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外侵略的文化特质

作者： 冯天瑜

2014年07月21日 来源： 光明日报 

（作者：1942年出生，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专门史中国文化史方向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冯天瑜 资料图片

甲午海战的日方军舰 资料图片

　　主讲人：冯天瑜

　　时间：2014年7月

　　地点：武汉大学中国边界海洋研究院

　　主持词

　　沈壮海（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

　　欢迎光明讲坛走进武汉大学。几天前，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在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隆重举行。为了更好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警示未来,本期讲坛邀请的演讲嘉宾是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冯天瑜。

　　冯天瑜以历史学家的严谨深刻，用丰富翔实的材料给我们剖析了日本对外侵略这种文化特质的成因、表现、演变和现实危害，同时也就日本缺乏对侵略历史的反省和清算问题，给予非常有力的批判。

　　冯先生演讲中提到了一段文献。一个名叫峰洁的日本人在他写的《清国上海见闻录》里讲到，“洁现在上海军营看到，兵卒敝衣、垢面、徒跣、露头、无力，皆乞食，没有一个有英勇气概可见。像这样的士兵，我一人可敌五名。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征战，可纵横清国。”这些史料值得我们深思。

　　1894年7月爆发的甲午战争到现在已经120周年，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在战争与政治的背后，深蕴着的文化传统的特质。

　　近代以来，日本多次成为侵略战争的策源地，至今日本的右翼当政者与右翼文人，仍以种种说辞美化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并若明若暗地表示自己是这种侵略传统的招魂人，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解禁集体自卫权是显在表现。日本右翼的战争观、历史观在学理上是荒谬的，在法理上是非法的，而且包藏着相当严重的现实危险性，理所当然地遭到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世界和平力量的谴责。但二战后大半个世纪，坚持侵略传统的右翼却能在一个文明水平颇高的国度，长期强势占据执政地位与话语主导权。造成此种怪异现象，有复杂的国际原因与国内原因，而深刻久远的文化传统发挥历史惯性作用，无疑是其中一种重要因缘。

　　积淀久远的“皇国史观”与“八纮一宇”说

　　地处东亚外缘的岛国日本，国土狭窄，资源不富，却“不甘处岛国之境”，很早就产生强烈的领有世界的妄念，这在日本的“皇国史观”中有鲜明展现。

　　“皇国史观”是日本军国主义战争动员的精神主脉。此一史观认定：日本天皇制国体高踞万国之上，“万世一系”的天皇治下的“神国”日本，应当统领世界。此一意旨，正式宣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而其思想渊源则伏笔千载之古：早在公元8世纪，以汉字书写的日本古典《古事记》（公元712年成书）、《日本书纪》（公元720年成书）中已有呈示。至中世，伊势神道的五经典之一《倭姬命世纪》宣称：“大日本神国也，依神明之加被”。此种神化大和民族、神化天皇，认定天皇统治世界的思想自古代延传至近代，形成以明治天皇《教育敕语》的“尊皇爱国”论为主旨的皇道主义，而对外侵略扩张则是皇道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日本的“神国”论直接推衍出海外扩张论，而其中的观念联结便是“八纮一宇”说。

　　传说中的初代天皇“神武天皇”便有“八纮为宇”臆想。“八纮”一词原出中国典籍《列子·汤问》、《淮南子·地形训》，意指四方四隅。日本最初的古典《日本书纪》借用此词，编造神武天皇建都诏书，内称：“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纮而为宇。”意欲将世间八方，置诸一宇（屋顶）之下，而这个“屋顶”，便是世界最高君主日本天皇。此一妄念，自古代延至近代。明治维新伊始，即以天皇名义发布《宸翰》（御笔信）曰：“朕安抚尔等亿兆，终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富士山）之安。”这正是“八纮一宇”的形象诠释。

　　“雄飞海外”、将八方疆域收入治下，是日本统治阶层千余年来的梦想，其掠占的首批目标是邻近的朝鲜半岛、台湾岛、库页岛，以及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整个东亚大陆乃至全世界则为其侵略的“远大目标”。

