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文化”侵蚀下的科技界潜规则及科研生态

礼尚！礼殇！

“礼文化”侵蚀下的科技界潜规则及科研生态（上）

2013年01月18日来源：中国科学报   作者：记者 张林

　　中国者，礼仪之国。

　　“礼缘人情而作”——《礼记》中说的“礼”，是基于人情而制定的。然而从“礼”的物质内容看，从“纯礼物”到付酬交易，“礼”与“贿”之间往往仅一步之遥。

　　送礼，交换的不是礼物，而是人。交换产生了社会结构，礼物只是社会互惠体系中的一部分。

　　在科研系统内部，迫于社会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的人似乎和系统之外的人没有多大区别。送礼是由于项目、职称、经费等系统资源的稀缺而展开的激烈竞争，并且一些人倾向于选择使用不正当手段。

　　这种现象也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官场潜规则的克隆，人们在规则的权威下不自愿地采取行动，是一种对组织规范的“正常遵从”。

　　驻中国代表们的无奈

　　“来中国6年了，我们到底作出了什么成绩？”借着微醺的酒意，颜妍向他的同行吐槽。脸上挂着遗憾和不甘的自嘲。

　　2012年临近圣诞节的一个晚上，国外某大学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颜妍在她的办公室举办了一个聚会。在京的六七家外国大学的代表、十来个人，相约到她这里放松一下。

　　聊着在中国这几年的感受，问到每个人，大家都摇头，感到不同程度的无可奈何。有人提出来，今晚不谈公事。

　　“极度困难之中，前行在路上。”颜妍与大家说笑着。不惑之年的她，生长在中国，人生中有一半时间却在国外度过。

　　该大学设在中国的代表处，工作目标和重点各不相同，或做招生，或做科研。颜妍的代表处只做科研，即寻求与中国机构进行科研合作。

　　另一所老牌大学驻中国代表处也只做科研，他们做的规模不大，但比颜妍的学校要“活跃一些”。该校驻中国的代表出现在聚会上，这个来中国没几年的人，头发白了一大片。

　　“God！你比国家领导人还忙。”颜妍见到他时不禁惊呼起来。

　　他们在自己国家，科研项目申报都有严格的第三方机构审查，审核结果、拨款多少等能够保证绝对透明。在颜妍看来，中国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不透明的，因为不透明，才导致潜规则盛行。

　　“这也是我的工作难点之一。”颜妍说，虽然不支持中国的这些做法，但她还得向学校报告目前中国的状况——他们的印度办公室也是这么做的——以便让学校了解和试着理解。

　　“我们跟中国做科研项目，是不可能去公关的。我们不会天天给某个领导打电话，甚至送钱，让对方坚决支持我们。那绝对不可能！”

　　颜妍会在任何场合表达自己对中国科教界的想法，包括有一次面对中国的教育部部长。她会明确“暗示”中方机构：你们所做的不道德的事，我们知道，但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对方会想：好，既然你们不同意，那我们就别合作了。

　　这或许是他们来中国6年多，一个大的科研合作项目都没有做成的原因。当然，当晚参加聚会的那些老牌大学，在大项目合作上几乎都交了白卷。

　　这些人认为，没有做成，不是不去做，而是不能做，“除非我们也去参加一些阴暗的把戏”。

　　参加聚会的人还抱怨说，中国最大问题是为了个人利益可以没有底线，可以去拍马屁、送礼甚至贿赂。“但我们有我们的底线、人格、尊严、道德。我们绝对不可以为了这个，给人送钱、帮谁的儿子找份好工作。”

　　虽然开展工作很难，但在颜妍看来，中国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中国是我的祖国，我希望我的祖国能更好一些。”颜妍说。

　　“中国要走向世界，我们也要走向中国！”另一位参加聚会的人说。

　　桌下交易

　　广东某高校教授苏雁翔参加过不少项目评审，经常会碰到被公关的情况，简单的是请吃饭，对方会告诉他有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请他投票；然后就是送礼、送钱。

