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轿车制造始末
红旗CA-770设计者贾延良口述
作者:贾延良口述,葛帮宁整理
2013年05月21日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2013年4月7日,浙江省政府采购的首批自主品牌红旗汽车交付使用,这批车不接受普通人订购,专供领导人使用。红旗轿车的这一商业行动与新一届国家领导人使用国货的倡导遥相呼应,昔日的中国第一车又回到了人们的视野。美国彭博社预测,毛泽东时代的“红旗”轿车可能取代奥迪、别克等进口豪车,将独占每年一千多亿元的中国公务车市场。
红旗汽车从无到有,它的配置和技术都代表了当时国产车的最高水平。因为专供国家领导人乘用,它与中国、政治、领袖这些关键词密切相关,承载了一代中国人的汽车梦和自豪感。
在中国人自己制造的轿车红旗汽车诞生前,缺乏汽车是困扰中共一贯的难题。1949年3月,解放军进京,毛泽东以主席身份在西苑机场检阅解放军,检阅时乘坐的是一辆美国军用敞篷吉普车,身形高大的毛泽东站在驾驶员右侧,身后的警卫只好紧贴着他,一条腿还只能伸到毛泽东前边,显得很不严肃。
斯大林看到毛泽东乘坐美国吉普车进入北京城的照片时,注意到美式吉普带来的政治联想,马上决定赠送给当时的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一人一辆吉斯牌高级轿车。苏联吉斯轿车每年的产量只有十几辆,其档次相当于德国迈巴赫或英国的劳斯莱斯。开国大典阅兵式上所用的车正是斯大林送给毛泽东的吉斯-110,此后又有10多辆各型吉斯车陆续进入中国。毛泽东一直乘坐着的是一辆吉斯-115防弹轿车,没有空调,为保证安全,又不能随意打开车窗,毛泽东体胖爱出汗,服务人员只好在车子前排与后座的间隙放上盛冰块的盆降温,毛泽东感叹希望能早一天坐上中国人自己制造的轿车。
1958年2月,毛泽东视察长春一汽,再次提出希望坐“自己的小轿车”。此时,全国上下正在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超英赶美”的口号响遍全国,各行各业的劳动热情都很高。一汽全厂提出了“乘东风,展红旗,造出高级轿车送给毛主席”的口号,组建了轿车生产突击队,赶制轿车。
1949年,毛泽东乘美式吉普车检阅三军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视察第一汽车制造厂,陪同参观的有厂长饶斌,党委书记赵明新等
制造轿车,一汽堪称“四无”,即无资料,无经验,无工装,无设备。工人们有的把行李都搬到车间,通过借鉴外国汽车边做边学。发动机学的是德国“奔驰-190”型轿车发动机,底盘学的是法国“西姆卡”的底盘基本结构,变速箱是一汽自己的三挡机械变速器,各种钣金件、车身成型,几乎全靠手工制作,整车最高时速可达128公里。百公里耗油9升,一共6座,上半截银灰色,下半截紫红色,最显眼的是发动机罩前上方有银色小龙装饰,车身侧面镶嵌了毛体的“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字样。
当年5月12日,第一辆国产小轿车下线,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轿车的历史,消息传出,全厂工人又唱又跳,庆祝新中国的第一辆轿车。毛泽东和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在中南海后花园观看并试坐。新车的车名也取自主席语录“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定名为“东风”,寓意社会主义必胜。据说当时“东风开过的地方,群众欢呼鼓掌,一路都是绿灯,可以直接开进中南海”。
红旗CA-72“比吉姆还高级”
东风轿车太小,不适合首长们乘坐,而且随着中苏关系的起起伏伏,苏联支援中国的高级轿车,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中断了零部件供应,严重影响了车辆的正常使用。因此,在“东风”的基础上,一汽受命开始研制更高级的元首用车。中央领导纷纷把自己的用车赠送给一汽做样车,周总理送的是法国“雷诺”,朱德委员长送的是捷克产“斯柯达”,陈毅副总理送的是“奔驰600”。
