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文风，反对党八股

2013年01月05日  来源：求是理论网   作者：文化频道综合

一．什么是八股文

　　八股文又称四书文、八比文、时文、时艺、制艺、制义。（注：“股”与“比”是对偶的意思），是中国明、清皇朝考试制度中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隋唐开始，中国出现了开科取士的科举制度，开出了中国社会低下层知识分子能成为上层官僚的途径。在隋唐时，科举考的是诗歌，直到明、清两代才正式转变为八股文。

　　二．八股文的起源、发展

　　宋朝：

　　北宋王安石变法，认为唐代以诗、赋、帖经取士，浮华不切实用，于是并多科为进士一科，一律改试经义。考试的文体并无规格，没要求对仗排偶。当时有的考生主动运用排比笔法，写成与八股文类似的文章。被某些历史学家视为八股文发展的开端。（注：宋朝的考生可选择《论语》、《孟子》及《易》、《诗》、《书》等经书。）

　　元朝：

　　元代的科举制度，基本沿袭宋代。用“经义”、“经疑”为题述文。但把出题范围，限制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经书中。考试时的文章格式还没有限定对仗排偶。王充耘以《书经》登第，“此乃所作经义程式”。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才是最早的八股文雏形。例如邓之诚在《中华二千年史》卷四“制艺文”道：“宋熙宁中，王安石始废诗赋用经义，元祐后复罢，迨元仁宗延祐中，定科举考试法。于是王克耘始选八比一法，名《书义矜式》，遂为八股滥觞。”

　　明朝：

　　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诏开科举，对制度、文体都有了明确要求。士人参与科举考试必须通过三场的考试。不过写法或偶或散，初无定规。明宪宗成化年间（1464年—1487年），经王鏊、谢迁、章懋等人提倡，八股文逐渐形成了以讲究格律、步骤，并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始由“经义”变为开考八股文，规定要按八股方式作文，格式严格，限定字数，不许违背经注，不能自由发挥。

　　清朝：

　　清顺治三年（1646年）宣布恢复科举取士，沿用明朝的八股文，做出一些小改变。后来的康熙皇帝意识到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空疏无用，实于政事无涉”，于1663年废止八股文。1665年，礼部侍郎黄机上疏：“先用经书，使阐发圣言微旨，以观心术。不用经书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请复。”1668年，康熙恢复八股文考试。

　　1738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书乾隆皇帝：“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应将考试条款改弦更张，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乾隆组织讨论之后，发现没人能提出替代科举之方，这次提议暂且结束。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宣布停止科举考试使用八股。1904年，清政府举行了最后一次科举，翌年起废除。

三．内容

　　明朝八股文：

　　题目必须用四书五经中的原文。题目又分大题、小题两类。

　　乡试、会试多用大题，题意比较完整。又分连章题、全章题、数节题、一节题、数句题、单句题等等。童试多用小题。其题意多不完整，这是为了避免重题，因童试场次多，且只考《四书》义，不考《五经》义。经历几百年后，四书中完整的句子不够用。考官便想方设法出题，例如：割裂原意，将上下两章、两节互不相关的文句合为一题，或各取半句凑成一题，叫做截搭题或冒上题、承下题、上全下偏题、上偏下全题等。

　　内容须以程朱学派的注释为准。历代解经之作很多，科举考试只用程朱一派。《周易》依程传朱学本义，《尚书》依朱熹学生蔡沈传，《诗经》依朱熹《诗集传》，《春秋》依胡安国传，而以《左传》为本事，《礼记》依陈澔集传，《四书》依朱熹集注。考生行文命意，必须就题阐释，依注作解，不得擅自生发，独出新论，毫无独立思考的余地。八股文还要求代圣人立言。如题目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及其门人的话，则必须模拟语意，即使是阳虎、荷莜丈人、齐人妻妾等各类人物，也要设身处地，肖其口吻。只有记事题和连章题不用模拟口气。