　　“科技圈里的公关行为和社会上没有什么差别，很多东西拿不上台面，都是桌下交易。”苏雁翔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现在，再碰到这种事情他干脆就不去了。

　　1988年研究生毕业后，苏雁翔一开始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几年内，他拿到过加拿大资助亚太地区国家的青年科学家项目，还申请到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项目。“全靠开题报告写得扎实，也没有通过任何人去打招呼。”

　　1994年，南方高校挖人才，学计算机出身的苏雁翔离开中科院，来到广州一所高校任教。由于经常做评审，苏雁翔有机会接触到五花八门的公关行为。

　　苏雁翔介绍，在应用推广领域，一种典型的腐败情况就是虚报项目经费，一个项目只需要几十万元，但通过关系或者公关活动，最终可以拿到上百万元。

　　多出来的钱怎么花？申请人可以去买房买车，或者帮助甲方“消化”一些他们不能“消化”的东西。通常，掌握课题资源的部门会暗示申请单位为其公务支出或一些灰色支出买单。再或者，直接帮他们处理一些事情。

　　在这种交易模式中，给甲方回扣已被认为是一件不太高明的做法，因为容易留下把柄。

　　前两年，社科系统曾有一个经费为80万元的医疗技术伦理的项目被广东某高校获得。该校虽然不具备这方面的科研能力，但因为在课题组名单中整合了一些院士、科学家，尽管这些人也并不从事伦理研究，但评审组仍然把项目给了他们。

　　最后，这个项目实施一年多就进行不下去了。

　　参与该项目评审的某社科系统研究员曾铭当时更看好另一家参评单位——北京某全国知名高校。他认为该项目之所以被广东高校获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校副校长曾在教育部某司挂职任副司长，“有这个便利拿到项目”。

　　但这仅仅是包括曾铭在内的外界的一种猜测或联想。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也承认这一点。“但你可以从中看到体制腐败的影子。”他同时强调。

　　曾铭也接触过一些“言之凿凿”的案例。

　　有人给评审专家送笔记本电脑，并告诉评审人电脑里是申报资料。当然，评审结束后，申请人是不打算拿回电脑的。这是一种比较隐蔽的贿赂。

　　山西某高校负责人为了评职称，专门派他的助理定期到各个资源部门“走动”。运作的手法不一而足，礼物也不必贵重到违法，是为软腐败。

　　科技界为科研立项而公关，找人请托的现象非常普遍。大多数人之所以对此保持缄默，很大程度上是在遵循礼物交换的基本准则——它是朦胧暧昧的，一旦明确化，就会滑向贿赂，恐有牢狱之灾和遭到报复的风险。

　　“被公关时，我一般都会婉拒，怕对方报复。”江苏某知名高校教授费澜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科教圈的人有时候比外界更敏感。

　　在他印象中，现在更为普遍的是以讲学名义进行的公关活动。也就是学校在知道评委是谁后，三番五次请其以讲学名义到本单位讲课，好吃好喝好玩好礼，“不仅隐蔽，而且有效”。

　　“‘包工头学术’中处于发包方的政府具有垄断权，与那些具有学术话语权的大佬们一起成为分配科研项目的关键。”费澜说，这一学界模式的可怕之处在于：项目发包方会借此寻租；而不学无术之徒则可能由此发迹。

　　廉洁的时代烙印

　　在单位的一间简陋的会客室里，中科院院士林代再三拒绝了一名官员的贿赂。该官员现已落马。“就是在这间小屋里，对方来了三次，最后才知道他是想评院士。”

　　面对《中国科学报》记者，林代笑着说：“我来告诉你我是怎么没有腐蚀的。”

