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纪录片辩证叙事的艺术
作者：李明德 刘煜
2015年07月13日 来源：光明日报
电视纪录片《河西走廊》以影像的方式呈现历史，以现代视角形象再现并生动诠释了丝路黄金段的地理景观与人文历史，实现了影像历史文本书写在宏大叙事与人物聚焦、历史之维与当下之境、事实呈现与情景再现、必然演进与偶然即兴之间的辩证统一。
该纪录片在表现河西走廊及其周边辐射地区两千多年历史变幻的波澜壮阔时，既体现了整体历史视角下民族复兴的国家战略，又竭力追求人文视角中的古老历史，实现了宏大叙事与人物聚焦的有机统一。《河西走廊》站在全民族的高度对历史年轮运转、时代风云变幻进行全方位勾勒，在文化内涵挖掘和叙事策略选择上体现出独特的史诗性影像追求。于镜头的切换间，演绎诸如张骞“凿空”、霍去病大破匈奴、佛学东渐、丝路开辟、凉州会盟、抗击外族侵略以及发现玉门油田等重大历史史实，表现出叙事的宏大性和完整性。
在完整的宏大叙事框架下，对人物的聚焦更能还原历史的真实性。十集《河西走廊》每个单元都有一个或多个聚焦人物：刘彻、张骞、霍去病、常惠、郭瑀、刘昞、林则徐、左宗棠、王进喜……借助以这些帝王将相、皇亲贵族、文人学者、僧侣画匠、商贾工人等为刻画焦点的故事，实现了历史命运个人化，个人命运历史化的表达方式。
历史是跨越时代的心灵碰撞与持续对话。在《河西走廊》中，历史与未来在当下交汇，文献与文物在这里相互指认。叙述者成为自由穿梭于历史档案的对话者，对话过程既丰富了历史的内涵和价值意义，也使得人自身的认知和行为受到源自历史的约束与规范。第三集《驿站》以敦煌悬泉置长官“置啬夫”的视角，讲述长罗侯、常惠数次受命出使西域的壮举。1990年出土于敦煌的简牍《元康五年悬泉置过长罗侯费用簿》正是常惠第五次经过悬泉置的忠实记录。诚如其解说词所言，“此时此刻，他们并不知道，两千年后，人们将会发现这次接待任务的文字记录，和这里曾经波澜起伏的边关岁月……正是这些简牍，把我们带回了那一年的那个早晨。”解说之后衔接的朝霞空镜头，更是以蒙太奇组合方式表达出了历史往来的时空感和沧桑感。
《河西走廊》在讲述河西走廊地区千百年来沧海桑田的动人传奇时，不是简单的史实堆砌，更无蹈空穿凿式的引申想象，而是注重实与虚的结合，是事实呈现基础上的情景再现和合理想象叙写下的事实找寻。为适应读图时代人们的视觉化接受偏好，《河西走廊》延续了之前在《大明宫》《圆明园》《敦煌》等人文历史类纪录片中成功运用的情景再现方式，并在时代跨度之大、参与人数之多方面有新的突破。为达成对尘封历史故事化呈现的主体建构与情节连贯，并激发今人与先辈跨时空的情感共鸣，《河西走廊》在局部运用了基于合理想象的适度虚构。如在《使者》中，匈奴妻子的引入把历史人物张骞还原成了和此刻你我一样有血有肉的“人”，让冰冷的历史多了一抹人性的亮色。
从表层来看，《河西走廊》的“续”与“断”表现为叙事内容在整体架构下的单元展示；从深层来看，这又表现为历史连续性的必然演进与历史阶段性的偶然即兴在影像写史中的尺度互逆与思辨统一。总之，自汉武帝始，管控与经营好河西走廊是历代中央政权的经国大略。多维度的辩证叙事艺术让《河西走廊》践行了用影像记录历史的伟大使命。从两千年前张骞的“凿空”之旅到今天的共建“一路一带”经济宏图，《河西走廊》镜头记录的是中华民族始终不变的包容与开放、光荣与梦想。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