　　天皇的御用文人不遗余力宣扬此说。1903年，日本“国柱会”成员田中智学把神武天皇“掩八纮而为宇”之语概括为“八纮一宇”，其字面义为“四海一家”，实则宣示日本为统一全世界的霸主。1915年3月11日，国柱会机关报《国柱新闻》刊登《神武天皇の建国》一文，正式抛出“八纮一宇”说。1940年7月26日，日本近卫内阁制定《基本国策纲要》，声言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八纮一宇”为其根本目标。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期间，“八纮一宇”成为日本帝国的国家格言，其军政机构悬挂两大条幅，一为“武运长久”，一为“八纮一宇”。

　　践行“八纮一宇”的海外扩张

　　作为日本千余年的国家格言，“八纮一宇”决非徒快口耳的言辞，而是实行方针。自大和国于4世纪末、5世纪初统一日本开始，即践履“掩八纮而为宇”的扩张计划。

　　4世纪末，倭王侵犯朝鲜，渡海攻破百济、新罗城池，迫使朝鲜半岛人众为其臣民，并掳掠奴隶、布帛，后高句丽军击败倭军，倭王退回日本。

　　6世纪日本派兵介入朝鲜三国（高丽、新罗、百济）政争，被唐朝与新罗联军重创，此为中日间第一次交兵的“白村江之役”。史载：唐将刘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旧唐书·刘仁轨传》）惨败的日本认识到唐朝强大，遂有多次遣唐使的派出，士人、僧人学习先进的唐文化蔚然成风。这是日本学习强者、欺凌弱者的国家性格的一次完整表现。此后近千年，日本因内争频仍，国力孱弱，对外征伐有所收敛。

　　16世纪末，军事封建领主丰臣秀吉平定战国纷争，握有一支久经战阵的武装，立即向外扩张。先是迫使朝鲜、菲律宾、琉球前来朝贡，进而大规模出兵朝鲜，试图以朝鲜作为征服中国的跳板。1590年冬，已成日本实际统治者的丰臣秀吉致书朝鲜国王，宣称：“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400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丰臣秀吉还狂妄地说，以日本这样的“刀箭锐利之国”可以轻取“大明长袖之国（意指文弱的士大夫之国）”。

　　1591年和1597年丰臣秀吉两度派遣大军渡海，于釜山登陆，占领朝鲜京城、开城、平壤三都，锋指明朝，宣示要迁都明朝京师北京，由日本天皇统治明国，将北京周围十“国”之地献为御用，并任命义子丰臣秀次为大唐（中国）关白，朝鲜则交给羽柴秀保或宇喜多秀家统治。丰臣秀吉拟驻宁波，统治从东亚到印度洋的广大区间。因中朝联军在陆战和海战中击败日军，丰臣秀吉铩羽而归。这场由日本发动的侵略朝鲜、明朝的战争，中国史称“万历朝鲜一役”。此役战败归国的丰臣秀吉一蹶不振，然其“必图朝鲜、窥视中华”的扩张侈念对近代日本产生久远影响。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开启之际，日本刊行《日清战争实记》，连载坪谷水哉的《丰公朝鲜军记》（“丰公”指丰臣秀吉），该记的序文云：“我帝国开辟以来，堂堂六师境外从事征讨，自上古神功皇帝征服三韩以后，迄于天智天皇在位，前后460余年间，凡30余次，然征讨三韩之地，即今之所谓朝鲜半岛者，更深入中国本土与之交兵，当时从未有过。天智朝以来1220余年间，我兵出国征讨，大收宣扬国威之效者，仅有两次：其一，是文禄、庆长之际丰太阁（丰臣秀吉任职太阁——引者）征韩之役；其二，是此次对清军的讨伐（指甲午战争——引者）。”

　　可见，近代日本侵略战争，以16世纪丰臣秀吉征伐海外为直接先导。丰臣秀吉是日本发动对外侵略的精神支柱。

　　江户幕府时期“日本主义”发酵

　　丰臣秀吉扩张狂念遭遇重挫，继起的德川家康建立江户幕府。因国力所限，又为了禁止“异教”（指天主教）“异学”（指西洋文化）入境，幕府两百余年间厉行“锁国体制”，对外侵略偃旗息鼓，然“掩八纮而为宇”的诉求未曾消弭，封建领主仍怀“德化宇内”之想，于内敛间，令“日本中心主义”精神发酵，并通过强化军事组织，实现军政一体的“武家统制”，武士居社会强势地位，而武士的本性充满杀伐和武力扩张倾向。