1958年7月,新车试制成功,“起东风”紧接着就要“展红旗”,于是这辆车就被命名为“红旗”,型号CA-72。
红旗CA-72是以美国豪华车“克莱斯勒”C69为蓝本,装有V8顶置气门200马力的发动机。车身长度超过5米,比东风轿车宽敞许多。车身设计强调中国传统美学特色,通体黑色,线条感强,车头标志由龙改成了一面红旗,车前格栅参照了扇子造型,后灯用的是大红宫灯样式,车上大量使用了银色镀铬饰件(也有用铜质镀金材质),座椅包裹的是杭州名产织锦缎。最有特色的是,在发动机侧翼一开始有五面红旗,代表“工农兵学商”,后改为三面红旗,代表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当年9月19日,时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邓小平到长春一汽视察,问厂长饶斌:“红旗比伏尔加怎么样?”饶斌答:“比伏尔加高级。”“比吉姆呢?”“比吉姆高级。”当时的苏联轿车最好的是吉斯,次之是吉姆,最后是伏尔加。邓小平听到回答很高兴,说:“噢,比吉姆还高级,你们可以多生产。现在石油很紧张,可不可以烧酒精?只要不烧茅台就行。”这句邓式幽默把在场的人都逗笑了。
1958年5月21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后花园观看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辆小轿车—“东风牌”小轿车。(图/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CA-72一“阅”成名
1959年9月中旬,一汽锻造车间主任陈子良受命向北京移送33辆CA-72型红旗车和2辆敞篷检阅车。检阅车是CA-72的改型,只是拆掉了顶盖,中隔墙装上了供检阅人专用的扶手。35辆红旗轿车运送到北京首都汽车公司,一字排开,场面极为壮观。
到了北京后,还要进行路况测试,一汽送车的几十位司机开着这列红旗车队在北京大街上“兜风”,分别跑了东西长安街、八达岭、十三陵、香山和卢沟桥等处,一时成为轰动北京城的新闻。
9月29日下午,一汽举办车辆交接仪式,车辆被排放在人民大会堂出口处左右两侧,车有7种颜色,在内饰上也有一些不同,中央首长的秘书们按照领导喜好挑选车辆,选定后,只是从笔记本上撕下一片纸,打个白条——“某某办公室收到红旗一辆”。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贺龙、聂荣臻、叶剑英、薄一波、习仲勋、杨尚昆、吕正操、林枫、杨勇和章汉夫等中央首长都领到了新车。
两天后就是10月1日,红旗检阅车参加国庆十周年庆典,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担任阅兵司令,着一身元帅服,由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上将陪同,分乘两辆红旗检阅车,缓缓地驶过天安门广场南侧和东长安街,检阅陆海空三军。红旗检阅车一举成名,累计一共生产了两百多辆。
1958年8月1日,一汽试制出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9月28日试制出第一辆红旗检阅车。1959年1月,一汽接受了为国庆十周年制造红旗轿车的任务,国庆前夕30辆红旗轿车和2辆红旗检阅车送到北京。在国庆10周年大典的隆隆礼炮声中,两辆“红旗”检阅车载着阅兵总指挥和国防部长检阅了陆、海、空三军,6辆“红旗”列队行进于游行队伍中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图为刘少奇乘坐红旗轿车欢迎外国元首。(图/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彭真爱不释手的CA-770
1965年,出于外交工作的需要,周恩来指示一汽在CA-72的基础上,试制三排座的豪华型轿车,增加的一排座位用于安排重要外宾的翻译和保卫人员,这样车身加长了更显得壮观豪华,同时要求配置自动变速器,使车行更加平稳。
当时一汽成立了CA-770样车开发小组,提出了“为生产三排座立功”的奋斗口号。此时全国正在全力援助越南,开发小组条件艰苦,没有专门的场地,只能在越野车车间试制,前后总共做了7个1:5的汽车模型,最后刚刚大学毕业的贾延良的设计被选中,主持新车的造型设计,开始做1:1的油泥模型。
