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势而为　及时转变

——大禹治水的启示

作者： 沈大军

2013.11.04 来源： 光明日报    

　　我国的治水思想，历来都很好地体现了矛盾的两个方面，亦常常被二元对立为两个派别，如“堵”与“疏”、“束水”与“改道”、“开源”与“节流”、“供水管理”与“需水管理”、“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等。

　　这些相互对立的治水思想和战略，反映了人与水的各种主客体关系：或是关注客体水，或是立足于主体的人类自身。“堵”一般都采取“迎难而上”的方式，用人类自身的能力来阻止水害的发生；而“疏”的办法则是“敬而远之”，通过人类自身的规避，来防止水患带来的危害。同样，“开源”“供水管理”和“工程措施”是着眼于水的手段，而“节流”“需水管理”和“非工程措施”则都是人类自身挖潜的工具。

　　但应该认识到，人类的能力和规避都是有限度的，因此，无论何种方法都有其适应性和局限性。这需要人类审时度势，作出科学的判断和决策，在不断调整和变化的人水关系中，确立正确的治水思想，寻求解决问题的合适方法和路径。

　　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神话传说，大禹毋庸置疑是我国古代正确处理人水关系并取得治水成功的最著名典范，而其父亲鲧显然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鲧受命治理水患，采用障水法，用堤防堵障，但水却越淹越高，历时九年未能平息洪水灾害。此后，鲧的儿子禹继任治水之事，在总结鲧治水失败的教训后，禹“顺水之性，不与水争势”，改“堵”为“疏”，充分利用水向低处流的自然趋势，“高者凿而通之，卑者疏宣之”，“导之入海”。其实，分析大禹治水成功的核心可以发现，其本质并不在于“堵”和“疏”两个对立的治水思想和理念的应用，而在于面对出现的新的水问题时，所作出的治水思想的转变，以及顺应水势的变化而作出的治水战略的调整：对付小洪水，采用壅堵的方法是有效的；但对付大洪水，可能会越堵越多，就需要采用疏导的方法。同样，分析鲧的治水教训可以发现，其墨守成规，不能顺势而为，沿用共工氏“壅防百川，堕高堙庳”的老办法，是导致失败的直接原因。

　　大禹治水之后，顺势而为，及时转变、调整和选择正确的治水思路，在我国历史上还有众多成功的例子。东汉时代的王景采用“筑堤，理渠，绝水，立门”等手段恢复了黄河、汴渠的原有格局，筑堤后的黄河历经800多年没有发生大改道，被赞为“王景治河，千载无患”。北宋杰出的政治家范仲淹结合自己的治水实践，在治理太湖时提出了“浚河、修圩、置闸”三者并重的治水方针，妥善地解决了蓄与泄、挡与排、水与田之间的矛盾，至今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明代水利学家潘季训认识到“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沙停则河饱，饱则夺河”后，提出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黄河治理方针，对后代治黄有重要影响。明代思想家魏源和近代治水专家周馥，也都提出了“顺水之性，以水治水”的思想和理念。

　　在当代，我国治水战略也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和水利工作的新任务及时作出转变、调整。上世纪80年代，为了适应到2000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需要，提出了“全面服务，转轨变型”的水利工作方针，以农业服务为主进一步扩大到为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发展服务，从不够重视投入产出进一步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1998年大洪水以后，提出了“人水和谐”的治水思想，建立了实现“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治水战略。

　　当前，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治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已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高，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但我国治水所面临的形势却越来越复杂和严峻：不仅要面对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基本国情水情，还需要克服洪涝灾害频繁的心腹大患，解决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的发展瓶颈，弥补水利基础设施薄弱的短板，更需要面对水污染突出和水生态环境恶化的全新挑战。水问题不再是一个地区和部门的问题，而成为一个影响全社会、全流域甚至具有国际性的全局问题。治水的内涵不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水利或工程建设措施，而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安全的综合性策略。水问题的解决，已不可能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通过水利部门自身的努力就能够实现，更需要群力群策、调动各方力量。

　　由此，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我国当前应该在治水思路方面作出积极的转变和调整。

　　充分认识水问题的全局性以及解决措施的综合性，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共治”的治水思路。水利已经不仅是“为利害也”那么简单，也不仅是“农业的命脉”，更已“成为现代农业建设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和生态环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水利不仅关系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而且关系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可以推论，治水的措施也不可能仅是修建水利工程那么简单，而必须是一个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人文社会学科以及生态环境和工程等自然学科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实施如此综合全面的系统工程，必须依靠和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在政府的主导下共同推进。

　　正确处理政府的引导性和市场机制发挥的全面性，建立“体制引导、机制发挥，体制机制共治”的治水模式。治水模式受水行业外部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而且必须与大的社会环境相一致才能成功。至今，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积极的基础性作用，推动我国的治水机制形成了“政府”和“市场”的“双轮驱动”模式：政府实施“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的治水工作，而市场全面发挥促进各种治水资源合理、优化配置的机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种“双轮驱动”治水模式也将全面发展，并在改革和完善的过程中不断释放治水“红利”，从而推进我国水问题有效解决和水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准确认识水问题的流域性以及与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联性，推进“流域共治、区域分治”的治水方法。水是一种流域性的资源，在“水往低处走”的过程中，流域的上下游、左右岸通过水力联系相互作用和影响，其间导致的各种水问题都会成为流域性问题，并且具有流域外部性特征，如防洪、抗旱、供水、发电、航运以及水污染等。更进一步，由于水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基础性作用，流域内资源开发、产业布局、城乡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都将以水为媒介相互作用和影响。因此，水的流域性客观上要求水问题不能通过单一的行政区域的方法解决流域外部性问题，而需要建立流域层面的治水方法：在流域层面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并在区域层面实施和落实。

　　科学认识水量水质的综合性，建立“一龙主治、九龙协治”的治水责任和协作工作机制。水是一个综合载体，包括水量、水质、水温、水能、泥沙以及水生动植物等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质特征及其过程，还具有时空分布的特点。同时，水问题的演变也有其历史规律性：防洪和供水在农业社会占有主导地位；水污染治理和水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则在工业社会逐步显现；而在生态文明阶段，水生态保护的地位显得尤为突出。水的综合性体现了治水必然是一个多部门协调协作的工作，水问题的历史阶段性则说明了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必然有一个部门主导治水工作。

　　虽然大禹治水发生在距今约四千多年的时代，那时多洪水而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又极其弱小，对水的认识也可能仅仅停留在“为利害也”的层面。当今，无论是自然地理环境，还是经济状况、政治制度、社会条件，以及对水的认识都与那时有天壤之别，但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大禹治水对于现代治水以及其他工作，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顺势而为、科学认识并正确处理主体和客体关系、及时调整治理思路，是大禹治水给予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