　　该官员写了一本书，想请老院士作序。前两次仅提出写序的要求，最后一次才表明想评院士的意思。而林代是学部副主任，由他来写序，可以想象对该官员的评选多么有利。

　　“就坐在这里，人很客气，明说了是想选院士。然后‘咵’地一下子拿出一打卡（消费卡、储蓄卡之类的），每张卡绝不止一万元钱。”林代回忆说。

　　当时林代的夫人也在场，对方于是把一摞卡片递给他的夫人。他夫人弄不清状况，于是抽空问他。林代说，那个人是做了不少工作，但他这本书水平还是欠点火候。

　　“我不愿给对方抬这个轿子。”对方来了三次，最终老先生就是不写。

　　林代还向记者提到一些让他不能接受的现象。前不久，所里一名研究员被所长拉去和一位领导喝酒、谈项目。所长曾患过脑血栓一类的疾病，不能喝酒，于是拉了一个能喝的。最后这个项目被成功拿了下来。“开着会呢，就有人点名让某某去喝酒。这个路子肯定不对！”林代说。

　　身为院士，林代无法避免一些人的请托，但凡涉及原则问题，他都拒绝签字。

　　此外，申请课题评审时，课题还没公开，就有人找上门来，因为知道他是评委。“会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

　　他的电话就是这么没有的。他有两部手机都放在夫人那里，平时有类似的电话都是她的夫人帮他接，能挡就挡。林代说：“我不想沾染上这种风气。”

　　在她夫人的眼里，林代就是一个学者。“不是他廉洁，而是他对喝酒应酬等乱七八糟的东西不感兴趣。”

　　“老一辈科学家艰苦。现在的科技干部也艰苦，整天往返于各种应酬、拼命喝酒，可不艰苦得很吗？”他的夫人开玩笑说。

　　时代不同，很多标准也在发生变化。林代觉得，或许恰恰是过去一些人际交往和生活方式，客观上让他们那一代人比较廉洁。

　　“现在的问题，不单是科技界的问题。”他强调。

　　酱缸文化

　　“如同给医生送红包一样，病人即使已经交了昂贵的医药费，还得再给主刀附赠一个红包，求一个安心。”科技部下属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晟认为，发生在科技圈的送礼等公关行为与此类似，它与信息不对称和责权不对等有关。

　　除了抱怨科学家失去了对科研道德的尊重，苏雁翔则强调了一种“礼物”交换的普遍心理：在有效降低风险的情况下获取收益。

　　“对于一个科研项目，假如有两个人都可以给我利益，我应该如何选择？”他解释说，甲方当然愿意把项目交给名头大的人来做，这其实是一种降低风险的策略，也是一种鸵鸟心态。

　　曾铭则认为，当下“礼文化”的流弊其实可以归结为制度。“制度和人的关系就像筐子与苹果的关系一样。”他说，“筐子好，虽然也会有烂苹果，但烂得会少一些；筐子不好，苹果很快都会烂掉。”

　　这些来自科技圈内人士的思考，仍然无法解释何为“礼物的精神”？法国人类学家莫斯在他的论文《礼物》中提出“礼物的精神”，即迫使接受礼物的人回礼的力量。

　　这种力量无疑来自于文化。在北京大学教授饶毅看来，在中国，酱缸文化导致了扭曲了的价值观。“公关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在文化上，公关与被公关都是一种耻辱。”

　　两年前，饶毅评选中科院院士落选，有人曾将之分析为“次优剔除最优”的一个典型案例。“在中国的很多层面，都是次优把最优干掉”，饶毅认为这就是一种典型的酱缸文化，没有是非观。

　　“所谓公关，不应该归罪为制度，而是文化的问题。”所以，饶毅一直在向酱缸文化宣战， “也有人对我公关。对我公关，你说这不是找死吗！”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颜妍、苏雁翔、曾铭、费澜、林代、李晟均为化名）

“系统”趋利

——“礼文化”侵蚀下的科技界潜规则及科研生态（下）

2013年01月25日 来源：中国科学报   作者：记者 张林

　　围绕科研项目课题而展开的公关活动，与其他领域内的跑项目、公关已无多大差别。在形式上，前者不断模仿甚至超越后者，成为中国科教界特有的怪现状之一。

　　科技工作者投入时间精力之多，手段之无所不用其极，所谋之大，从近年来媒体报道的案例可见一斑。由此，这一环节堪称科技界潜规则最集中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桃李之馈”盛行学界这一子系统，本是社会大系统侵蚀的结果，但现在渐成学术腐败的内生根源。