贾延良设计的车身完全摆脱了红旗的原型车——克莱斯勒的影子,长度将近6米,轴距达到了3.72米,外形上吸收了明式家具的线脚,不再像苏式车裙部大、玻璃小,而是将发动机下压,把车窗玻璃做大,前脸保留了圆形前大灯,扇形的水箱格栅被抽象化,突破了CA-72原来的“大、平、正、方”的特点。新车型力求在任何一个侧面看都具有动感的线条,为此,设计组还在哈尔滨飞机厂做1:5风洞试验,在模型上埋了不少线头,用风吹,看线头走向,用这个土办法改进车辆的空气动力学性能。
在内饰方面,设计组最初决定用牛皮,但找到的牛皮上都有鞭子印,后来只好到内蒙古找没被抽过鞭的小牛皮。车厢里采用了红木和长白山、大兴安岭树根的切片,内饰板上还刻上了漂亮的木纹。制作第二辆红旗时,还在车内加装了电视和酒柜。酒柜是跟陈毅赠送的奔驰600学的,电视是就近让长春电视机厂生产的,但是装上电视后,虽然勉强能看,但晃得太厉害,效果不好。
车翼的三面红旗装饰听从彭真的建议改为一面红旗,因为“要突出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1965年9月,CA-770型红旗车试制成功,受到领导人的喜爱,很快通过了国家验收。这辆加长车变得更宽更长,定位更加高端,彭真对送到北京报喜的样车爱不释手,留下来成为自己的专车。当时,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坐吉斯,正副部长坐吉姆,彭真的红旗样车让几位老总级的领导都眼馋不已。
1966年CA-770定型并开始批量生产,年产20辆,全部送往北京。在此之后,被广泛用于元首、国宾检阅车。
“文革”中,“一面红旗”的建议成了彭真的一大罪状,“四人帮”硬说他擅自砍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一汽厂长胡玉久被揪斗,年仅26岁的设计师贾延良也在旁边作为修正主义苗子陪斗。贾延良后来回忆说,他虽然被斗,内心却仍然为CA-770骄傲。
CA-722:防弹红旗
20世纪60年代末期,红旗车的加强版CA-722研制成功,增加防弹功能,专供政治局常委使用。CA-722外形跟CA-770区别不大,但是内部却大不一样,CA-722配置了车身装甲、防爆底盘、厚达十几毫米防弹玻璃、自动补漏的轮胎,除了没有武器外,几乎是装甲车标准了。CA-722红旗车只生产了12辆,第一辆就配给了林彪,很得他的喜爱。1971年9月深夜,林彪叛逃时,就是开着这辆车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向山海关机场狂奔。
通过阅兵、接待外宾,红旗车盛名远扬,“见毛主席、住钓鱼台、坐红旗车”,是许多外宾来华必须要做的三件事。
美国总统尼克松、日本明仁天皇、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法国总统蓬皮杜、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等外国政要都对红旗车印象很好,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访华时甚至对红旗车一见钟情,请求中方赠送一辆以供其收藏。红旗车在海外声名鹊起,先后应要求出口朝鲜40辆、越南3辆、利比亚2辆。
民间对汽车乘用状况归纳为:地委书记两头平(上海轿车),县委书记帆布篷(212吉普车),公社书记130(北京130货车),大队书记嘣嘣嘣(拖拉机),只有省部级以上官员才能乘用红旗轿车。
70年代初,毛泽东指示“要造我们自己最长的车”,催生了一款号称“亚洲第一车”的三开门“红旗”加长型轿车。车长10米,车内空间极为宽敞,安装有空调、冰柜、电视、沙发、卧具等,显示了我国70年代汽车工业的最高制造水平。但这辆车1976年才造出来,此时毛泽东已经逝世了,没有来得及使用,目前成为老爷车爱好者雒文友最珍贵的收藏品。
“假红旗,真奥迪”
从东风轿车到红旗CA-72、CA-770、CA-722、三门加长车,红旗车一步一步强化它元首用车的高端官车形象,走到了它的顶峰。但这种定位,也使红旗车的市场集中在狭小的领导群体中,红旗越是集中资源提升档次,离普通民众就越远。当政治风气转向时,红旗车品牌中引以为豪的意识形态含义顷刻间失去了重心。改革开放后,更经济、更新潮的外国车来了。
