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文化的评测

作者：刘萱

2015年07月17日  来源：光明日报　　

　　近年来，“科学文化”逐渐成为学术界以及科技决策界共同关注的话题。目前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多着眼于对“科学文化”，特别是狭义科学文化的内涵与概念的思考。事实上，运用实证和定量的方法对“科学文化”进行指标化考量，对于科技决策过程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研究视角。近年来，许多国际组织和学者，都在科学文化的指标建构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1.狭义的“科学文化”与广义的“科学文化”之概念辨析

　　狭义的科学文化(Scientific Culture)的用法，最早见于1885年科学杂志Scientific Culture，其字面意思是“科学创造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正如英国学者齐曼指出的：“学院科学是一种文化。它是一种复杂的生活方式，‘是在一群具有共同传统的人中产生出来的，并为群体成员不断传承与强化’。”

　　因此，狭义的“科学文化”观点实际上是文化视角下的科学活动。它指包括科学传统在内的科学共同体价值观。科学家（或者说“科学共同体”成员）应当如何去开展科学研究所秉承的共同信念或观念。科学共同体成员对这种价值观也未必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但这些信念和观念确实对科学家的科学活动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科学共同体成员的工作模式。

　　与之相对，科学在社会语境中形成的文化被称为广义的科学文化（Science Culture）。现代社会科学已经成为整体性文化的主导力量，科学不仅仅成为推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科学对于公众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甚至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科学文化正在成为现代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2.科学文化的维度与评测

　　近年来在科学文化的内涵分析和评估研究中，更多的研究聚焦在“狭义的科学文化”范畴的问题。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科学的文化可以用科学研究的产出来表征”（Schulz,2012），并以此为基础生发出各类科技产出评价体系。然而立足广义科学文化的视角，将学院和社会的科学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当科技决策者站在广义的科学文化视角考虑其定量表达与实证研究的时候，仅仅考虑“投入产出”的经济指标模式的评价体系已经不能涵盖科学的文化内涵。科学文化或多或少的依赖于与科学相关的五个维度而存在（Godin，2011）：机构与制度（科学研究）；科技产出，产品（毕业生，知识，技术）；扩散、使用、使用者（教育，扩散，传播）；影响（社会影响，经济影响，个体影响）；环境（法律，经济体系，社会价值）。

　　事实上国际组织，如经合组织（OECD）、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一直没有停止对科学文化指标的探索的研究，OECD的科技创新指标也早已成为各国科技决策的风向标。现有的科学指标体系多基于“投入—产出”的经济理论框架，OECD对其成员国家的科学统计指标就是很全面的例子。UNESCO倡导并试图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描述科学活动，无论是在指标层面还是在概念层面，具有代表性的就是UNESCO1978年曾经发布的科学技术活动指标框架（STA，Science&Technology Activity），并企图尝试在全球范围内启动STA体系的指标统计和国际比较，但是1986年UNESCO统计部门主管认为此体系的统计分析费用过高，使得原有计划不得不因此搁浅。

　　科学技术活动指标的设计是基于UNESCO对科学文化的基本认识：科学文化即社会对科学实践活动的资源配置。从UNESCO尝试启动的科学技术活动指标统计可以看到，对广义科学文化的评估维度和可行性研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启动。UNESCO提出的科学技术活动指标（STA Science Activity）和更早提出的相关科学活动（RSARelative Science Activity）的指标概念框架中，都涵盖了科学传播，知识扩散，科学教育，科技展览，生产实验和改进等“社会的科学文化”内容。

　　3.“科学—社会—公众”视角的科学文化评测探索

　　国际学者从没有放弃过对科学文化指标化的探索，随着科技与社会，科技与经济，科技与公众关系的不断变化发展，立足“科学-社会-公众”视角的科学文化研究和评测指标，成为科技决策者和科学文化学者关注的热点。印度的“科学气质”模型，“科学文化距离”模型，美国的“科学素养”都是这一视角下对科学文化整体或者其中某个维度进行思考的代表性理论框架。

　　著名学者Godin（Godin，2000；Godin，2012）在UNESCO的科学活动指标基础上，立足当下社会经济发展语境，尝试建构了拓展的科学技术活动指标。他将社会对科学的资源配置归为三个模块：科技学习模块（公众通过这个模块了解科学知识，运用并理解科学）；科技影响模块（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带来的福利和推动）；科技社会组织化模块（即对科学技术的制度保障等）。在每个一级指标下，Godin都设计了三个二级指标代表每一模块的投入、产出和活动。这个拓展的科技活动指标体系正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使用，并且用于与整个加拿大区域和OECD国家进行比较研究。

　　韩国学者从科技教育的角度定义了科学文化指标模型(Song2010)，这个指标模型包括两个一级模块：个人科学文化指标（Science Culture Individual SCI-I）和社会科学文化指标（Science Culture Society SCI-S）,每个一级指标下又分为潜力指标模块和实践指标模块。在个人科学文化指标的潜力模块，主要有公众理解科学的三个维度组成（知识、态度、兴趣），实践指标模块包括公众受非正规科学教育的情况，使用新信息技术的情况，以及参与科学活动的情况等三个方面组成。在社会科学文化指标中，韩国学者用R&D投入，人力资源，科学博物馆以及科技展览设施来指征社会科学文化的潜力；用科技媒体覆盖，科学节等公共科技文化活动等指标来指征社会科学文化的实践水平。这个指标体系在韩国、日本等国家都尝试使用，但是存在的关键问题就是数据的可获得性。

　　4.整合性科学文化指标的构建

　　2012年Bauer和Shukla建构了一个综合科技产出与科技资源配置的科学文化指标框架，他们把科学文化指数的内涵界定为，国家或区域层面的社会公众对科学所持有的态度，价值观，公众对科学发展的愿景和期待以及公众参与公共科学活动的机会与共享科学成果的综合状况。

　　Bauer旨在设计构造可以表征科学文化实力的“科学文化的潜力指数”，其主要框架设计理念为，第一，基于扩展的“公众理解科学PUS指标”和传统的科学指标（S&T）理论体系，“在国家层面（中观）建立一个具国际比较性，表征国家科学技术活动结构及象征意义的科学文化指标框架”（Bauer，2008）。第二，科学文化指标构成要结合客观和主观指标的选取。在主观指标的选取中，要考虑PUS指标在不同社会语境下的差异，因此PUS指标中除了传统的“科学素质”的线性数据，还包括科学态度，科学参与以及科学兴趣等维度。第三，在科学技术客观指标的选取上，应该体现推动科技发展与人类发展统一和谐的发展方向，体现科学技术对人类生活的提升和科技成果分享。

　　Bauer和Shukla建立的科学文化指标模型最终包括两个一级指标和十个二级指标，其中：GDP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D指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Papers指每百万人发表的科技论文数量，Mobile指移动电话普及率（移动电话数/人口数），S&E指科学与工程类毕业生占三级教育毕业生的比例。这个指标体系在2009年欧盟27国和印度全境进行了应用，是一次将公众科学文化指标与科学技术宏观指标整合的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