　　在资源部门潜伏

　　位于中部省份的某知名理工类高校，2012年初因为申请某个领域的项目，遭竞争对手“抹黑”。该校一名老师在申报项目时，被举报“非全职回国”。

　　尽管这类事情本身就存在争议，但仅仅去解释这件事，就让这名老师错过了项目最佳申报时间。最终，事情得以澄清，项目却花落别家，这名老师还给评委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我们吃过几次这样的亏了。”该校科技处工作人员闵毅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大家都在争资源、抢项目。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别人进攻，我们防守’。所谓防守，就是防止被别人‘黑’。”

　　纵观近年来发生在学术圈内的种种不端、争议或悲剧性事件，凡涉及举报，不容易被坐实的内容往往包括是否全职回国、是否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以及个人私德是否有污点。因为难以坐实，遂给竞争对手向项目资源方提供黑材料开辟了空间。

　　2012年3月，人大化学系主任曹廷炳不明原因坠亡，时隔半年后有人发微博爆料称，其自杀恐与被举报生二胎有关。

　　前述理工类高校也遇到这样的举报。该校一名老师回国发展后，要了第二个孩子。此事被举报，举报人称其违反了国内的计划生育政策。

　　海归生二胎的现象较为普遍，然而是否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国家对此界定相对模糊。不想，这一条却在科技圈内成为寻衅、攻讦的利器。

　　科研立项，引发了科技界最为持久、激烈、机关密布的暗战。

　　“大家都知道‘跑部钱进’，‘活动’经费，不‘活动’就没有机会争取经费。”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中科院某所研究员陈裕斌强调：“是争取经费，而不是申请经费。”

　　然而，让前述理工类高校科技处闵毅现在颇感头疼的是，其他高校都在往北京派人，以借调的形式长期驻扎在教育部等资源部门，“像谍战片中派人打入对方内部一样”。

　　高校出人，到相关资源部门免费干活，干一年，再换一个人去，或者换一所学校的人来。

　　这些借调人员容易和相关资源部门搞好关系，更便于获得内幕消息。比如项目评审，一些学校总能先期获得评审专家名单，然后展开公关活动。这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由于经常参加一些社科项目的评审，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严也会碰到有熟人跟他打招呼。“一般情况能帮忙我都会帮。”

　　让李严不解的是，有时候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被列为某个项目的评审，但对方却能提前一步把电话打到家中。“不晓得对方怎么拿到名单的。”

　　“属地原则”与职业评审人

　　近几年，某研究所教授杨磊在申请课题的过程中频频遭遇潜规则。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他有感于“这是人情社会的必然结果”，并为之深感无奈。“说到底，科研的圈子太小，科研人员也是人，也愿意照顾熟人。”

　　4年前，南方某省要对当地一个遭遇工业污染的湖泊进行治理，向社会公开招标。因常年从事地理、生态恢复方面的研究，他觉得自己有把握拿到这个项目。

　　经过全面、细致的准备，他按照要求投去了标书。“答辩的时候，另外两个组的水平明显没有我们高。负责人对我们的标书也没挑出什么毛病。”但最后，这项近百万元的项目还是没能如愿申请到。

　　“答辩完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和专家组一起吃饭。对方还极力赞赏我们的方案可行性高，应该会中选。但第三天晚上，有人打电话过来，问能不能找当地的科研机构合作。”

　　杨磊认为，自己的团队已经足够完善，临时加入新成员可能会有融合的问题，于是没有立刻同意，仅表示“考虑考虑”。但对方在电话中暗示，这样的项目，有本地人参与，能更好地和当地政府打交道。

