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大师的悲叹

作者：薛仁明

2013年04月22日 来源：东方早报  

　　前几天，三月底，我应邀到台中教育大学，参加第三届的读经教育国际论坛。高铁站下车后，往会场的路上，有位中文系系主任言道，现今大学教师的躁郁情形，日益严重；如此躁郁，本源自学院里无限堆栈的评鉴与论文压力，但麻烦的是，尽管大家都知道这些堆栈穷极无聊，也清楚这些造作莫名其妙，可骂归骂，任何人一旦坐上这位置，马上就不由自主跟着也堆栈、造作起来，而且，越到后来，只会越变本加厉。

　　说罢，他叹了一口气。我看着这叹气的系主任，忽然，想起了唐君毅。

　　唐君毅是谁？

　　唐君毅是当代的“新儒学大师”，一九四九年之后，转抵香港，与钱穆等人共创新亚书院。唐君毅师事熊十力，专擅道德形上学，与同门的牟宗三齐力建构了一套庞大严密的中国哲学体系。唐援引黑格尔，牟援引康德，二人凭借着抽象的哲学语言，不仅在学院中取得了一席之地，也在西方学术体系下获得了认可。现今港、台两地的大学，但凡专治中国哲学的教授先生，多半是他们的徒子与徒孙。而且，《大英百科全书》也引述西方学者的看法，认为唐君毅晚年的哲学巨构《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可和柏拉图、康德的著作媲美”，还誉他为“中国自朱熹、王阳明以来的杰出哲学家”。

　　唐君毅地位如此崇隆，但在一封书信上，却如此写着，“唯近两年于病眼既随天地闭之后（案：唐这时罹患眼疾），还观世变，于当世学风之弊患亦深有所感。日本与世界之学潮，盖已证整个教育界与学术界已不能担当世道，则弟之随波逐浪亦有同归没顶之危。而青年无志殆成死症，恐将至天地茫茫，人心无所归之日，则弟亦当焚砚烧书。”

　　这封信，写于1974年，而今读来，不仅毫不过时，反更极度鲜明。信中所言“整个教育界与学术界已不能担当世道”、“青年无志殆成死症”，几乎就是眼下台湾之绝症；而唐君毅“同归没顶”、“焚砚烧书”之句，更是说得无比沉痛。然而，这样的困境，又岂唐君毅一人之独痛？百年来，有多少好学深思之士，欲挽国族之倾颓，欲续文化慧命之将断，却不知其要、不得其法，误入学院之歧途，于是毕生彷徨，终至治丝益棼者，岂可胜数？于是乎，同归没顶者，有之；自我放逐者，有之；自欺欺人者，有之；载浮载沉、流于虚无、竟日躁郁、惶惶难安者，更处处皆有之。

　　唐君毅本人，原是个“朴茂淡远”的恂恂儒者。儒者的原点，乃淑世之理想；儒者之本务，乃对应现实之形势。可到了后来，作为充满理想、最标榜中国文化的新儒家却只能一个个困守学院，尽谈些于世道人心丝毫无补的哲学语言。他们已和社会脱节，已和淑世的理想渐行渐远。现今台湾一批新儒家学者，对社会几乎没影响力，既昧于形势，也拙于对应，更少有行动力，真不知何以言儒？

　　当代新儒家，是成也哲学，败也哲学。他们因向西方哲学靠拢，遂取得在学院的崇隆地位，但同时，却也付出尽失儒家原点的惨痛代价。昔日新儒家“大师”的满怀悲愿，而今，已彻底化为乌有；这问题根源，到底在哪儿？

　　儒家的异化，并非始自于当代；事实上，早在宋明理学，便已肇其端。盖中国自古以来，一向言理必及事，理论又必定具象化；换言之，中国人不抽象分析，所以孔子从不作概念性定义，也绝不谈道德形上学。但是，理学家不然。理学家每每舍事而言理，已然堕于抽象。易传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道必寓于器、必寓于造形、也必定寓于行为。但后来宋儒却将形而上与形而下断裂成两截，成日谈“心”说“性”，却昧于器、昧于造形，连历史都觉得不足观；他们甚至完全不屑唐宗汉祖，只剩下一个空头的尧舜之道。于是，他们失去了现实感，慢慢萎缩了行动力，也渐渐丧失了对应形势之能耐。从此，士大夫日趋无能，百余年来中华民族的彷徨歧途，正源于此。自宋儒开始，儒者的原点，其实就已然模糊；他们所言之“道”，也渐渐沦为观念论的空头概念。事实上，正因宋儒的坐谈心性，也更因宋儒的堕于抽象化，其后踵事増华的当代新儒家，才可能与西方哲学那般地榫卯相合。

