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必要来一场思想大辩论

作者： 乔良

2014年09月23日来源： 解放军报   

　　先讲一件事。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是从《解放军报》转载的。原文报道了我军潜艇上的一名士官，维修保障技术精湛，多次在潜艇出现故障的情况下及时成功地排除了故障，使潜艇得以顺利航行。这样一篇完全正面的报道，到了网上成了什么呢？题目被网编改为：《我军潜艇事故频发，风险极大》。同一篇文章，变了个题目，就完全变味了。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首先是网编的立场肯定有问题。他已经不会站在客观的角度处理新闻稿了。这在今天的网媒及从业人员中已不是孤立现象，现在，不少网络媒体人选择的立场是，只要是官方宣传的，我都要站在你的对立面。所以，如果不能改写这篇文章，那就改标题。除了立场问题，还有就是商业考虑，要吸引受众眼球。拿此篇报道来说，如果还是沿用宣传典型人物的报道模式，可能在网上就没多少人看了，但变一变标题，说“我军潜艇事故频发”，看的人就多，就增加了点击率。这里面原因很多，有政治立场问题，也有追求点击率和经济效益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会损害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更会误导社会舆情，以至会影响国家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有损我们正在积极建设的“大国新文明”。

　　国家主流话语的创新事关“大国新文明”的诞生

　　对于网络媒体上的这些问题，我认为不要急于去指责和批评，倒是我们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有关部门和宣传工作者应该先反省一下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媒体今天的状况？首先，是我们一直在大力宣传的价值观问题。本来，宣传我们自己的价值观理所应当，但环顾全世界，哪有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把“敢为人先，追求卓越”当作价值观的？不久前我到中部地区的一个城市去讲课，看到那里正在组织市属媒体大张旗鼓地宣传该市确定的“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说这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践行”抓手。价值观只能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不能是具体物化的东西，因此，只能使用名词，如果连语言学、语义学的基本问题都没搞懂，就想宣传好价值观，以其昏昏，怎么能使人昭昭？存在类似问题的还有一个经济百强市的“市民公约”。七八十个字，都是四个字一组的，居然还把“无私奉献”也写上去了。你怎么能要求所有市民都无私奉献呢？这是对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共产党员的要求。我想知道，如果市民做不到无私奉献，只做到了有私奉献，算不算违约？如果算违约，处不处罚他？如果不处罚，这个公约有什么用？现在，不光是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很多部门在提出规范、制定规则方面，经常是不加推敲，草率行事。自己还没弄明白，甚至连语义推敲都做不到，就向社会颁布推行，其结果要么是说了白说，对民众毫无约束力，要么就是让人们的价值观和是非观越来越混乱。这一点尤其可怕。所以，在审察现今社会上许多人信仰缺失、思想混乱的现状时，我们首先要检讨自己，是我们的“思想贫血”造成了社会公众的“六神无主”。而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话语的平庸。话语的平庸说到底是思想的平庸。平庸的话语怎么能让别人听你的，信服你？

　　比如，抗议西方国家首脑见达赖，我们的理由差不多就一个，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别国干涉，所以你不能见他。这样无力的话语怎么能让那些主张用人权干涉主权的西方人听从呢？你既然这么在意人家见达赖，索性你就干脆来他一次狠的，找一个国家“开刀”。你要见达赖，我就把我们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降成代办级，让你在与中国交往时吃点政治上、经济上的苦头，让全世界的人都看看，中国人不是“干打雷不下雨的主儿”。对媒体更是如此。你的话语一陈旧，且一遍遍说个没完，谁还愿意听你的？要想让媒体听你的，或者让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更中立、更公正，就得拿出让人耳目一新的新鲜话语。没有新鲜的话语，就会脱离世界，也脱离你自己的人民。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深刻反省，别老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去。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责任要勇于承担，有错的地方坚决改正，首先要改变我们的话语方式，建立一个让人信服的、全新的话语体系，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应该而且必须学习毛泽东。我军初创，问题丛生，急需一种规范全军将士言行的“新文明”。毛泽东率先提出“三大纪律”，头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厘清了上下关系准则；第二句“一切缴获要归公”，规整了内部关系上的“乱象”；第三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把我军同中外一切军队的根本区别规定得明明白白。此后，毛泽东又提出“六项注意”，条条简明，句句扼要，一新耳目，好记能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后改为八项注意）”实际就是“全军公约”，是全军上下高度认同并一致遵行的，形成了人民军队独有的“新文明”。至今，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支军队能够超越这种“新文明”。正是这种“新文明”，助我军踏上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强军之路。这就是话语体系创新的“新文明”的力量！那个年代，我党我军的诸多价值观念、核心主张，都被老一辈革命家独创的清新语言、经典词汇包装得“家喻户晓”，好记能做，怎么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创新话语文明的能力反倒退步了呢？

