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影与背影
作者: 刘玉堂
2013.11.26来源: 人民日报
《莱芜现代三贤书影录》,张期鹏编著;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般说来,书影是显示书刊版式及部分内容的印刷物,主要是封面图案,也包括内页和封底。其作用是向读者展示和介绍书的样式,一般多用于古籍珍本。
但我面前的这部《莱芜现代三贤书影录》有所不同,《吴伯箫书影录》、《王毓铨书影录》、《吕剑书影录》不仅较全面地辑录了散文家、教育家吴伯箫,历史学家王毓铨,诗人吕剑几乎所有的著作版本,且按时间顺序逐一介绍、评说,详尽缜密,古朴典雅,蔚为大观,颇有收藏、品评和研究、欣赏价值。实际上,这是传统书影与现代书话、评论的一种结合,是一种全新的成书形式,令人耳目一新。
为什么要辑录这三位的书影?一是他们同属莱芜籍,同是少小离家,又无一例外地受过不公正待遇,且在各自的领域成绩斐然,成为家乡人的骄傲;二是他们为人为文都带有浓郁的地域个性及地方色彩,是莱芜文化的标识。
三位大家的作品与专著,此前我只读过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至今还能背诵它的开头:“我曾经使用过一辆纺车,离开延安那年,把它跟一些书籍一起留在蓝家坪了。后来常常想起它。想起它,就像想起旅伴,想起战友,心里充满着深切的怀念……”但对其人其事,及另两位先生的作品及成果却知之甚少,有的更是闻所未闻。三本书影录一翻,便令我油然而生敬意,感慨自己孤陋寡闻的同时,也不由感慨历史的消逝真是太快太强了。三位前辈高风亮节,温文尔雅,要么学富五车,要么著作等身,面对他们不同开本、样式,甚至不同文字风格的著作,怎能不仰而视之、推崇备至?编著者称之为“莱芜现代三贤”,真是实至名归。
翻着翻着,即感受了书影录的另一个功能,它阻挡或拒绝一切莫明其妙、不着边际的解读及戏说。比方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美国工作的王毓铨响应周恩来总理号召,欲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他的老师胡适不以为然,对其说“在美国的华人汉学家中,你的工资是最高的,大大超过了我,这样好的做学问的条件,应当珍惜啊!”见王毓铨义无反顾,又说,“你回国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批判我,否则很难立足。”这样的说法有依据吗?有的。胡适1950年的日记可佐证:“1950年1月8日,王毓铨、胡先晋夫妇明天要回中国去了。本来我在两年前曾约他们回北大。去年北大仍要他们回去,我劝他们不要回去,他们有些家事关系,不能不回去,我今天约他们吃饭,给他们送行。”
读着读着,你不由得就会为编著者的热心、细心、耐心所折服。这些版本与资料极繁琐,又极专业,编著者所花的心血可想而知。编著者张期鹏是个有点考证癖的散文家,喜欢引经据典、咬文嚼字,用他自己的话叫“吹毛求疵”。他写一篇短文,比一般作家要多费很多劲,多劳很多神。麻烦在于,他不是引用一个大概的意思,而全都是原文原话,你再博闻强识,还是要翻书查书吧?这么纷繁、琐细的工作又是谁安排他干的?没有谁安排,是他无偿的主动做的。编著这套书影录的过程就更说明这是个特别较真或较劲的人,自觉而痴迷,执着又富于学养。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表明,《莱芜现代三贤书影录》是值得信赖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值得称道的是,张期鹏不是一般的收集、辑录、影印,而是对每一个人及其作品都有恰切、精准的评述与评点,直抒胸臆。比方他在《王毓铨传略》中写道,王毓铨曾一度备受冷落与排斥,显然与他是胡适的学生及他在美国的经历有极大关系,自然,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王毓铨都没有批判过自己的老师胡适,这与那些因政治形势变化而见风使舵,或者不得不违心地批判、出卖自己师友的知识分子形成了鲜明对比。又如,他说吴伯箫,就《北极星》的主旨而言,不管是初版本还是增订本,都是不折不扣的“歌颂体”;他叹惜《吕剑诗抄》错别字太多,等等。
这里还有一个地方文化的问题。一个地方出这么多文化老人、名人,不能不说是这个地方的福气。或许他们的主要成就,不是在这里创立的,但这方水土的基因,贯穿其中,又陪伴终生。比方王毓铨的历史论文集《莱芜集》,吕剑的诗篇《故乡的石竹花》,吴伯箫早年写下的“生就生个痛快,烈马追风滚滚来;死就死个干净,日夕沙鸥晚霞轻”等等,无不带着故土的灵气与印记,构成了也代表着这个地方的文化底气或“地气”。或者说,也像在这个地方立起了几根桩子。正因为有了他们,才有可能建立起一座文化的大厦。不然,这种建筑既盖不高,又容易倒塌。
一个地方总要有足以效法和信赖的文化前辈才好。如果他们坚定地走在前边,就会让人跟从,起码是不再怀疑工作的意义。如果长此以往,至少也构成了一个行业的道德基础。可惜历史总不能尽如人意,再难忘的故事,再不该遗忘的面孔,无论我们多么小心,都会在时光中模糊。还有更多模糊得连背影也不曾留下的,就这么渐行渐远地逝去了,让人忧伤又无奈。
对地域文化代表性人物的著作加以收集、梳理与传播,乏味又琐细,需极大的热心与极强的专业精神,但其意义非凡,与代表性人物同样值得尊敬与赞美,比方这套朴素又厚重的《莱芜现代三贤书影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