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中的科学和政治互动
作者：尹雪慧
2013年05月28日 来源：学习时报
引发的问题
现实中，科学与政治的深层互动既推动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转型与变革，又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和讨论。
其一，围绕科学的独立和自由，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主张。
在过去几个世纪中，科学家们普遍认同这样一种理念，即科学活动应该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并竭力维持其在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上的客观性，在独立自主和政治无涉的前提下获得客观中立的知识，从而实现科学事业独特的贡献。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拒绝“服从于外在于科学的价值观”，声讨政治对科学的干扰；而民主政治又必须要求科学家们对用于科学的公共资源的支配使用做出责任承诺与合理说明，因此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科学和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
其二，科学家的形象和地位受到了质疑。
人们乐观地为科学取得的成就欢呼的同时，科学发展中的一些负面能量也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不论是纳粹德国对“雅利安科学”的鼓吹以及对犹太科学家的暴行，还是有关环境政策讨论中令人眼花的各种科学证据，受利益驱动的科学动摇了公众对科学权威的信仰，而参与国家政治决策的科学知识和科技专家的特定利益背景也时常令人生疑，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悬念。
其三，科学对于政治和国家政策的影响空前，但科学的有效性却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
基于科学的决策是否应该被毫无保留地信任？在政治和决策中对科学的运用是否毫无风险？不同背景的研究者对同一问题也会给出不同的结论，科学争论往往伴随着政治和文化、利益的较量。如果科学和技术不是作为客观依据对政策产生影响，而是引发政治和政策争论的催化剂，那么我们在决策中应如何处理与判断？
科学需不需要以公众利益为中心
这个世界的本性充满了争议和不确定，科技对世界的改变并不存在一个终极的目标，而是一个推进中的过程。这一过程中，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价值信念共同整合。科学是应以寻求自身的发展为中心，还是以“公众”或“公共利益”为中心，这涉及不同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理念、诉求及体制环境。这种政治意义上的科学观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不同国家对科技应用的宏观预期、总体需求和指导策略，及科技政策制定的态度差异。
美国传统科技政策理念中的一个核心信条就是科学研究应当尽可能地不受政治和政府干涉，保持自身探索性的、无私利的、纯粹的科研活动，即便研究经费的绝大部分都来自于国家财政的支持。新中国成立后的科技政策中，历来有明显“任务导向”特征，科技活动不但是带有国家意志的行动，而且科学家本人也以服从和支持国家利益为指导思想。很难说清是否存在某种标准，来评判哪一种政策导向和管理方案更加民主、更有效率、更易被社会主体价值观所认同和接受，但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始终不应也不会脱离国家政治文化和公众利益所共同期待的方向。
走向共生的联盟
尽管我们总是避免去承认科学与政治之间的联盟关系，但科学的发展越来越依赖政府的支持与资助，科学被纳入治理的过程中的同时，也被政治改变和塑造着。而在决策和政治活动中有原则地、高效地运用科学也是民主制度的要求。科学既不外在于政治，也在现实中与其他社会部门共生，科学与政治在互动中可以产生共同的方向，建立起共生的联盟。
对于这一联盟，仍然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政治和政策的有效性不是在对科技资源的掌控中获得的，而是在富有活力的科技咨询、管理评估和科学争论与合作的体制机制中产生的。政府对科学的治理应当不妨害科学自身的发展。尽管今天的研究方向、科学议题的选择，与国家目标和利益紧紧关联在了一起，但是，这种关联应当以不伤害科研过程的客观性和中立性，不妨害科研人员的自由探索为前提。当然，科学探索的自由，应当是科学家自由地开展活动和发挥才智，而不是不受任何限制随心所欲地发挥。科学探索应当尽可能地排除意识形态、文化偏好、经济利益等非客观因素的影响，自由地采用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忠于结论的客观和中立。
第二，科学家应该在科学与社会中间明确自己独特的角色和作用。科学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丰富的联系，科学家不但不能置身事外，而应该更加主动和有效地参与其中，深化这种联系。对于政治来说，科学事业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能够提供给决策者有效指导以寻求扩展政策选择的范围。科学共同体有责任评估科学对于政策的意味，而不是仅仅把自己的利益映射到科学上去，将专业知识变为知识特权。对科学知识的充分评价应该既能使科学家们自己限制科学政治化的负面影响，也有助于更有效地理解科学在政治辩论中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