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1月23日 来源：中国科学报 作者：显庆
远溯至上古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争鸣竞放中已凸现“天人合一”思想的滥觞，最明确的表达见诸《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与天一也。”所谓“天”，显然是对天地、万物和人的概指。如果说这样解读尚属推论的话，那么汉儒董仲舒则对此给出了确证，其著《春秋繁露》载“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认为“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此说对天的含义作了具体、量化的表述。可见天人合一中的“天”，是人与自然万物同一的整体。或者说，是包括人在内的广义的大自然。故其所反映的人与天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这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更是对天人关系的科学定位。
天与人之所以合为一体，是因为具有同一基质：“气”。而万物都化生于气。儒经《易》有“精气为物”，北宋张载说得更理性：“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无形的虚空和有形的万物万象，都是由气聚散变化而来的客观形态。基于此，张著《正蒙》中首次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尽管论者所谓气并非现代科研意义的具体之气，而是哲理意义的本元之气，但其聚散互变、虚实相生的卓见仍为现代宇宙探索成果所印证。然而其价值尚不止此，更在于该说将气化太虚即物质之天看作包括人在内的万物众生的本原。从而阐明了天人合一的物质基础。
既然一体，必然一性。孟子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就将人的心、性与天通同如一。显然论中的“天”已超越了物象的概念，更具精神取向。对于孟说，宋代程朱等理学大儒有独到的见解和发挥：“性即天理”“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而“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如此，人的心、性与天其实一回事，就是“理”或“天道”“天理”，乃是众生万物本原。由天人一体拓展至一性、一理，可以说提出了天人合一的精神依据。
这种理本原说与前述气本原说从字面看似相矛盾，但都反映同一的主体，就是天即广义的大自然，不过看问题的角度彼此不同而已。如果说“气本”着眼物质之天即自然生化，那么“理本”则强调精神之天即自然法则。这正如《老子》“道法自然”、《荀子》“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名言所喻：天道或天是取法于自然、不因人而异的至高法则。用今天的话说应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于是两说异途同归，以物、心双重维度完整地阐发了本原的终极意义。进而对万物包括人本身的生存由来得出超卓的见解，以张载的说法：“天地生万物”（“人但物中之一物”），此前庄子讲得更直白：“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这用语当然近乎比喻，而实际表达了一个古今皆然的真理：作为万物之一的人是天（作为终极存在和法则的本原之天）的产物。
人既生自于天，也就禀有天的基质和“心性”。质言之，人的身心原本禀赋着大自然的潜质和自然规律的造化。这应该是孟、理一脉的思想缘由。按其逻辑，人只要竭尽本心，便能知性，也就等于知天。所以“孟子道性善”。既然“性即天理”，而天理作为不以人异的终极法则，当然“未有不善者也”（朱熹语）。可见人性善出于天理善。这“善”不仅指人性的良善，更是指天理天道的完善、美善。
上述天人观体现了对宇宙自然和客观规律的传统认知，其中萦系着一种独具民族个性的天人“亲缘”情结。其来龙去脉无不体现和认证了天人之间的“亲缘”或“血缘”关系。这种血缘式天人关系的体认，如同一条生命线贯通整个学说系统。决定了与天保持一致、谐和一律的整体思维、行为模式。强调天人之间以及宇宙万物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相互影响，不容将其孤立和割裂。人对于天，决不越居其上妄自尊大，更不对立其外分庭抗礼，而是置身其中、缘脉相连、情同一己。先哲所谓“不敢违理，故曰畏天”，这种理智的敬畏之情，其本质是对自然及其规律的尊重和认同。所有这些，已不只是认识论意义，而是作为东方特质的人文文化，蕴含深广的科学精神。也就是说，其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是融合汇同的。
鉴此便不难理解中国何以没有成为宗教国家，既然人与天、人文和科学都是合一的，人就不必，也不会在此外另求心灵寄托及神灵崇拜。但这不等于没有信仰。中国人信天，与其说是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了民族集体意识，不如说是民族整体意识激发和丰富了天人合一思想。中国历代尤其是社会急剧变革、由乱入治、生产生活发生重大改变和发展的时期，涌现了足以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四大发明”及众多举世瞩目的科技成果。而与之同期，天人合一思想由发端、发展到成熟完善。其走向与科学发展社会进步如此同步，彼此互动互进的作用显而易见。
然而囿于长期的封建社会，尤其封建时代后期，随着皇权集权不断极化，天人合一被附会为封建伦理道统的依据加以神圣化，其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几乎被窒息。同时，经济、科技、文化全面陷于停滞或倒退。以至近世西方的科学、文化随着坚船利炮进入而且渐占主流，更是一反华夏文化整体思维模式，人与天相分离，置身自然万物的对立面，征服索取，扩大自我，开放物欲，确实赢得了现当代科学技术爆炸式发展和现代化全球化的巨大物质成效。
伴随财富急剧增长，问题也增多：对自然界极度索取、掠夺侵害而遭大自然报复，直到付出环境牺牲代价。在此进程中担当主角的科学技术因缺失文化的制导，被权力和财富绑架沦为政治工具或赚钱机器。市场的恶性竞争、官场的权钱交易贪腐横行、战场的武器升级军备竞赛等，无不以科技当先，几乎使人闻科色变。而这一切又归结于掌握科技的“人”，在利益、竞争的漩涡中因迷失位置和本性而被异化、物化，价值观扭曲，导致社会物欲横流、道德缺失。
如何扭转危局？只有走出科学和文化分离的误区，打造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全新文化模式，激活人性，回归自然，科学和世界才有新的希望。
（作者系《戏剧之家》杂志社原社长、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