　　考虑再三后，杨磊还是婉言谢绝了对方的要求。最后，这个项目给了另外一个组。后来他听说，中标的那个组愿意“接纳”当地科研人员，而且愿意返还10％左右的科研经费给招标单位。

　　“公开招标时，标书里并没有写明要求当地科研机构介入，但实际上，这是当地科研项目招标中一个不成文的规则。说白了，就是潜规则。” 杨磊介绍，这其实是地方科研项目招标中较为普遍的做法。

　　类似上述价值导向模糊的潜规则，在科研项目的评审、验收环节也不少见。

　　科技部下属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晟介绍，科研项目的各个环节都有专家论证，这本来是好事，但也带来一个问题：有些已退休的专家成为所谓的职业评审，任何相关不相关的项目都能点评。

　　“这些人厉害的地方在于，他们往往精力充沛、学习能力强，在这个研讨会听到的东西再到另一个研讨会上去讲，别人就会觉得他很厉害。”李晟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而且，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和透明度，职业评审在各个评审会之间跑场，无形之中促成一些利益小集团的形成。小集团进而对某个领域的课题形成垄断之势。

　　“政府也知道这个环节的问题，但为什么不管？”李晟分析，政府之所以默认，是因为任何决策出台后都要面临风险，一旦出现问题，很多情况下可以把责任推给专家。 “所以，大家互取所需吧。”

　　三种路径与马太效应

　　科研立项环节，公关之风深重，一度让高校下面的学院院长们疲惫不堪。

　　任院长很牵扯精力的一件事，就是在申报项目的过程中平衡各种关系。比如遇项目评审时，需要摸清哪些评委会上会。院长会通过学会会议或学会理事会等各种平台找评委沟通、打招呼、吃饭、组织旅游等，为学院争取资源、保证项目顺利通过铺路。因为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为学院教职工争取资源、支持他们拿项目上，所以不得不牺牲自己的科研工作。

　　围绕科研项目，教授、院长、校长，构成高校利益攸关的一个链条、一座金字塔，每一个环节都承担着来自系统内外部的压力。

　　在李晟提供的一个调研中，上述每一组链条各有其不同的运行轨迹，并折射出迥异的学术生态。

　　某学科领域课题，由A、B、C三所高校竞争。三校校长都很厉害，且都有该学科的权威科学家。

　　A校的做法是统一力量、集中目标，即大项目由校长牵头，举全校之力争取。A校的课题支撑团队往往阵容华丽，由清一色的院士、教授以及企业家构成。这样的团队名单，对于评委来说肯定不止于视觉冲击那么简单。

　　B校的做法是分散力量、各自为战。你可以理解为不团结，或者是一种自由型的文化。面对一个国家课题，校内可能就有三四个老师组队竞争，内部会先打起来。

　　结果不言而喻，A校最容易拿到项目，且能拿到更多的项目。

　　但几年下来，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A校的老师整体知名度弱化了，校长的知名度提高了；B校反而越来越强势，他们每个人都能带出一个团队、打出一个牌子。

　　“当时我们都觉得B校干不过A校，但A校校长一退休，其课题数量明显下降，反而是B校的项目稳定增长。A校不仅是因为领导变更带来的变化，还在于他们的项目有太多的包装成分。”李晟分析道。

　　C校的知名度和实力都不及A、B两校，但它成为后来发展最快的一个。因为C校校长很会公关。比如C校主办一个会，把相关专家请到C校所在城市，开会、旅游，在服务工作上力求完美。

　　最终的结果显示，同样是竞争课题，A校不稳定，B校后劲足，C校（在学科领域的知名度方面）提升最快。当然，这其中也有C校起点低的因素。

　　“C校的公关做得到位，这种公关不一定是利益输送，而是他们服务得无微不至。”当然，李晟说，“他们主要服务于现在上会的评委和将来可能成为上会评委的人。”