　　不能再让西方价值观和话语体系带来的“精神错乱”污染中国社会 

　　除了有关部门自身的问题需要反省之外，不可否认的是，现在，我国国内不少媒体确实存在严重的“精神错乱”，这是受西方价值观和话语体系侵袭带来的必然结果。一些人觉得，西方的话语更有吸引力，表达上更直白、更易被人接受，但这恰恰是由于今天很多人仍然没看清楚，西方现在的话语体系与它的发展方式以及前进方向正在渐行渐远，越来越相背离。也就是说，西方已经越来越心口不一，言行不一，但却还在用他们的“心”和“言”，来左右别人的思想和行为。

　　比如，当西方的一些有良知的学者，开始质疑他们的制度是否出现问题时，在我们国家，却有很多人仍在大谈中国的民主问题、宪政问题，好像他们抓住了中国的“病根”，但这些人真的弄清楚了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宪政吗？你如果认真问他们这个问题，他们除了将西方的民主教条搬出来背诵一遍，还能说出什么新鲜的、让人信服的言论？这些人远没有当年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时研究得那样认真、透彻且符合中国国情。他们压根没弄清楚“民主”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自以为成了“民主”“宪政”坚定的捍卫者，这同样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民主是什么？民主是怎么产生的？我曾经跟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有过一次辩论。我说，你们美国人并不知道民主是怎么产生的，就满世界去推行民主。他一听就急了，因为在他看来，美国是民主国家的样板，而你一个非民主国家的军官，居然指责美国不知道民主是怎么产生的，这还了得！于是，他开始给我大讲民主的历史，差不多把民主所有的过程和特征都讲了一遍。等他说了个把钟头，我才告诉他，你说得不对，民主不是这么产生的。民主制的确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经过中世纪黑暗，开始文艺复兴，再到法国百科全书派，最后到美国形成潘恩的政治哲学，这个轨迹都没错，但这只是民主制产生和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和转折点，却并不是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产生的根源。在我看来，西方现代民主与古希腊民主形式相近，根源却并不相同。现代民主产生于充分发育的商业化社会，因为只有充分发育的商业化社会才会催生出充分发育的“契约精神”，西方现代民主是全民遵从“契约精神”的产物。什么叫宪法？宪法就是全民契约，就是全民的“大合同”，宪政就是全民履约的过程。

　　我对他说，如果你连这个都搞不懂，你给我讲什么民主？不懂这一点，你就搞不懂，为什么你们西方发达国家能产生这样一种制度，而别的国家却不行，别的国家在东施效颦中全都出现了“烂民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先产生“契约精神”这个必要的“土壤”，没有完成社会契约化过程。我不是说西方民主完全不好，大家都来按契约办事当然是好事儿。可是，除了上千年的中世纪宗教约束这个前提条件，西方完成契约化的过程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少又经历了近300年。而我们，从辛亥革命到现在不过100来年，真正稳定发展也才三十几年，你给我300年时间行不行？不给我足够长的时间，让我现在就玩西式民主，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要么是台湾今天这样，学生占领“立法院”；要么是中东“颜色革命”；要么是今天的乌克兰。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没有整个社会充分“发育”的“契约精神”，民主就会变成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政治暴力。所以，我对那个美国人说，这一点，你们美国人难道视而不见吗？如果你们不是政治幼稚，那就一定是别有用心。

　　今天，我们是否已经走到了一个必须争论的“岔路口”？

　　这场意外的思想交锋让我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今天还能不能像30年前刚刚改革开放的时邓小平说的那样：不争论。今天，我们是否已经走到了一个必须争论的“岔路口”。在这个“岔路口”，如果不争论清楚方向、目标、路径，我们将不知道下一步迈向哪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就可能得而复失，民族复兴的宏愿就只能成为一纸蓝图。如果不把问题争论清楚，党和人民就不可能明辨是非。为此，至少应该让思想界争论起来，其中一个焦点问题就是，西方所谓的民主到底是什么？适合不适合今天的中国？如果不适合，那它适合不适合未来的中国？如果适合未来的中国，中国该怎么从今天走向未来？这些问题必须弄清楚。如果思想界都弄不明白，你怎么让全党明白？怎么让媒体明白？怎么让全国老百姓都明白？所以，中国思想理论界今天有必要进行一场思想大辩论。只有在思想大辩论的基础上，真理才能越辩越明。即使没能把真理越辩越明，好歹也要把道理越辩越清。 