　　格式：八股文中的“八股”为：　　

　　八股文起承转合有一定的规矩。最初三股和末一股可采取散文形式，中间四股需用排偶的句子。八股文的字数有限定。明初制度：乡试、会试，用《五经》义一道，500字。《四书》义一道，300字。

　　清朝八股文：

　　八股文大部分与明代类似，但将八股中最后可以发挥己意的大结改为三、四句收束，不能发挥己意思，又叫收结或落下。字数在康熙时要求550字，乾隆以后一律以700字为准。

清代八股文样例

四．正面意义

　　让科举能够发挥朝廷选任人才的功用。为解决这一经由科举市场决定政府人才来源所必须承受的“劣币驱逐良币”的风险，于是在科举题目上出现了截题、搭题以及在文章写作上出现了综合了诗赋、策论的八股文等应变措施，这也就是说士子对于题目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同时在八股文章的写作能力上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水平，才能进一步的获取考官的青睐。

　　是诸儒在经学义理诠释方面沉淀升华所得的规范准则。明初大儒唯程朱之式是依，是一种普遍现象，故其于诸子学之观点亦因仍于程、朱，宋濂、解缙以及薛瑄等皆是如此。可说是经过宋、元以来，诸儒在经学义理诠释方面的沈淀以及升华所得出的一个共同的规范准则。

　　引发研究古籍文理的风气。在八股文对于外在形式上的“学古”以及风尚的追求之下，士人逐渐重视秦汉典籍于时文方面的运用，因此此时编纂的诸子学书籍也以尽量能符合士子的需求为首要，因而产生了对于古籍进行文章行文脉络的文理、文气以及文法、文句的评点书籍。

　　五．负面评价

　　对学术的影响

　　八股文题目，内容，格式都限制太严。考生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因此扼杀了作者的创意。结果造成八股文内容空洞，专讲形式，成了文字游戏。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专研析八股文，但八股文的限制太严，而且题目限于经书，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程朱义理之学在科举制度的引导下逐渐僵化。顾炎武言：“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对政治的影响

　　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竭尽一生精力钻研八股文的写法，对政治，社会实际情况缺乏了解。而有些读书人亦对人情世事缺乏了解，一旦为官，缺乏足够的知识来应付民间大小事情，只好委任幕僚师爷及下级官吏决策事宜，使得吏治日渐败坏，政治难上轨道。

六．反八股文的浪潮

　　于八股文存废的争议，在康熙、乾隆之间，似乎一直没有间断过。像蒲松龄、钱泳、李慈铭等人，都对科举八股取士牢骚满腹。

　　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1905）、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粉碎了袁世凯称帝迷梦（1916），《新青年》发出提倡科学和民主、打倒孔家店的号召。思想的解放带来文体的解放。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就宣称“需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不做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这几条几乎都是针对“八股文风”而发。

　　反对新旧八股是鲁迅作品里一贯的精神。鲁迅曾在《伪自由书·透底》一文中说：“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什么代圣贤立言，什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二来，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这样的八股，无论新旧，都应当扫荡。”

　　洋八股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些浅薄的知识分子发展起来的东西，并经过他们的传播，长时期地在革命队伍中存在着。“鲁迅在《透底》附录“回祝秀侠信”中批判这种洋八股说：“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例如只会‘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而不肯具体地切实地运用科学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这也是一种八股。”

七．我党的举措

　　1941年1月，苏北行政公署颁布了《公文程式方案》；同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娄凝先又发表了《怎样使公文科学化》的专论。 　　

　　1942年是解放区公文改革的一个关键年头：不仅在这年年初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而且在这一年开展了具有伟大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讲话，列数了党八股文风的八大罪状，大声疾呼整顿文风。毛泽东所提倡的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对公文写作和公文工作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1948年初，全国胜利已经在望，“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于1月7日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文字每一次一千字左右为限”；“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同时还要求：“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领导亲自动手写请示报告的制度，对公文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