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德英“三花”烂漫
作者：舒心
2015年04月09日 来源：光明日报
《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每一部作品背后都带着神话般的数字。单一部《苦菜花》，出版50年来已翻译成10种文字畅销1000万册。
作为与杨益言、罗广斌、曲波、金敬迈等同时期的重要作家，冯德英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位，当年他写完《苦菜花》初稿时，还不满20岁。
冯德英说，“三花”中，他自己比较满意的是《山菊花》，因为较之先前的作品，各方面的准备和认识更为充分。
1982年，《山菊花》被改编拍成电影，成为倪萍的成名作。
和平年代，冯德英一直没有停止以笔为武器的“战斗”。20世纪80年代以来，冯德英又创作长篇三部曲《大地与鲜花》；进入21世纪后创作出了“炼狱中的天使”三部曲《天堂之约》《地狱之吻》和《人世之哀》(与阿真合作)。作品中，冯德英以深沉细腻的笔触讲述了一个二战背景下凄美绝伦的爱情故事，通过普通人的遭遇，揭示战争带给人们的心灵创伤。
最近，冯德英与阿真合作，完成了剧本《雾锁寒冬》。
莫言曾在《难忘那戴着口罩接吻的爱》中评价《苦菜花》：“我觉得，在‘文革’前十七年的长篇小说中，对爱情的描写最为成功、最少迂腐气的还是《苦菜花》。”莫言说，《苦菜花》在对残酷战争环境下的两性关系的描写卓有建树，其成就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作家。
冯德英“确实把装模作样的纱幕戳出了一个窟窿。由于有了这些不同凡响的爱情描写，《苦菜花》才成为了反映抗日战争的最优秀的长篇小说。”莫言说，两性描写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会成为衡量某一时期文学所达到的艺术水平的一个标准。十七年中我们还有一部《苦菜花》，何况现在，何况将来。
花开
1950年春天，冯德英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二年，偶然看到一本封皮已经被搓烂的《洋铁桶的故事》。读着读着，他被书里打日本鬼子的故事情节吸引住了。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小说，也是第一次知道，自己熟悉的生活能用来写成一本书。
从此，冯德英爱上了文学，如饥似渴地读书。
第一次开始练习写作是在1952年。冯德英把自身经历过和熟知的事情仿照小说的形式一页页记下来，一口气写了好几万字。可是，越写越觉得自己水平太低，表达不出想要表现的事件和人物的本来面貌。
“但是思想上又放不下，一想起来心里就非常激动。之后的几年，我压抑着自己的创作冲动，把大部分时间用于读书和学习。直到1955年，我在执行海防任务的间隙中，对着南海，把纸夹子放在膝盖上，动笔写了这部长篇。”冯德英说，《苦菜花》是自己的处女作，是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
这部文学作品，与冯德英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
1935年，冯德英出生在山东昆嵛山区的贫苦农家，和其他穷人一样，受着地主和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当时，震撼人心的英雄事迹比比皆是。冯德英虽然年幼，但是处在那样的时代环境里，他接触和交往的党的干部和八路军战士很多，那些平凡朴素又崇高伟大的人民战士的英雄事迹，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苦菜花》就是以这些真实的生活素材为基础写成的。
经过很长时间的酝酿，冯德英在1955年完成了初稿。他把稿子寄到北京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并给陈沂部长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指导。
后来，陈沂部长把稿子批给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冯德英很快收到了编辑部的来信，信中表示，会及时把意见告诉他。但是，此后因为反胡风引发的肃反运动拖了一年多。在“反右”运动前夕，冯德英才在编辑部的帮助下，完成了修改工作。
在冯德英的印象中，当时的总政有个创作室，创作氛围很好，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军旅作家，有徐怀中、白桦、公刘、彭荆风等，王愿坚则是他的邻居。
冯德英的责任编辑叫杨昉，南京中央大学毕业的，水平很高。编辑部的同志认为，冯德英描写战争的复杂性写得真实大胆，同时也对作品提出了修改意见，还建议他应该多读哪些作品。
这些意见，年轻的冯德英很快消化了，他对原稿进行了充实丰富。在总政创作室期间，他不但修改完作品，也和创作室的同志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出版时，问题来了。初稿名叫《母亲》，编辑部希望冯德英能改个名字，因为已经有高尔基的《母亲》了。冯德英考虑了几天，心想，小说里有关于苦菜花的描写，含义也深，比较新鲜，就改成了《苦菜花》。
1958年，《苦菜花》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苦菜花》的出版，在当时几乎是一个事件，冯德英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而8000元——这是冯德英的第一笔稿费，他一分没留，全部捐给了军烈属。
《苦菜花》的出版，使冯德英一鸣惊人。但是，冯德英却只想回老家盖个茅草房，和百姓生活在一起。但他又清楚地知道，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他必须留在军队。而在他的内心里，却渴望写作，他认为写作是最幸福的事情。