　　江户幕府初期，儒学家、兵学家山鹿素行著汉文历史书《中朝事实》，称日本为“中华”“中朝”，乃世界中心。山鹿追溯日本皇统起源，扬言最高政治理想早在古代已经完美实现。山鹿素行讴歌“忠节”“尚武”的《武教小学》《山鹿语类》，推尊为“武士道的宪法”，被近代日本军人奉为经典。山鹿思想对幕末明治间勤王武士影响很大，也为近代日本军人所服膺。

　　江户幕府中期，“国学三大人”——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以“大和心”（日本精神）取代“唐心”（中国儒家精神）和“佛心”（佛教精神），宣扬国粹主义。尤其是“集国学之大成”的本居宣长，将日本古书《古事记》描述的“天照大神”视为实有的帝王，称其“皇国之古道”为最高境界，追求以“神道”为代表的日本文化原始精神，反对儒家思想，力主清除中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高倡“神国”日本统治世界。本居宣长的弟子平田笃胤反对儒学派崇拜中国，力倡“复古神道”。

　　江户幕府后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俄罗斯、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相继东侵中国、日本、朝鲜。日本儒学家、国学家和洋学家从不同角度竞相探讨挽救民族危机的方略，其共同意向是：精神上推尊日本至上、天皇至尊，方法上超越岛国局限，仿效西洋列强向外侵略。

　　江户后期提出完整扩张计划的是“经世家”佐藤信渊。他撰《宇内混同秘策》，首句称：“皇大御国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故若能经纬其根本，则全世界悉为其郡县，万国君长，皆为臣仆。……安抚万国之苍生，自始便是皇国君主之要务。”宣称兼并亚洲各邻国、统治全世界是上天赋予日本的使命。

　　佐藤说：“以此神州（指日本）之雄威征彼蠢尔蛮夷，混同世界，统一万国，何难之有哉！”“皇国征伐支那，如节制得宜，五至七年彼国必土崩瓦解。”其计划为：征服支那应先攻略满洲。如得满洲，“则朝鲜、支那次第可图也”。他还具体拟定进攻中国的实施计划：在东京、关西、中州、筑紫、陆奥等八地域实行“富国强兵”，得雄兵20万人，然后由天皇渡海亲征，先锋直扑江南，以南京为临时皇宫之所在，录用支那人才，征服支那之后，再图东南亚、印度。

　　佐藤信渊先侵略满洲再征服全中国，进而侵占全亚洲的扩张路线，继承和发展了丰臣秀吉思想，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计划之先导。

　　幕末明治侵华战略确立

　　时至江户幕府末年，日本面临西方列强欺凌，各类藩士竞相提出挽救方略，主流意见为：仿效西方，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对外关系上，顺从列强，榨取朝鲜、中国等邻邦，跻身侵略弱国的列强行列。此种主张颇类似19世纪兴起于西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如同动物世界，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日本奉行丛林法则，既是固有文化传统所使然，也是对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直接仿效。这种社会学说在日本的代表性思想家，前有幕末的吉田松荫，后有幕末明治间的福泽谕吉。

　　吉田松荫承袭本居宣长、佐藤信渊等人的扩张主义，并有应对时势的具体谋划。1853年美国“黑船来航”之后，幕府被迫放弃锁国政策，先后同美、俄、英、荷等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陷入半殖民地危境，长州藩士吉田松荫提出“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的“海外补偿论”。吉田认为，日本没有与西方列强对抗的实力，只能通过侵略邻国补偿被列强掠夺的损失，他在《狱是帖》中说：“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断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章程，厚信义，在此期间善蓄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应由朝鲜、满洲之土地以为偿。”

　　吉田松荫的外交谋略由两方面组成：对西方列强暂为隐忍，顺从俄、美、英；对衰弱的邻邦中国和朝鲜则取侵略攻势，进而“控制南洋而袭印度”，为将来“并吞五大洲”作准备。此种战略构想，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直接前导。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奉行吉田精神，竭力跻身欧美列强行列，争取瓜分弱国的财富与领土。

