出诸如共识会议等有效的模式，让不懂科学的普通公众可以提出质疑，由专家用公众可以接受和理解的方式进行专业知识的普及和解释，最后仍然由普通公众来做出决定是否同意相关技术的使用和项目的上马。这些模式的成功实践说明：在与公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即使涉及公众难以掌握的科学技术，也必须让公众参与民主讨论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