20世纪50年代的一批作品，都是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老作家写的，比如马烽、魏巍等，很多人以为冯德英也经历过抗日战争。所以，冯德英当时回答读者最多的是：你怎么那么小还有这么多生活，能够写出这样的长篇小说？
冯德英的回答是：作家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不同，我所在的昆嵛山区，在抗日战争中期基本成了根据地，在战争环境中耳濡目染，童年的印象比较深。
这也是冯德英为什么小说中基本上是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写母亲，写抗日战争时期妇女经过战争的磨难，她们积极参加到抗战中来的缘故。
起伏
冯德英9岁就参加抗日战争儿童团，只上了五年小学。但是，他有一个癖好，就是喜欢听民间故事。20世纪50年代初文化大进军时，他在电台工作，上了业余的初中，后来到通信学校，慢慢将读书和经历结合起来写作。“开始只是爱好，后来就变成追求。”冯德英说，他只有一个思想，要写就把整个经历写出来。他总感觉，写短的东西没法表达完整，因此他一心想写长篇。
但是，写作的过程很慢。因为文化程度低，想写的表达不出来。冯德英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反复地学习和阅读。他没上大学，但是自学了所有文科的知识，包括社会发展史、世界通史、中国通史等。“我的信条是：读书破万卷，没有做不到。一开始创作，我就是想表达自己熟悉的生活，此后就一直沿着这个路走下来。”冯德英说，自己写作的过程也很曲折，部队工作很紧张，要执行战斗，他只能用业余时间写，还要背着人，怕被别人指责不安心工作、好高骛远。
《苦菜花》的出版，增强了冯德英在写作上的信心。第二年，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迎春花》只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当时，新华书店征订要100万册，但是纸张紧缺，只好先印40万册。出版后，这部作品引起了争议，有一种批评，认为冯德英的书在男女两性关系的描写上，有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失于色情，有副作用。更有批评者进一步认为，《苦菜花》也存在这个问题。
于是，冯德英对《迎春花》做了局部修改，篇幅也减少了五万字，1962年再版。
《山菊花》（上、下集）曾获解放文艺出版社首届优秀长篇小说奖，但这部作品的出版命运多舛，前后经历了18年的时间。
1963年，冯德英写完《山菊花》上册，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王静敏看了后说感人肺腑，可是，编辑说写得太悲惨，要求改。
冯德英说，改的话干脆不发。他对自己的作品有着清楚的认识，认为不是写过了，而是没写够。“我是想告诉人们，生活是怎么来的。”冯德英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他的邻居在抗战时期把两个儿子送上战场，儿子们一直没有音信，老人最后上吊自杀。听到这消息，他一天没吃饭，写了一百多行的诗，没想到这首诗在后来的肃反中被搜出来，又好一顿挨整。
“文革”时，江青点名批评《迎春花》，将“三花”判定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阶级斗争调和论、革命战争恐怖的和平主义、爱情至上以及有黄色毒素描写的三株大毒草，成为禁书。
冯德英被戴上了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对江青发了不少牢骚，在“文革”期间受了很大灾难。
当时，济南军区、广州军区有两个文化部长都自杀了，冯德英的父亲也于“文革”中在哈尔滨自杀。冯德英当时在北京，不允许去见父亲，成为他一生中永远的遗憾。
但是，冯德英从来没想过自杀这条路。他要看看烈士奋斗过的中国将变成什么样子，他希望这个社会能真正走向光明。
直到1972年，冯德英从贵阳空军五七干校回到北京等待“复查”落实政策，单位里一位秘书告诉他，在机关堆放杂物的屋子里，有一包像是稿子的东西，不知是不是他的。
冯德英一看熟悉的白布旧包裹，泪水夺眶而出。
1979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山菊花》上集；三年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下集。
33年之后，冯德英对于“三花”作何评价？
冯德英说：“写成什么样就算什么样吧！作家和作品都是有时代的局限性，我也很不满意自己的创作，有些写得太简单了，生活比小说更复杂。但是基本反映了当时的时代，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任何作品，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有审美价值，能够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有一位河北大学搞比较文学评论的教授，拿莫言的《红高粱》和《苦菜花》作对比，比较《丰乳肥臀》和《苦菜花》中的两个母亲形象。冯德英觉得，不论从风格还是其他方面，两个母亲没有可比性。但是，他对于《红高粱》是基本肯定的。
赤子
“文革”之后，乳山市相关部门来找冯德英，希望能在家乡给他建一座文学馆。
冯德英拒绝了，他总说，自己没有多少东西。到了新世纪初，又有家乡的县委领导再三要求，他只好答应了。但是，他明确提出，这座文学馆不是一个人的文学馆，不是作家个人成绩的展示，它应该是乳山人民、胶东人民革命精神的反映，它要坚持地域性、人民性和文学性，需要大家来丰富它。他一再强调，文学馆应该突出作家的成长环境，