　　吉田松荫在其创办的松下村塾培养了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倒幕维新领导人，高杉于幕末亡故，后三人皆成为明治维新重臣。

　　值得一提的是，1862年，幕府派官船“千岁丸”首航上海，高杉晋作等数十名藩士随行，他们在上海目睹清朝的衰朽，其“中国观”发生重大变更：由先前对“文化母国”的景仰，衍为对一个庞大弱邻的鄙视，并生出侵凌之念。参加此行的藩士峰洁在《清国上海见闻录》中写道：“洁现在上海军营看到，兵卒敝衣、垢面、徒跣、露头、无力，皆乞食，没有一个有英勇气概可见。像这样的士兵，我一人可敌五名。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征战，可纵横清国。”在上海看到清军的颓败之状，激发起高杉晋作等藩士的日本武士道精神。

　　与吉田松荫类似的幕末思想家不在少数，如桥本左内力主依强凌弱，于1857年提出“日俄同盟论”，向俄国“乞求和亲”，集聚国力侵略朝鲜、中国。吉田、桥本等人的战略设计，为大久保利通等明治重臣所借鉴，木户孝允的“征韩”论，山县有朋的以中国、朝鲜为日本“利益线”论，伊藤博文逼迫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时宣示的“侵华有理”论，皆师承吉田松荫和桥本左内。福泽谕吉是阐发日本侵华战略的另一重要思想家。作为启蒙学者，福泽力倡“文明开化”，引进西方技术和西方制度，而仿效欧美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亦为题中之义。他力主学习欧美，与其“共进退”，同时把中国、朝鲜等亚洲邻邦视作“野蛮未开”的“恶友”，予以抛弃乃至侵凌，这便是福泽的“脱亚入欧论”。1885年福泽著文曰：“我日本国土虽位居亚细亚的东边，但其国民的精神已脱去亚细亚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一个叫朝鲜。……如今支那朝鲜对我日本没有丝毫的助益，……与其坐等邻国开明而共兴亚洲，毋宁不与他们为伍，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与支那朝鲜接触时，也不必因为他们是邻国就特别客气，而以西洋人的方式处理即可。与恶人交友就难免恶名，我们要从内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

　　为着“脱亚”、“侵亚”，福泽谕吉力倡穷兵黩武。他的《通俗国权论》说：“百卷外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洋溢着武力崇拜。他还一反“兵者凶事”之说，鼓吹战争对日本的好处。福泽1887年撰《和外国的战争未必是凶事危事》，称“兵为凶事，战为不祥，古今皆以为如此。没有人不希望国家无事太平。然而，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打仗未必是凶事，打仗未必是不祥之事。”按福泽的逻辑，打仗成为好事，其时间地点就是腐朽衰弱之际的清国。可以说，福泽此议是为7年后挑起的甲午战争预为倡言。同在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清国征讨策略”，此为日本侵华的“大陆政策”之端绪，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八纮一宇”。

　　对日本的国权和被侵略国的国权，一些重要的日本近代思想家取绝对的双重标准，上述福泽谕吉如此，哲学家井上哲次郎亦如此。井上一方面号召日本人为“保全自己所属的国家的独立的体面而竭尽全力”，另一方面认为朝鲜、中国应当拱手交出国权，因为这些国家失去了作为国家的实力与资格。这是赤裸裸地鼓吹“侵朝、侵华有理”论。

　　从中世的丰臣秀吉，近世的佐藤信渊、吉田松荫，到近代的福泽谕吉、井上哲次郎，已为日本侵略亚洲的“大陆政策”作了思想铺垫。

　　如果说，佐藤信渊和吉田松荫的扩张谋划，虽影响广远，但毕竟属于学者的个人意见，为内忧外患所困的江户幕府尚无力实行，而福泽谕吉、井上哲次郎的理论则直接成为明治政府及后继之大正政府、昭和政府的国家战略。现代日本一直把井上哲次郎推为学院哲学奠基人，广受尊崇；更把福泽谕吉视作“近代文明导师”，很少对福泽、井上侵略中国、朝鲜的军国主义思想作批判性反思，这正与日本右翼统治阶层至今美化侵略历史的行径互为因果。

