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1949—1976）》出版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2日起在全国发行。全书共6卷，近300万字。

《毛泽东年谱（1949—1976）》是一部记述毛泽东同志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他逝世27年间的生平、业绩的编年体著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想、理论、决策、工作方法和各种活动，反映了他领导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历程。从这部年谱的记述中，还可以了解毛泽东同志在27年间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这部年谱以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资料为主要依据，发表了大量未编入毛泽东著作集中的讲话和谈话，同时又使用了其他文献资料和访问材料，内容非常丰富。

这部年谱的出版，对于研究建国以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理论与工作实践，研究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经验和艰辛探索，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由来和形成基础，有着重要意义。

199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共3卷），经过修订后再次出版，同时在全国发行。 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人民网党史频道邀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室务委员冯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原主任熊华源做客人民网，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编辑特点和出版意义”为主题，与广大网友交流。

逄先知：当今研究《毛泽东年谱》有四个方面价值

2013年12月24日

逄先知说，如今研究《毛泽东年谱（1949—1976）》有四个方面的价值。

第一个就是关于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

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在《年谱》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1956年社会主义改革完成以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怎么搞？咱们没经验，毛主席也不满意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特别是苏联经验，因为苏联经验并不是完全成功的经验，也有它失误的地方。新中国要走出自己的一条道路，社会主义建设要创造一个适合中国情况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也赞成这个观点，最早的奠基者应该是毛泽东，开辟新的路子，就是不同于苏联的一种道路。所以从1956年开始探索，因为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就是搞建设，但是在这之前并不是搞建设的，改革之前，从1953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的又搞高了，但是真正要把重要的精力来搞建设，搞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搞，摆到毛主席面前，摆到全党面前，这十年的时间，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一种艰苦的探索、辛苦的探索，既没经验，又不能搬外国的，所以这个探索从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开始，论十大关系今天看来仍然有很大的价值。小平同志对它评价很高的。所以，那个时候十大关系也就是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要找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发展道路。这十个关系的处理，今天来说还有现实意义。所以，应该说，毛泽东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开头是很好的。1956年开头。这中间在探索过程中就有很多曲折了。党内后来出现反右派，又提出阶级斗争的问题，还有中东苏关系的问题，国际国内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反右扩大化以后，毛泽东的思想也是变化的。当时我们全党思想也有些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当时反右派扩大化以后，这时候毛泽东对阶级斗争比较重视了，但是还没有很快地影响建设工作。所以，到1958年毛泽东提出，我们的中心工作就是技术革命，所谓技术革命就是搞经济建设，1958年1月就提出要把我们党的中心工作转到技术革命，也就是按照八大提出的方针，就是集中力量搞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生产力。然后由于急于求成，违反客观规律，大跃进受了挫折。本来大跃进，毛泽东的主观动机就是要尽快地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建设一个强大的新中国，他的目的就是要很快的，但是急于求成，出现很多高指标。这样大跃进就受到一些挫折。

受到挫折以后，毛泽东就很快地发现，那时候在党内第一个发现错误的就是毛泽东，所以连续开了武昌会议等一系列会议都来订正。在订正过程当中，毛泽东就提出很多好的思想。举个例子，比如关于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规律是伟大学校，这就是在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当中提出的很重要的理论观点，在今天还是很重要的，要总结价值规律，要发展商品生产，这个思想是很重要的，很宝贵的思想。

在总结大跃进挫折失败以后，总结了好的经验。后来继续发展，大跃进受挫折以后，经济恢复，在恢复当中对形势如何估计，我们采取什么措施，党内发生了意见分歧，这个意见分歧集中在当时是包产到户问题上，党内很多同志说包产到户，毛泽东说包产到户不行，这是资本主义道路，所以才有四中全会提出，毛泽东重新提出阶级斗争问题。当时提出阶级斗争问题来，因为鉴于庐山会议的教训以后，虽然我们年年讲、月月讲阶级斗争，我这里纠正一个问题，现在一般的阐述，毛泽东在四中全会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个“天天讲”是没有的。他只说，要年年讲、月月讲，在每次代表大会要讲。这是他的原话，所以现在传的是不准确的。但是这个时候他的头脑也还比较清醒，我们重新提出阶级斗争的问题，但是不要由阶级斗争影响我们的工作，不要把它摆到工作一样，而且我们重点还要搞工作，特别是讲这个观点，我觉得非常值得重视，他说，我们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我们一切政策策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到这么高度。虽然提出阶级斗争问题，他还重视生产。然后经过很多曲折的道路以后，我们就不详细讲了，在探索当中，确实用“艰辛”二字形容是比较好的。

