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视角下的文学研究
——读卢铁澎《悲伤与诗》
作者： 刘欣
2013.10.01 来源： 人民日报
在历史、理论被“终结”的“后现代”状况中，秉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文学研究或被冠以“宏大叙事”、“本质主义”、“前苏联理论”等帽子，受到“过时”、“保守”、“极左”的质疑与指责。某些以追逐和制造时尚为“前沿”的学者们，一窝蜂地青睐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流行理论，投向“憎恨学派”（布鲁姆对这些理论的蔑称），或转向“文化研究”。表面的繁华暴露了骨子里“失语”的理论尴尬。如何充分领会马、西、中三大文论传统的精髓，坚持“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指导下的总体视角，认识古今中外的文艺现象，建构本土特色的文论话语体系，成为当务之需。卢铁澎的文论集《悲伤与诗》（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近年发表的文论20余篇，论域广及古今中外，但其坚持“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支配下的总体视角，形成内在统一的整体性，坚定开放,体现了鲜明的学术品格。
《悲伤与诗》的总体视角，首先体现在将恩格斯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命题理解为一种美学方法论或艺术哲学方法论。该书首篇《“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探源》，指出恩格斯对黑格尔的继承，恩格斯将“美学观点”置于“历史观点”之前，体现了对艺术特质的正确把握，而强调两者的统一则是在美学——哲学层面上对艺术作品丰富本质的整体把握，超越了黑格尔。但人们往往将恩格斯提出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仅仅理解为文艺批评方法，遮蔽了它作为总体性美学方法论的本质。这一总体性方法论在黑格尔和马恩手里，“无论是宏观扫描还是微观剖析，都处处体现出从整体联系、动态发展中把握对象本质规律的辩证性”，对文艺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具有不可估量的范型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国内学界有人一度对西方现代美学和批判理论趋之若鹜，甚至全盘照搬，用舶来的术语硬套中国的现实，以西方后设的价值立场批判我们民族的文学和文化，对文化研究的取向也暴露出对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相统一的总体视角的忽视。对此，作者在《黑格尔〈美学〉的方法论价值》中明确反对全盘西化之风；《文化研究：大道与歧路》则从方法论的角度检视了本土语境中的文化研究实践的不良生态，指出文化研究的反学科诉求和政治批判性立场是“历史的必然要求”。而把文化研究等同于文学研究或以文化研究取代、消解文学研究的“扩容”论，既有悖于文化研究主旨，又暴露了“文学终结论”的认知盲目。作者呼吁：“文学研究应借助文化研究的长处回归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相统一的研究视界”。
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如何贯彻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相统一的研究视域？《悲伤与诗》以文学思潮为研究对象，从文学、文化活动系统的整体结构出发，对文学思潮概念进行理论澄清，作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界定：“文学思潮是特定历史时期文学活动系统中受某种文学规范体系所支配的群体性思想趋向。”此界定不仅突出了文学思潮的“文学”属性和历史性，确认文学思潮构成要素的性质是美学观念要素和历史观念要素辩证统一的整体融合，而且将文学思潮放在文学活动系统和文化系统的整体性背景中审视，厘清文学思潮与文学风格、流派、运动、创作方法等概念的关系和区别，剖析了文学思潮在文学系统和文化系统内部的结构功能及其与现实基础、社会思潮的辩证关系。作者认识到，文学思潮虽然是文学活动系统中主体群体在文学规范体系支配下的观念整体，但在展开和增殖的过程中，又对文学规范体系产生反作用，促使其随现实的发展而衍变（见《中国当代的艺术思潮理论》）。从文学、文化活动系统这一宏观角度把握文学思潮的内涵，这是该书总体视角的又一体现。
总体视角还体现在理论研究与批评实践相统一。文学思潮理论研究不能离开文学史事实，该书运用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相统一的总体视角，在文学、文化活动系统中对古今中外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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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潮作了批判性考察。《唯物史观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的当代意识与相对主义》、《20世纪外国短篇小说思潮》、《新时期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与社会思潮》等篇，旨在将总体视角与微观的文本分析相结合，从而把握特定文学思潮的历史、美学特质和局限性。《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批评特色初探》、《六朝文学美学自觉的理论轨迹》等篇，则是对群体性美学、批评理论的分析，体现了作者文学思潮理论研究的能力。
还值得一提的是书名“悲伤与诗”，取自《印度两大史诗论》中一章题目，是对印度古代文艺观中诗歌起源及诗歌审美特质问题的高度概括，与作者基于马克思主义总体视角，而尤重“美学观点”的辩证立场相吻合，这一学术立场贯穿全书，坚持了文学“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结合的文化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