　　日本对发动侵略战争缺乏文化反思

　　日本是近现代亚洲的战争策源地，犯下严重的侵略战争罪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对发动战争（主要是太平洋战争）的罪行有所清算，但很不彻底。这与美国冷战战略相关：为了让日本充当反苏、反共防波堤，也为了压制日本左翼，美国占领当局改变对日政策，停止对天皇战争责任的追究，解除对日本的二战战犯及高官的清洗令，允许日本发展军备，曾遭“整肃”的前战犯（岸信介等），活跃在日本政界，右翼重返政治舞台中心致使日本清算侵略战争的力度远不及德国，对赞颂侵略战争的文化传统更未作深入反省。

　　因有波茨坦公约、东京大审判等作出的历史性结论高悬，又有“和平宪法”制约，日本右翼对二战的翻案只能隐隐绰绰、吞吞吐吐地进行，而对“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则基本保持明治时代以来的价值评判。我在日本讲学几年间，考察包括靖国神社在内的各种历史纪念地，发现到处充溢着对“日清战争”“日俄战争”日方胜利的赞颂与狂喜。这正是日本以侵略战争为荣的文化传统未获严正清算的表现。

　　120年前的7月，蓄谋已久、精心备战的日本，对清朝陆海军发起突袭，清廷消极应战，经9个月交手，清方陆师一败于朝鲜、再败于辽东，旅顺军港不战而弃，清廷花费巨资建立的北洋水师，在黄海被日本舰队或击沉或俘获，一舰无存。1895年4月，“海陆交绥，战无一胜”的清廷，由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在日本下关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控制朝鲜，掠占台湾，索取库平银二万万两赔款，加上“三国还辽”追加三千万两赔款，共相当于清政府三年的国库收入、日本十年的国库收入。中国半殖民地化加深，日本则得以在帝国主义路径上狂奔。

　　甲午战争是日本挑起的非正义侵略战争，打断了中国第一次近代化建设进程，中国“创巨痛深”，而日本却将这场自己发动的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称之“义战”、“文野的战争”，百余年来，这种颠倒黑白的强盗逻辑没有在日本得到驳正。

　　日本1937年发动第二次侵华战争，适值中国工业化“黄金十年”之际，日本有打断中国第二次近代化建设进程的险恶用心。八年战争，被侵略的中国牺牲数千万军民、损失财富巨万，而二战以后，日本右翼并未认罪、服罪。春山富士首相、河野洋平官房长官对日本二战的侵略历史、对“慰安妇”问题有所反省，诚恳表达歉意，却遭到今天的右翼执政者、右翼文人的否定性质疑，此为当今世界的咄咄怪事！究其原因，与日本未能深刻清算其赞颂对外侵略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

　　今天的日本右翼将讴歌对外侵略的文化传统推尊为“国粹”，丰臣秀吉、乃木希典、东乡平八郎、山本五十六等外战巨擘，被尊之“军神”，视为日本史上的英雄，受到顶礼膜拜；佐藤信渊、吉田松荫、福泽谕吉、井上哲次郎则是广受敬重的思想家，力倡侵华、侵朝的福泽谕吉的头像一直印在万元钞票上，十年前更换钞票图案，五千元钞和千元钞的图像都有变化，唯独万元钞图像仍保留福泽谕吉，足见朝野对福泽的高度敬仰。

　　当下日本右翼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昭显强化军力的诉求，并图谋构建围堵中国的包围圈，其间还潜伏着一种祸心：他们的军国主义前辈曾两度打断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现在中国和平崛起，气势不凡，今之日本右翼试图第三度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使中国重新陷入弱国泥淖，供其凌辱。对此我们要保持警惕，勿入其彀。

　　现代日本右翼政治家（从岸信介到安倍晋三等）及右翼文人（三岛由纪夫、石原慎太郎、百田尚树等）强劲坚持并礼赞侵略战争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小说家百田尚樹为例，他大肆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并撰小说《永遠の０》，赞颂驾驭零式飞机作肉弹的神风突击队，近年改编为电影，受到安倍晋三首相的热捧。这类为侵略战争唱颂歌的事象层出不穷，已经引起日本人民、中国人民及世界一切维护和平人民的愤慨与警惕，而深入辨析、力加批驳日本右翼坚持的恶质文化传统，揭示其荒谬性与危险性，是时人无可旁贷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