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里的日子
作者：王溱
2013年05月18日 来源：人民日报
我们大院是指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前住过的大杂院，如今已不复存在。
我们大院之所以被称之为“大杂院”，一为“大”。在马路上看只有一个大门，但进了大门后，里面还分别有五个单独的小院，分别以数字编号。二为“杂”。什么人物都有。码头上的搬运工，纺织厂的女工，学校的教师，开小铺的店主，加工厂的老板。听舅舅说，解放前夕大院里还曾住过一名国民党特务，夏天时腰间总挂着一只手枪。
大院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建造的。五个小院分别有各自的主人，并没什么默契，各盖各的。等建成后当时的政府为了规划要求，也为了安全需要，在靠近马路处垒上了大门，便成了后来大院套小院的格局。国民党溃兵从青岛撤退台湾前，大肆抢劫，幸亏这种城堡结构，大门一关，那些兵痞进不来，否则少不了蒙受劫难。
每个小院的面积不一样。其中四院和五院大一些，因为是上下两层。从质量上看，四院最好，砖混结构，外墙还用了大理石贴面。这家主人是开木厂的资本家，一个挺和善的老头。解放后还健在，“文革”前病逝了。邻居们都说他有福，否则难逃被批斗的下场。而他的后代则没那么好运了，“文革”开始就被撵出了原住宅，打发到一处狭小的屋子里，七八口子挤在一起。一直到“文革”结束。大院原本是有大门的，听母亲说是厚厚的木料，周边包着铁皮。只可惜“大跃进”时，被拆去搞建设了。好在各小院都有自己的大门，晚上住户轮流负责关闭，很是安全。我在大院住了三十多年，没曾听说谁家被盗过。
我家住在五院。是大院唯一靠马路的小院。院里不到三十户人家，每户的面积都不大，十来个平方算是大房了。小院里有两间公共厕所，不分男女。说是叫“间”，实则小得可怜。肥胖的人进去连身子都转不过来。但就是这两间狭小的厕所却要承担小院近百口人的“内急”。每天早上，起床后人们第一件事就是奔厕所，几十号人同时出现，竟没发生过任何“事故”和“危机”。想想，当时人们的自我调控和相互通融的能力是多么强啊！大院有一个公共水龙头。负责供应全大院外加旁边一个比我们大院人口还多的另一个大杂院居民的饮水。青岛当年缺水，凭票限量。加上供水管道年限过长，锈垢将管道变细，从水龙头流出的水，最大时也只有中指粗。所以，大院里永远不断人的地方就是水龙头旁边，即便是半夜仍有人在接水。接水用水桶，各式各样。有铁制，铝制，木制，还有塑料制品。一个挨一个排在水管子旁边。没人加塞，也没人趁别人不在，捷足先登。人不在，旁边的人帮着接上。然后放到一边，等着得空来拎。关系再近些的，直接送到家。那种友谊虽简单，但朴实。让人感到再自然不过了。
大院无秘密可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到了八十年代初期，人们的生活水平还是有限。吃过晚饭的乐趣，年轻人凑在一起打扑克下棋吹牛，上点年纪的便是串门拉呱。东家长西家短，拉着拉着，所有的“秘密”都暴露了。谁家添置了块手表，谁家的儿子带回个女青年，谁家的孩子被老师家访了，或者谁家的丈夫让媳妇骂了，谁家的女婿拎着鲅鱼来看丈母娘了，等等。这还算不了什么，谁家吃什么饭几乎院里的人都能知道。谁家剁饺子馅的声音，谁家炖肉的香味，满院子都听得到闻得到。有点新鲜东西，大家都会拿出来送给要好的邻居尝尝鲜。东西不一定多，但情意在。八月十五的月饼，端午节的粽子，二月二的炒豆，过年的麻花，这些我都曾吃过邻居家的。
当然院里的邻居也有不和的时候，因为楼上漏水弄脏了楼下的衣服，晒被子挡住了阳光，垒煤池子占地太大影响走路等等。指责，爆粗，也有动起手来的，这种事发生过几次，但最终都在邻居们的劝说中化干戈为玉帛。大院拆迁大家离开时，没有哪家邻居还在为曾经发生过的小矛盾而耿耿于怀，更多的是依依不舍。
大院被确定棚户区改造时，邻居们都欢欣鼓舞。终于可以住上新房了，不再为大雨屋漏而苦恼了，也不用再忍受着寒冷和酷暑到户外拎水了，更不用早上起来为解决内急而排队焦虑了。更重要的是，终于可以享受羡慕已久的宽敞住房了。搬迁时，几乎没人讲条件提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搬迁一空。大家的期待太强烈了！
两年后，新住宅拔地而起。邻居们纷纷搬进了新居。大院没了，小院也没了。见一次面好亲切，如同久别。虽在同小区，但平时各忙各的，见面难啊！没人再串门，更不要说打打扑克下下棋了。看电视，上网，茶余饭后都很忙。逢年过节打个电话相互问个好，祝福话，拜年话说得也都很好听，但总觉得越来越生分了，距离越来越远了。一些老人邻居永远走了，但大都是事后得到的消息，连送一程的机会都失去了。
大院的日子永远没有了，这种混居式的建筑模式也不可能再出现了。其实，大院没有了并不是根本的遗憾，遗憾的是那种简单朴实的生活理念也随之消失了。多么希望把今天的居住环境，和正在失去的邻里关系结合起来，创造一个新的人际空间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