1981年5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消息:“红旗”牌高级轿车因耗油较高,从今年6月起停止生产。据老一汽人韩玉麟回忆,真正的停产原因是供销体制。当时一辆红旗轿车成本在6万-20多万元,但是政府的收购价不超过5万元,红旗车卖得越多,赔得越多,截至1981年,一汽总共卖了1492辆红旗,累计亏了6000万元。而且,红旗车当时未能形成标准化的现代汽车生产线,特别是很多配件质量达不到标准,车辆经常出现质量问题,红旗的官车用户恰恰是对质量最敏感的用户,任何小的质量问题都会对红旗的高端品牌造成致命的伤害。当时有驻外大使反映,去机场接外国总统,红旗车半道抛锚,造成极为尴尬的场面。“红旗”停产后,一汽的生产重点也转向了与德国大众合资车的制造。十年后,1991年5月13日,复活后的红旗CA770-90样车送到江泽民总书记处,获得了最高领导的支持。但量产时发现红旗厂真的“老迈”了,十年停滞,工装模具损坏严重,找不到零部件厂商,技术骨干也大都退休了。1993年“红旗”生产了一批车,质量仍旧不过关,乏人问津。
为了企业生存,红旗放弃原来庄重严肃的定位,转而开发了一款缩小版的“小红旗”杀入经济型轿车市场。1988年5月17日,一汽借鉴奥迪100型车的技术,用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配奥迪100轿车的车身,开发出了红旗名仕和红旗世纪星,但是这两款车与奥迪100的外形区分度低,甚至被人说成是“假红旗,真奥迪”。价格上并无太大优势的红旗车反而成了“山寨”奥迪,人们先入为主地认为红旗车质量不行。结果,奥迪成了中国官员的常用车,坊间流传“大小是个官,都坐四个圈。”“小红旗”定位十分尴尬,鉴于红旗车的大名,老百姓买不起,普通官员避嫌不敢买,高级官员嫌质量不好不愿买,市场很小,有的小红旗成了乡镇企业家的显摆物,有的做了出租车,损害了红旗的高端官车形象。
杀入民间市场的尴尬
1997年一汽轿车厂进行股份制改造并在深交所上市,一举募集到20亿元资金。有了这笔钱,一汽计划再次开发一款新的红旗车——红旗世纪星,定位成一汽将来的王牌车型,高调进军高端乘用车市场。这款车定价26万-36万元,圈定政府官员、大企业和私企老板为主要用户,但是这个定位直接与已在国内站稳脚跟的进口名牌车对撞,遭到广汽本田雅阁、上海通用别克、一汽大众奥迪、上海大众帕萨特四大合资品牌围剿,上半年共卖出了5750辆,市场表现还不如之前的“小红旗”。
一汽又在美国林肯车和日本皇冠车的基础上开发了红旗旗舰轿车和红旗HQ3,由于核心零部件要向外方采购,所以成本高昂,仍然是多卖多赔。红旗HQ3从日方采购价高达25万元,市场定价达到35万元,价格缺乏竞争力,又带有不少日本痕迹,卖得仍然不好。
1984年、1999年,红旗车多次为邓小平、江泽民打造了国庆检阅专车,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胡锦涛乘用的红旗检阅车几乎是近年来国产车技术的集大成者,售价高达300万元左右。检阅车再次强化了红旗的元首官车形象,但对于红旗占有民间乘用车市场的实际作用并不明显。
1984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乘坐一汽人生产的红旗检阅车,在天安门广场阅兵。(图/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杀入民间市场后,红旗需要在发展廉价国民车和高端商务车之间做出清晰的选择,近年来,一汽的行动似乎表明复兴红旗的计划正在向后者靠拢,近年又依靠自主技术能力开发了C131型高端红旗车,希望能重新占领公务车市场。在一汽的规划中,设计了红旗、奔腾、欧朗三个品牌,红旗主攻豪华车市场,奔腾主攻B级车市场,欧朗主攻A级车市场。
如今国内车市已是一片红海,如何将红旗悠久的领袖用车历史转化成为占领公务车市场的独特优势,乃至重新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领头羊,考验着一汽的产业决心与商业智慧。
原文标题:红旗CA-770设计者贾延良口述红旗轿车制造始末
(参考资料:贾延良口述,葛帮宁整理:《被遗忘的“红旗”设计师》;韩玉麟口述,葛帮宁整理:《他在抢救历史》;葛帮宁:《红旗检阅史》;明红:《邓小平与新中国民族汽车工业发展的缘源》;徐钟:《中国轿车制造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