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西方的兴衰

——新自由主义及其失败

2014年12月03日 来源： 求是网     作者： 鲍盛刚

    制度变革的目的无非是寻找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动力，始于14,15世纪新教改革的制度变革可以说是西方社会的第一次制度革命，它推动了西方世界的崛起与工业文明的发展。而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可以说是西方社会的第二次制度革命，但是它失败了。先有工业革命？还是先有制度革命？当马克斯·韦伯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归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时候，无异于是说贪婪是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源，正是对财富的贪婪激发了冲动，并由此转化为冒险与投资，转化为节俭与勤勉，转化为财富的创造，科技的发展，工业的兴起与城市的建立。所以，后来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经济增长，那是因为没有为经济创新提供刺激。而西方世界的兴起应该归于制度革命，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正是这样一个有效率的组织造成了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反之如果社会没有刺激个人去从事引起经济增长的那些活动，便会导致停滞状态，显然目前西方世界的停滞与衰退正是源于此。

    从美国和西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来看，上世纪七十年代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或者说是一个断层，之前可以称之为增长型资本主义，之后可以称之为无增长型资本主义。所谓增长型资本主义就是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整个资本主义发展是沿着一条上升的曲线发展的，首先是经济增长，其次是在经济增长基础上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壮大，以及由此导致民主制度的发展，社会不平等现象的不断收窄，特别是在二战结束后的大约20多年的黄金发展时期，不仅经济增长突飞猛进，而且民主制度也达到发展的顶峰。无疑，七十年代之前西方世界不断上升发展的源泉在于14,15世纪的第一次制度革命以及由此释放的能量，但是这一能量到七十年代中期显然趋于用尽，而正是在这一时期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无非是想发动第二次制度革命，寻回推动经济再增长的刺激和动力，但是他们失败了。一般来讲，经济增长源于资本投资，并由此推动社会就业与政府财税收入，社会结构趋于菱形模式，即贫富两头人数缩小，中间中产阶级人数膨胀。反之如果资本投资萎缩，自然导致经济增长下滑，失业率与政府财税收入减少，社会结构趋于哑铃型模式，即中产阶级人数减少，贫富两极分化加剧。所以，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是紧密相连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反应，这也是库兹涅茨曲线的基本要义。从西方世界发展来看，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整个西方社会发展正是沿着这一轨迹发展的，如在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书中图10.6显示的：1810年时，欧洲最富裕的10%人群占社会总财富的80%，最富裕的1%人群则掌控社会总财富的50%，这一状况大致持续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在1910年到1970年间这一比率则大幅下降，但1970年后至今这一比率又开始回升。同时从图中可以看出美国不平等的轨迹和趋势与欧洲大致相同：1810年美国最富裕10%人口掌握社会总财富的比重接近60%，最富裕1%人口则拥有总财富的25%左右。这是因为作为新大陆，美国资本积累和社会分化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展现出来。从1910年到1970年，美国的不平等也呈现下降趋势，而不平等从1970年代开始又开始加剧。所以，显而易见从以上数据变化来看，我们基本上可以将美国和西方社会发展以1970年为界分成两个阶段，在1970年前西方社会总财富分配是不断趋于平等化，特别是在二战后到1970年的30年中西方社会的福利化，民主化与平等化发展达到了顶峰，而基础无非一是经济的不断增长，特别是二战后西方经济增长的黄金30年。二是民主化与政府的进步运动。

    那么，为何在1970年或者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美国和西方社会财富不平等现象整体出现恶化了呢？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的25年中美国和西方社会最终陷入目前的经济与政治困境之中？事实上，我们只要看一下1970年以后在西方发生了什么，就不难理解其原因。首先，在1970年以后西方经济增长趋于下滑并处于长期低增长或停滞状态，也即资本主义发展从增长型转入无增长型轨道。其次，经济增长的下滑与停滞源于国内资本投资的萎缩与海外投资的加速发展，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加速了西方国家资本与产业的外包与转移，由此导致西方国家产业空洞化以及社会失业率的高居不下和政府财政收入的锐减，以至于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体制难以为继。其三，随着经济增长的下滑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社会分配失去了来源基础，贫富分化加剧，中产阶级自然因为工作机会的流失而趋于贫困化，对于富人来讲财富主要来源于海外投资利润或者遗产继承，坐享继承的财富比努力工作对年轻人更具吸引力（如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所生动描绘的），这也就是皮凯蒂说的“拼爹资本主义”（ patrimonial capitalism）的重现。从皮凯蒂书中的图表可以看出，富裕国家资本收入在1970年占国民收入的15%到25%，而在2000—2010年这一比例提到高了30%。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西方从增长型资本主义转向为无增长型资本主义的呢？一般答案归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归于由于发展导致利润的下降与投资机会的枯竭。但是，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所谓投资枯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推行一种有效地排除了私人资本也许可以获利的广大的冒险领域的财政政策，这可能是这一说法的真正症结所在。”其中特别是累进税阻挡了资本积累与扩大再生产，由此阻挡了经济进步，导致了社会僵化与资本的出逃，也就是说问题的根源在于制度出了问题，它不再刺激个人与社会去进行推动经济增长的活动，所以导致了社会与经济的停滞状态。

    哈耶克由此进一步讲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悲剧之一，就是大众以为他们之所以达到了很高的生活水准，是因为他们把富有者拉了下来，而且生怕如果这样的一个阶级能保存下来或是兴起，就会使大众得不到他们本来可以得到而且他们认为理应得到的东西。但是由此结果自然是我们看到如果少数人不被允许享有财富，这财富竟能存在。而且最终由此出现的将是一个衰落的世界。那么，对此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或者说如何可以拯救日趋衰落的西方世界？显然，西方需要第二次制度革命，以解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动力。上世纪七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无疑是希望通过第二次制度革命，以拯救资本主义。既然是制度出了问题，那么自然只能是以再次制度革命加以纠正。新自由主义的要义无非是降低成本，降低税收，减少监管以提升预期利润空间，吸引私人资本投资的回归，刺激个人去进行推动经济增长的活动，但是无论是英国的撒切尔主义还是美国的里根主义都失败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场复古和倒退运动，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变种，主要的靶子就是应对大萧条与二战后繁荣时期所采用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目的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但是殊不知一旦工资，福利与税收涨上去了，就不可能再降下来，否则就会引发道德与政治的风险。所以，想再回到过去已经是不可能了，那么，向前又是什么呢？对此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无不悲观地认为，我们所了解的世界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它受到结构性的制约，人们已经不再能驾驭。现代世界体系正在走向终结，进入了一个过渡时期，过渡到某种新的历史时期，但是这个体系尚不被我们认识，而且事先不可能认识。而目前西方社会的迷失与焦虑正是源于这种结构性转变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