　　从掌握项目资源的相关主管部门的行为特征分析，资源部门的政绩观对科研项目的走向以及高校、研究系统的运行产生着直接的影响。

　　某人如果在一个领域内取得有较大影响的成果，就很容易获得资源部门的注意和持续支持，成为吸金池。至于该项目最终的结果如何，反而不重要了。

　　闵毅说：“这就像现在大家都在提的‘显著性’成果，也就是说，只要能给对方带来影响，这样的项目肯定受欢迎。”

　　这样的项目，搭配这样的团队，对一些部委来说是一件有面子和体现政绩的事。锦上添花，大家乐见其成；雪中送炭，费力而且太过“凶险”。

　　同理，相比“985工程”、“211工程”高校，一般高校的老师在项目及经费上的压力要大得多。他们主要的经费都从课时费里出，其他项目又少，导致马太效应发生：项目多的课题组更容易出成绩，项目也会越来越多；反之则情况越来越恶劣。

　　无论在高校系统内部，还是在不同的高校子系统之间，富愈富、贫愈贫的马太效应呈放大的趋势。

　　科学体系“趋利”

　　一位归国“千人”，刚回国的时候，单位让他担任一个行政职务。他不干，说要专心搞科研。然而，他很快就发现：没名分就没项目。无奈之下，他又重新申请原来的那个行政职位。

　　这是发生在上海某高校教授蒙致中身边的一个例子。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蒙致中说，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现在很多科研人员在利用行政职位谋取科研项目。因为在中国高校，官僚体系及行政系统的强悍，足以干涉教育、科研的任何环节。

　　说起项目问题，他感慨现在的大学教授并不好当，一方面要作研究、发论文，另一方面也要拿课题、拉经费。

　　他任职的学校规定，一名教授级教师每3年要拉到270万元的课题经费，为了完成这些考核指标、不丢饭碗，教授们不得不选择公关跑项目。

　　“如果你没有完成指标，或者你就是不走，” 蒙致中说，“学校也有一套方法让你走。”

　　比如，集体的项目不给你做，收回给你的实验室，久而久之把你孤立起来，最后你不走也得走了。

　　“公关行为盛行，大家都有这样的心态：你不得不公关。否则，你不仅在和自己过不去，还在跟整个体系对抗。” 蒙致中自嘲地说。

　　这两年，他和他的同事在这些紧箍咒的逼迫下如履薄冰，还好大家基本都能完成指标。今年，学校提出比上一年增加5%的目标，新的经费申请指标分摊到学校100多名教授身上，让尚有些沾沾自喜的人也感到了莫名压力。

　　闵毅的一个同学在地方一所三本院校任教。前不久老同学找他帮忙，看能不能帮他申请到一些项目。这位同学本科毕业就参加了工作，许多年后，收入也就两三千元。收入上不去，个人的存在感就很差。

　　“别看我在科技处，但我这边的资源也有限，没能帮到他。”闵毅感到很内疚，因为在他同学那样的小单位工作，如果没有项目，评职称、升职、加薪等将变得非常渺茫。

　　申请项目不仅是老师的任务，也是学校领导的业绩考核指标。浙江某大学教授任旭光分析，比如，前任领导任期内拿到两个国家级项目，那么现任领导如果不能多拿项目，则可能被视为业绩上的一个瑕疵。

　　“这关系到学校领导班子的业绩，因此他们肯定会动用整个系统资源，跑项目、争项目。”任旭光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

　　在国外，竞争性课题及经费已不占科研经费的主导位置，高校实验室都有相对固定的科研经费，可以不去申请项目，也能保证科研。当然，前提是你是一个有志于科研的人。

　　国内科研系统虽然也有一定的公益经费和基础研究经费，但扣除实验室占用费、水电费等，最终没有多少可用于实际科研。近年来出现的科研业务费，因其规模有限，尚不足以逆转当前的局面。

　　小到个人，大到系统，整个体系都纠缠于资源分配中的非公正、不透明，所谓公关，由此使然。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闵毅、陈裕斌、李严、杨磊、蒙致中、李晟、任旭光均为化名。记者冯丽妃、周熙檀、彭科峰、王剑、郝俊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