　　宋儒堕于抽象化之后，不仅学问开始变质，道德也逐渐走样。当年孔孟之道德，刚健阳气。同时，孔子又不失活泼，每每无可无不可，故常为孔门高弟所质疑；但这质疑中，却最有孔子的风光。孔孟之道德，空气多流通，可以有弹性、不僵固，可以常保新鲜。宋儒不然。程伊川之后，儒者越来越板着面孔；程门立雪的故事，被说成是师道尊严之美谈，但其实更可能是封闭系统内的作胜义解；以常人看来，恐怕更多是威灵赫赫、一板正经到僵滞而吓人。宋儒将孔孟的道德用语变成了思维的题材，像是艺术品，以之耽思，以之自怡悦。昔日梁武帝耽溺于佛教，以致亡国；遍造佛寺，达摩却道他无有功德。同样地，宋儒满口仁义，他们的道德，也成了耽溺，于是，再如何地正心诚意，到头来，皆成虚妄。这种耽溺其中的道德，成了静态的封闭系统，遂日益陈腐。于是，唐以前健康清朗的礼教，也逐渐变质，遂一变变成了五四群贤訾诟之“吃人的礼教”。正因这种臭不可闻的陈腐味，就无怪乎五四运动，乃至于“文化大革命”，都要打倒“旧道德”了。

　　儒者除了对应现实形势之外，另一个原点，是必须如实地面对自家生命之一切。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不管哪一家，都是生命的学问，都必须对生命起落有着明晰的观照。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二日，唐君毅经医师确定，罹患了肺癌，十三日的日记说道，“昨夜睡不成眠，念自己之学问，实无工夫，实庸人之不若，如何可至于圣贤之途？今日下午与廷光谈我所见之理，自谓不悟。但智及不能仁守，此处最难，望相与共勉，应视当前困境作吾人德业之考验。”

　　唐君毅此段自省，以一般学者观之，或觉律己太严而求全太过。但是，如果以修行角度来看，唐君毅此言，其实说得真切。

　　首先，说自己“庸人之不若”，当然是言重了；但是，一般世俗之人，面对这样的死生大事，确实有人可以清朗开豁、无甚罣碍；相较而言，唐此处之惭愧，是有其真实感受的。其次，“念自己之学问，实无工夫”，若说全无工夫，也当然言之太甚；但若改成，“自己的抽象学问，实无益于修行工夫”，则是打到了真正痛处。唐君毅一生致力抽象理论，到头来，顿觉使不上力，这时才深刻意识到，他孜孜不倦的学问之业，与念念不忘的生命大事，两者间，竟存在着最根本的断裂。

　　在这断裂下，遂出现唐所言“智及不能仁守”的窘困局面。正因“哲学化” 是当代新儒家立派成宗的特征，而抽象理论又必然无法与修行合一，因此，纵使所谈尽是生命之学，但终归仍只是“谈”，仍只是观念之条理分明，并无法真正成为翻转生命的能量。事实上，概念清晰与生命翻转，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若执着于清晰的逻辑论证，不仅无助于面对生命之烦恼，更多时候，反倒有害。也正因如此，“智及不能仁守”，遂成为长于抽象思辨的当代新儒家的主旋律。

　　譬如当代新儒家奠基者熊十力，所“造”的“新唯识论”，在中国哲学史上堪称煌煌，但据其再传弟子翟志成的内部反省，熊之为人“既骄且吝，好名好胜而又目空四海”；对此，熊并非全无自知，他也曾经坦承，“吾已衰年，自计少时，亦狂妄度日，三十后渐有真忏悔，自是迄于衰境，犹是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域。吾不敢欺天也。”末了这“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与唐君毅后来的感慨，如出一辙；师徒有共同之困境，那显然就不仅是特殊个案之“人病”，而系根本之“法病”。翟志成又指出，熊十力“处处表现出自矜、自伐、自私、自利、反复无常以及以怨报德，却又与他立志要弘扬的道统完全相反”，这样的完全相反，这样的巨大断裂，翟以为，是因熊十力“以圣贤自居、以道统的化身自命、进而视自己的自然生命（身体）与道统合二而一，又完全抛弃了修身”。

　　翟志成这样的说法，确是实情。但更根柢的关键，却仍是宋儒肇其端、熊十力奠其基、唐君毅与牟宗三集大成的理论学问抽象化。抽象学问，本来就与“修身”毫无干系。正因熊十力毕生忙着打造“干元性海”的哲学体系，才可能完全抛弃得了修身。儒者云云，若连修身都已抛弃，那异化，就不知伊于胡底了。也正因同样的缘故，谦冲温厚的栩栩然君子唐君毅，即便完全无有乃师之病，但最终“境界现前”时，仍不免要有“智及不能仁守”的怅恨了。

　　较诸四十年前，现今台湾的所有大学，已更彻底纳入抽象学问的体系；即使中文系，也全无幸免。正因是抽象的、观念论的，故可不断演绎推论，开展到永无止境；最后的结果，导致了一切数量化、标准化，遂酿成今日学院中无限堆栈的评鉴压力与论文灾难；这样的压力与灾难，襄陵怀山、浩浩滔天，即使学院主流的知名学者都深感有没顶之危。但尽管大家都觉荒谬，却任何人都无可奈何；这样的形势，即使要止，也无人能止。

　　真要止，除非大学能从抽象学问的体系中解放。至少，中国学问得先脱离当今的学院体系，另外成立一个中国式的书院体系。在书院体系下，学问必须重新回到具象的、与修身绾合的传统体践之学。唯有如此，大学教师的躁郁，才会不再蔓延；唯有如此，青年无志的病症，才可能改善；也唯有如此，教育界与学术界，才有办法重新担当世道！

　　（作者系台湾作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