《苦菜花》和《迎春花》的手稿已经在“文革”中被抄走了，冯德英将所有能找到的手稿交给了文学馆。2008年9月20日，冯德英文学馆开馆了。开馆仪式上，冯德英捐出20万元，在家乡15处乡镇、街道办事处设立书屋。他说，自己的所作所为并非高风亮节：“我是乳山人民的儿子，我是胶东人民的儿子，这是一位赤子对母亲最自然的回报。”
在冯德英的作品中，字里行间都涌动着对家乡的热爱，很多作品都是以家乡为蓝本。他说，自己很小的时候离开家乡到部队，但是家乡给了他创作的激情和原料。
“我有幸生活在那片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在我看来，那里满眼都是烈士墓。所以，每次回胶东，无论是不是清明节，我都赶去看看。身处顺境时，我想到的是家乡的父老乡亲，想到离家时父母的叮嘱；身处逆境时，更想到家乡父老的期待，心里就充满希望。”冯德英说，自己受文艺复兴的影响很大，骨子里的人文思想很强烈，创作时总怀着对家乡的热爱，对苦难乡亲的同情，对各种反动势力的痛恨。
1980年，冯德英想方设法回到山东工作，就是为了能时时刻刻接触家乡的土地、天空，常听听乡音。
在冯德英担任山东省作协主席期间，创办了《时代文学》和《泉城文艺》。他总是强调，作家应该有自己的观点，不能因为创作环境宽松了，就不负责任地写作。作家应该表达人民群众的心声、感悟和愿望。对于有些创作倾向不健康、有些作品流于庸俗甚至低俗，他感到非常痛心，也非常无奈。
20世纪80年代初，冯德英着手创作长篇三部曲《大地与鲜花》，其中第一部《染血的土地》和第二部《晴朗的天空》已经出版，而第三部自动笔起，时间过去了三十多年，仍未完成。
“‘文革’之所以发生，不是简单的政治问题。我要把那个不幸的年代里各式各样的人物性格充分表现出来，充分反映他们的思想感情。”冯德英说，这是一部写“文革”题材的作品，要考虑方方面面，要挖掘复杂人性的各种心态，他不希望写成控诉式的伤痕文学作品。
相反，冯德英坚信作家应该追求美好生活，应该看到光明，如果文学作品令人消极，阅读后使人感觉似乎世界末日到来，那么文学就不能对人类社会具有推动作用。
然而，陷入“文革”中的回忆如此痛苦，几度令冯德英停笔。这部原计划于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作品，直到今天也未能完成。
骨气
近些年，战争题材的影视剧热播，但是冯德英对反映战争的影视剧有些不满意：一是假，二是胡编乱造，不严肃。他不大接受利益驱使改编影视剧。
冯德英表示，追求收视率能理解，但要符合那个时代的基本要求。他希望能从生活出发，认真写一写。
后来，冯德英与阿真合作写了电视剧本《雾锁寒冬》。这部作品反映胶东地区抗日战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写出了各阶层人民群众艰苦卓绝的斗争。
影视公司希望将这部作品改编成适合现代人口味的影视剧，冯德英不同意，“只追求票房和收视率，影视作品过多地追求悬念和打打杀杀，作品成为商品，但是对于反映战争对人类的影响方面不够，没有深入反映战争对人们造成的伤害。”
冯德英很怀念与导演谢晋的友情。然而，像谢晋那样对待艺术严肃认真、思想深刻的优秀导演，太少了。谈到当下关于抗战题材的影视剧，他说：“我们现在写的反映战争的作品太脱离生活。文艺作品不能当成单纯的宣传品，也不能违背历史胡编乱造。有些作品老同志看了不满意，明明是老八路开辟的战场，写成土匪。”
“反修”时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作家草明曾说过一句话：作家要有良心。大家听了都笑。草明的话在当时不合时宜。但是现在看，不光作家，做人也要讲良心。冯德英强调，作为一个作家，要有自己的是非判断，要有自己的立场，应该重视历史，重视自己出生的土地，不能随便丑化歪曲她。
中国文学作品中一直缺乏经典的战争题材作品。对此，冯德英的看法是，我们对于苏东坡这样的大文豪留下来的文化传统继承得太少。
“我们那个时期的作品，方向是正确的，真实反映了时代，但远远不够丰富，不够深刻。像苏联的《第四十一》等，我们现在还是写不出来。我们的文艺作品是华丽模仿，还是真正的艺术创作？现在谁去深入生活，谁去考虑现实问题？为什么有些作家只追求个人利益？大家不满意现状，但这不是群众造成的。”
在《雾锁寒冬》中，冯德英没有写英雄壮举，而是挖掘人性的复杂。他说，自己不是锋芒毕露，但他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写东西，文艺创作应该提倡有骨气。
“过去鲁迅是我最崇拜的作家，最近我在看苏东坡。古代有些文人当官不成，多发牢骚，苏东坡和百姓骨子里结合在一起，很多名利都置身度外，不为权势折腰。”他希望能真正像苏东坡一样百折不挠，到哪都是为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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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链接
冯德英，1935年12月出生于山东牟平县（现乳山市）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6岁入解放区抗战小学，9岁当儿童团长，1949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学员、报务员、电台台长、专业创作员。1980年转业回山东工作，历任济南市文联主席、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等职。1958年1月，他出版处女作长篇小说《苦菜花》，其后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迎春花》《山菊花》《染血的土地》《晴朗的天空》，《中短篇作品选集》，电影文学剧本《女飞行员》等，作品被译为俄、日、英、朝、越、蒙、罗等多国文字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