　　我在一些大学讲课，不少给我递条子的学生都追问一个问题。他们说中国今天不民主、不自由。我说那好，请你告诉我，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民主和自由是什么关系？请用一句话给我讲清楚。结果，没有一个人能讲清楚。我说行，你们认为我是一个代表非民主制度的军官，那让我来告诉你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对权力的限制，这个“力”是力量的力。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对权利的限制，这个“利”是利益的利。民主是用来限制公权的，自由则是用来限制私权的。或者说，民主是限制政府权力的，自由是限制个人权利的。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权力与权利都是有限的，你知道不知道？你以为自由是什么，自由是让你随心所欲吗？有位法国人对自由主义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一个人的自由以另一个人的自由为界限。这句话已经变成关于自由的定义。这就是说，在任何国家中，每个人的自由都是有限度的。自由不光是一个时间概念，它同时还是一个空间概念，在不同的空间里，人们享受的自由程度是不同的。不妨设想一下，在930万平方千米土地上生存的3亿美国公民，与在960万平方千米土地上生存的14亿中国公民，他们享受的自由度会是一样的吗？当你转个身都可能触碰到另一个人的权利边界时，与转过身来另一个人的权利边界还在数十米开外，两者的自由空间会相同吗？这是个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不是拿“自由是一种精神和心灵层面的感知且不受约束”这套说词可以搪塞的。

　　中国今天不论是持何种观点的学者，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宣传自己的理念时，有压制别人表达观点的倾向。包括那些受西方民主自由理念影响很深、对西方“普世价值”宣传得很起劲的人。这些人，即使在表达自己对民主自由的见解时，也对持其他观点的人，显露出一种压制对方的专制态度，根本不允许别人表达不同观点。这还有一点民主和自由的味道吗？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问问他，你用如此专制的口吻宣传民主和自由，怎么可能真正具有民主和自由的精神呢？

　　一个大国的真正崛起必然会伴随一种新文明的诞生，我们必须抓好这种“大国新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

　　从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整天高喊大国崛起，但始终也没人能说明白，什么是大国崛起？很多人都以为，如果我国的GDP在未来20年撵上或超过美国，我们的制造业成为世界第一，我们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就可以完成大国崛起。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崛起。真正的大国崛起是一种“新文明”的诞生。历史上，每一个全球性大国的崛起，最后都展现出一种崭新的文明模式。你可以不喜欢跟你打过两场鸦片战争的大英帝国，你也可以不喜欢至今还在遏制中国崛起的美国，但你必须承认，他们的确是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两个文明范本的国家。大英帝国提供了一种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贸易文明，美国人则沿着大英帝国的路往前走，最终超越自己的前辈，为世界提供了融合全球经济的金融文明。你大可以认为这些文明都不够公正，都有掠夺别国财富的动机和倾向，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为世界提供了两种在其文明框架内运行的有效体系：一种是交易的信用体系；另一种是交流的价值体系。毋庸讳言，今天，这两个体系都出了问题，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以及美国人主导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欧洲主导的利比亚战争，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这就促使行进到“岔路口”的中国要停下来想一想：自己的路，下一步该怎么走？或者说，中国要作为大国真正实现崛起，那你准备给世界提供什么样的“大国新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未来中国能解决好自己的问题，也就有可能为世界的明天解开了一道难题。但目前看来，我们还远未解决这一难题，包括如何用全新的话语来科学表达中国人的价值观，虽然可以认为是在这方面的一种努力和尝试，但恐怕还不是一种成功的尝试。如果你提出的一种价值理念，连你本国都接受不了，你怎么可能让世界人民认同你呢？说到底，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还得从解决最基本的话语体系问题开始。

　　也就是说，解决舆论界的乱象、思想界的乱象，千头万绪，都要从改变文风开始。首先，领导人的讲话不能再用传统“笔杆子”的写法，不能再用那种四六句式的“党八股”，必须使用一些新的理念、新的词汇，自上而下，从语言风格上给全社会带来一股新风。

　　话语体系的改变，才会赢得话语权。这就意味着必须痛下决心，改变僵化的话语体系。人们都以为腐败很可怕，其实只要下定决心，腐败是可以一步步抑制和改变的。但改变话语体系却没那么容易。因为话语是在每个人脑子里扎根的，怎么伸进去、抠出来，怎么改变固有的思维和语言模式，这是远比反腐败更困难的事情。 

　　现在，我们喜欢谈顶层设计，但谈的都是机构的顶层设计、模式的顶层设计，而真正应该重新设计的，是主流思想和主流价值观的顶层设计。中国必须重新确立自己的价值观，让全体人民都能服膺它、认同它。这方面，必须迈开第一步，先在思想界好好进行一场大辩论，明辨是非之后才能完成这个顶层设计。这绝对不是主管部门的几个官员或者某些院校的几个专家就能够设计出来的，必须集中全民的智慧。什么是全民智慧？就是大家都去想同样一个东西，当大家都能接受同一个东西的时候，那就是全民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