这部书，研究我们怎么找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正面的经验，也提出了严重的教训。

第二个是，关于如何处理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关系问题。

这和前面一个问题也有关系。这个问题，我认为是贯穿全书的。就是毛对待这两个问题的处理关系贯穿全书的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如果来读这本书，以这个观点来看，可以被这本书串起来了。应该说，他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针对不同的情况来处理的。刚刚解放的时候。那个时候主要就是抓阶级斗争，抓革命。刚刚解放还有国民党的一些残余部队，还有抗美援朝，还有正反、三反、五反，这些都是为巩固新中国、人民政权所必需的，还有土改，你不完善这些，你没有办法搞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但是他在抓这个的时候，抓阶级斗争的时候，他同时非常注意经济建设，他不断地提出，我们还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为在七届二中全会又提出我们经济建设的中心就是抓生产，他就不断地提这个。所以，1953年我们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我们有三年时间恢复经济指标，超过了1930年最高的水平。1953年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搞第一步计划，第一步计划是超额完成的。所以这七年，毛泽东在抓阶级斗争，抓革命的同时没忘经济建设，当然其他领导，周恩来抓经济建设，但是他的注意力还非常重视经济建设。这一段处理比较好。但是后来提出抓阶级，强调阶级斗争的时候，就发生一些偏差了。主要是从反右派扩大化。当时确实少了，少数人，借着整风的时候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毛泽东不容忍了，你对社会主义、共产党不能反对，你要颠覆政权是不行的，所以，要整风，后来是反右派运动，但是严重扩大化。这个时候毛泽东头脑就不太清醒，把这形势估得过于严重，好象共产党政权发生问题了，人家要推翻共产党政权了，所以反右派又扩大化了。从这以后，他一步一步更多的注意阶级斗争问题。但是注意阶级斗争问题的时候，他也还没有忘了生产斗争，没有忘了经济建设。比如四清的时候，四清如果搞不好，如果把生产搞坏，四清就失败了，这是社会的教育运动。所以，他说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四清运动，结合着生产，衡量你的社会教育的成功还是失败，要由生产是增产还是不增产来衡量，所以还是照顾到这些，但是重点是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从此以后，他就更多的注意阶级斗争，一步一步地升级。庐山会议以后，把阶级斗争延伸到党的内部，到四清提出走资派的问题，以后一步一步地升级，升级到哪？升级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达到极端，达到一个顶峰。所以，我们的《年谱》关于文化大革命这部分也有相当的篇幅，因为文化大革命十年，有相当的篇幅，这个我就不详细介绍。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言论，我们基本都收全了，都收到了。

当年毛泽东在处理这两个关系的时候，我们的社会主义发展，我们的经济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当然处理不好的时候，就受到损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所以我说这个问题，贯穿《年谱》的一个重要的线索。

