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译文
作者：姚一鸣
2015年05月27日 来源：光明日报
“说部丛书”是晚清至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学翻译丛书，从清光绪二十九年底开始出版，所出第一本是梁启超译西方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后又陆续出版过《经国美谈》《迦因小传》等书，共10集92种，到1909年出齐，内容涵盖了翻译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剧本、传记、神话和寓言等。1914年，商务印书馆开始重新编辑出版“说部丛书”，初集百编即老版的翻印，二集和三集也是百编，四集为22种，共322种，至1924年出齐。此版“说部丛书”一律在书名前按题材来分类，如社会小说、政治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伦理小说、科幻小说、历史小说、军事小说等。
“说部丛书”中的最大亮点是林纾翻译的作品，如《巴黎茶花女遗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迦茵小传》《亨利六世》《雾中人》《埃及金字塔剖尸记》《玉雪留痕》《拊掌录》《爱国二童子传》等，在全部322种“说部丛书”中，林纾所译的就有124种。作为一个不懂外文的翻译家，林纾用与人合作的方式，成为“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第一人”。作为中国早期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部丛书”是商务印书馆最为有名的一套文学翻译丛书，尽管存在不足和局限，但在晚清至民国的文坛上，这套丛书有着不可比拟的作用。作为国人最初接触外国文学作品的开始，用文言译成的“说部丛书”，为阅读者打开了一扇展望世界的窗口。
在显现“说部丛书”的意义中，对于正处于从传统典籍中摆脱出来的不少现代作家而言，青少年时代的阅读在一生中尤为重要，他们正在寻求可以让自己所接受的书籍，“说部丛书”很好地充当了这一角色。“说部丛书”的阅读史，其实就是一部外国文学的接受史。
周作人既是“说部丛书”的阅读者，又是参与者。在早期阅读“说部丛书”过程中，周作人印象最深的是林纾的翻译。他在日记中就有记录：“十三日：阴。上午大哥来，带来书四部。……下午大哥回去。”“正午大哥来，带来书四部。下午看《包探案》《长生术》……夜看《巴黎茶花女遗事》。”这是周作人接触林琴南与西方文学的开始。其实周作人接触“说部丛书”也是受了鲁迅的影响。鲁迅、周作人最初阅读与翻译介绍西方文学时，是有着一定的文学取向的，即关注弱小民族和作品艺术性，这在两人之后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中可见其实。
1907年3月，周作人和鲁迅合译了英国哈葛德、安特路朗合著的小说《世界欲》，译后易名为《红伶佚史》，由商务印书馆作为“说部丛书”第78种出版，列为“神怪小说”，作者署名会稽周逴。其后的1909年，周作人还从世界语本翻译了匈牙利作家育珂摩耳的小说《匈奴奇士录》，列入“说部丛书”出版。周作人和“说部丛书”的渊源，从最初的读者到后来的译者，这部书带给周作人翻译上的灵感，很大一部分在于林纾的译文。所以在1924年12月的《语丝》第三期上，周作人在《林琴南与罗振玉》一文中表达了他个人对林纾的敬意：“但他在中国文学上的功绩是不可泯灭的。……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还曾经很模仿过他的译文。”
沈从文在青少年时代，怀着美好的文学理想，开始读“说部丛书”是在1920年前后。“亲戚家里有两大箱商务印行的‘说部丛书’，这些书便轮流做了我最好的朋友……我喜欢这种书，因为他告给我的正是我所要明白的。它不像别的书尽说道理，他只记下一些生活现象。即或书中包含的还是一种很陈腐的道理，但作者却有本领把道理包含在现象中。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掺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
钱锺书接触“说部丛书”是在1922年前后，那时他还在无锡东林小学学习，第二年考上了美国圣公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
“我自己就是读了林纾的翻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入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中写道：“我把林译里哈葛德、欧文、司各特、迭更司的作品津津不厌地阅览。假如我当时学习英文有什么自己意识到的动机，其中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够痛痛快快地读遍哈葛德以及旁人的探险小说。”
林语堂在1908年前后于厦门寻源书院读书期间，首次读到了商务印书馆的“说部丛书”。“说部丛书”对于林语堂的影响，不仅使他早年学习到优秀的文学作品，并且在他学贯中西的求学过程中，儿时的阅读记忆一直铭刻在心，也促成了林语堂之后的文学创作。
“说部丛书”所影响的后世作家，远不止周作人、鲁迅、沈从文、钱锺书、林语堂等几个，其实还有不少作家也从小阅读，如张天翼、巴金等。商务印书馆编译出版的“说部丛书”，是中国早期译介外国文学的开始，他们以带有前曕性的出版方向，使这套文学翻译丛书，成为几代人的美好阅读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