还有一个可以考虑，就是毛泽东关于国际战略。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他考虑问题正是世界眼光，搞国内问题的时候他也考虑到国际问题怎么样。所以，在国际动态、国际情况的发展，他是了如指掌。他以前看两大厚本的参考资料，所以他对国际情况是非常清楚的，因此他才能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国际战略这个问题，我简单讲，他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他总是用世界眼光来看这个问题。所以，他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能不能打仗的问题，和美国的关系问题，和苏联大国的关系问题，还有第三世界的关系，他都考虑到了。特别是对和平的问题，他非常关心。第一次，1949年-1950年，第一次访问苏联，他向斯大林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和平能不能保障。因为这个问题，和平还是世界大战，这个问题毛泽东老是考虑。因为这个决定国内政策，战争是一种做法，和平又是一种做法，所以他老是考虑这些大的问题。他有比较著名的就是国际战略，对国际格局，有什么格局，他有一个很精彩的分析。就是中间地带提法和两个中间地带提法，到三个世界的划分，还有一个过程，还有一条线。什么叫中间地带？中间地带其实就是在1946年他在斯大林谈话的时候又提出来，那时候中间地带就是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广大的地带就是中间地带。后来建国之后，他开始讲中间地带，就是社会主义阵容国家，苏联、中国、东欧的国家，和美国之间。后来他又把中间地带分两个，从中间地带，然后又发展反对霸权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开始的时候是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因为那时候威胁中国的是美国，美国封锁了，武力威胁，那时候美国的霸权主义，毛主席是首先要反对的。后来苏联又称霸，苏联要搞霸权主义了，所以，毛泽东又提出两霸一起反，就是美苏两霸一起反，后来随着中国、美国、苏联这三个国家的战略的变化，他又考虑不能两面作战，必须争取一霸、反对另一霸。60年代威胁中国最主要的是苏联，而不是美国，而美国也受到苏联的威胁，他在欧洲、中东也受到苏联的威胁，因此，在这一点上，中国和美国有共同利益在里面，一致对付苏联霸权主义，所以两霸不能一起来，要争取一霸、反对另一霸。所以他就提出了一条线，按照地区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阿拉伯世界、欧洲，正好一条线，这条线对付苏联。所以，毛泽东的战略思维很了不起的，他从大的方面，不是和哪个国家什么关系，不是，他整体考虑，就是这样的战略。到最后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美国、苏联，第二世界的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除美国以外的，第三世界就是亚非拉国家。这三个世界划分以后，那就是很了不起的作用，就是我们团结了广大的第三世界。国际战略在这本书里有很重要的内容。

最后我再讲一个问题，在党的建设。

共产党执政以后，我们的环境变了，遇到的问题、任务也变了，特别是权力大了，一党执政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威信很高，共产党力量很大，就容易强调专政，不强调民主；容易犯错误。所以他提出要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就是共产党自身建设。我把它归纳这么几条，一条就是反对腐败、提倡艰苦奋斗。他在二中全会就提出“两个务必”，防止糖衣炮弹的打击，这个他就已经预言到这个问题了，结果真是，建国两三年之后就出现这个情况了，所以证明毛泽东当年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为什么开展三反，三反就是反对党的腐败，这个三反运动开展以后，管了多少年？管了十多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影响很大很大的，所以，我们党内腐败在相当长的时间基本上是遏制住了。至少管了十多年或者几十年。所以这个抓得很厉害。还有提倡艰苦奋斗，这是我们政治本色，特别是他对于下一代，现在我们提到，我们过过艰苦生活都知道，但是现在我们的新一代、青年一代不知道艰苦奋斗，要向他们进行教育。第二个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要求干部要以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就是和老百姓打成一片，这是毛泽东很重要的思想，邓小平后来也讲，这是毛泽东很重要的思想，这是邓小平讲的，就是反对官僚主义，干部和老百姓一样。他说，我最厌恶的就是官僚主义，就是摆官僚架子，在老百姓面前，在下级面前摆官僚架子，我最厌恶这个。所以他同官僚主义斗争了一辈子，反对官僚主义。所以，他为了要使我们的干部跟老百姓一样平等，以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他想了很多很多办法，譬如说，干部参加劳动，搞调查研究，还有一个，将军下连队当兵，许世友那是大将军，上将，他还到连队当兵呢。他采取各种办法，就是怕我们党变质。他还提出我们共产党要防止出现特权阶层，这个也很厉害。还提出利益集团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利益集团问题。还有一个问题，他比较重视的就是防止和平演变，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这也是很有战略眼光的。因为美国要想把中国用武力来消灭是很难，可以说不可能的，他就想办法和平演变，用价值观各个方面来影响你，使你演变。毛泽东第一个发现，看到这个问题，所以他提出这个问题来。当然反和平演变也好，培养革命接班人也好，后来由于“左”的指导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下就偏了。所以，最后的接班人问题并没有解决好，他本人没有解决好，他本来想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培养一批接班人，就是广大青年学生起来造反，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找到接班人，不成功，或者对他们失望了，这一点也是一个教训，但是他的思想是很有价值的。

我想从四个方面。可以介绍很多，但是这四个方面是《年谱》当中比较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我说的四个方面，《毛泽东年谱（1949-1976）》很有价值，研究我们27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觉得恐怕这本书是绕不开的。

冯蕙：《毛泽东年谱（1949—1976）》有四个编辑特点

2013年12月24日

冯蕙在访谈中介绍：《毛泽东年谱（1949—1976）》应该有四个编辑特点。

第一，《年谱》内容很丰富，史料很详细。《年谱》记载了毛主席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他逝世这27年中间的各个方面的活动，他的讲话、文章、谈话、题词、批示、批语，包括他写的诗词等等，还有他同各方面人士的交往，他参加会议的情况，包括他下去视察、参观的情况。所以，《年谱》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但涉及到毛主席的工作、领导方法，他的心态，也涉及到在这一段时期党史的一些主要的方面。比如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党的对内对外一些重大的政策，国内各个方面的建设，以及国际上的一些战略分析。《毛泽东年谱（1949—1976）》相较于其他领导人的《年谱》的一个特点就是，条目字数比较多，比较长，这能充分地反映毛主席的思想、观点。在《年谱》取材方面，我们遵循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不回避毛主席的失误，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通通如实记载下来。《年谱》几乎把毛主席每天的工作情况，都记载下来。这天他参加什么会议，在会上作了什么讲话，或者他这一天同哪一位领导人谈了话，或者这一天他给他的亲朋写了什么信。这一天他游泳或者他爬山，他读什么书，他要什么书，他要读，都做了记载。所以这个《年谱》的内容非常丰富。从这个《年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27年，毛泽东是怎么工作、怎么生活的，他日理万机的工作是怎么安排的。

第二，《年谱》叙事整个贯通。《毛泽东年谱（1949—1976）》叙事是整个贯通的。它可以供读者来查某一天有什么事，或者想了解毛主席哪一天干什么，都可以查得出来。另外，《年谱》可以完整地作为一个传记性的东西来读。《年谱》按年月日来记事，它把毛主席的活动一天一天地排下来，这样就很自然地把整个事情发展的过程性显示出来了。可以从中就看出毛主席的一些思想轨迹，或者对于某一个重大的决策，他当初怎么想的，后来他和别人的交谈对他有什么启发，最后他又怎么决策的，《年谱》把这样一个过程性都了解出来了。这样对了解毛泽东的思想的形成、发展、变化，都提供了一些史料。我举一个例子，像大家都很熟悉毛主席的一篇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年谱》中记录的这个讲话不是后来正式发表稿，而是当天的讲话记录稿，是原稿。他这个讲话经过了十几次的修改，最后在6月19号才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年谱》把这个修改过程整个都给他记录下来了。档案馆保存了历次的修改稿，我们把这些修改稿都写进了《年谱》。这些修改反映了当时国内形势变化对毛主席思想的影响。《年谱》把整个过程性显示出来，所以，它叙事是很连贯的，前后都是照应的。

第三，《年谱》记录了毛主席活动的背景材料。毛主席本人当天写什么文章，当天讲什么话，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是有背景的。所以，《年谱》除了正面地写他今天发表什么讲话，写了什么批示，同时也要记录毛主席活动的背景材料。这些背景材料包括国内的和是国际的，有助于读者来了解毛泽东思想，他为什么产生变化，为什么有这样一些变化。

第四，《年谱》反映了毛主席和其他人一些交流、互动的关系。毛主席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他接触的人范围非常广，党内领导层的同志、各个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包括一些地委书记、县委书记，还有是国际上的一些政治家。毛主席与他人的互动，都会对他产生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年谱》还是把这些互动以及影响都反映出来了。

熊华源：《毛泽东年谱》注释近30万字占全书内容十分之一

2013年12月24日

熊华源在访谈中指出，这本《年谱》注释也是很有特点的。注释在领袖人物的《年谱》当中，我觉得也是不可缺少的。它是领袖人物《年谱》当中内容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尤其是像毛主席这样第一代领导核心，更显得重要。建国以后的《年谱》注释量是不小的，有将近30万字，占了整个书基本上十分之一的量，我大致做了一下统计，大概有3900来条。每一卷涉及到的光是人物条目的话，就是三四百条，有300多的，也有400来条的，大致我统计了一下。注释当然首先就涉及到一个怎样去做，也就是说，注释的原则是什么，总的原则就是说，正文里面不能交待，他就必须在注释当中要做交待，以便让读者更好地去理解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