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论看后现代主义的双重面相

作者：朱立元

2015年07月16日  来源：光明日报　

　　后现代主义有两副面相，一是“随顺”，二是“反思”。我们可从文学理论角度观察后现代主义这两重面相。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为什么烟消云散了？因为后现代主义以反对一元、反抗本质、反击传统等为整体价值取向，以理论对真理的非垄断性功能等为基本特征，相当程度上和日趋平庸的消费社会现实相妥协，仿佛没有了传统思想那种干云的豪气与收拾旧山河的雄心。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琐碎、苟安等，成为经常贴在它身上的新标签。

　　以深度模式趋于平面化为例。20世纪中期以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后现代文论明星们向我们展示出了一幅热闹的画卷。利奥塔通过对崇高的美学分析，来对抗话语的、元叙事的、大一统的哲学与政治，认可多种不同意见、多种小叙事模式。鲍曼认为，作品的真理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其多元性不在于作家和作品，而在于接受者，因为接受者的加入，所以作品走向了开放。在此意义上，后现代艺术是一种解放力量，后现代艺术家丧失了约束力的图式和可靠的方法，欣赏者处于可抛弃观察原则和外在客观原因的自由质疑之中，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对客观真理的质疑。巴塔耶深入分析了世俗欲望之下潜藏着的“秘密的欲望”，将其背后的“耗费”冲动视为消解和颠覆世俗世界的重要手段。桑塔格对新感觉的提倡，反映出文化多元主义倾向，认为无论是一般意义上的流行艺术，还是严肃的新音乐，无论是机器、解决数学难题之美，还是真正的绘画、电影之美等，只要能拓展我们的感觉形式，培养我们更开放地去看待世界中万事万物的态度，便值得提倡，她由此致力于拓展一种多元、活跃、开放的艺术氛围，消弭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流行文化与小众文化的界限，建立一个更为开放、包容的文化多元世界。菲德勒也在后现代视野中对大众文化进行了精深的理论研究，体现出多元对话的吁求。罗蒂的引人瞩目的文学救赎哲学思想，在后现代语境中尝试从非理性主义角度探寻真理达成之径，是对传统理性主义的一种后现代反拨，之中显然也隐含着对形而上学同一性力量的理论警惕。如是等等，不一而足，各种学说实可谓光怪陆离而令人目不暇接，够得上作精细梳理了。

　　但这就是包括文论在内的后现代主义的全部吗？

　　金石有声，不考不鸣

　　没有无缘无故的思潮。在随顺一面的背后，后现代主义其实也没有放弃反思。它在反思些什么呢？回答是，既反思着现代主义的基本景观——这是它的生成动力，更反思着由此而来的后现代主义景观本身——这则是它的自我更新之道。由此，在看似随波逐流、庸碌无奇的困局中，后现代主义随时蕴藏着突围的活力。

　　仍拿文论来说。首先，后现代主义文论反思着合法化了的现代主义文学、文化现象，从对该现象的深度学理剖析中，引出并指向新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创造的可能。要知道，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本身作反思的产物。后现代健将杰姆逊对美国洛杉矶鸿运大酒店的个案分析，是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我们一般接受的印象是，后现代主义颇醒目地讲求“拼盘杂烩”，但当这样理解时，很容易忽视一个更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后现代主义者为打破现代性专业壁垒界限而进行的拼贴有明晰的实践目标。杰姆逊发现，鸿运大酒店处理建筑空间与城市生活空间的关系时包含了思想观念的重新选择，即通过“构造一个整体的空间，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小型的都市”，模糊这个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界限——入口处，而尝试将居住、购物、娱乐、通道、观光等互不相干的功能集合在一起，以此来抗争封闭的界限，终止现代主义建筑那种与世隔绝、安于界限之中的常见乌托邦理想。这种理论分析要带出的是一种新的建筑美学观念，显然有鲜明的思想批判诉求，其“批判”是康德意义上的，并非“说坏话”的意思，而是弄清一种知识话语如何可能。

　　其次，后现代主义文论在探讨后现代主义文学、文化现象的同时，也在对该现象进行着基于深度学理剖析的反思。罗兰·巴特对“今日神话”的理论揭示是一个典型案例。他并未因为理论指涉对象是现代大众文化现象，便在理论建构中无原则地倒向对之的认同，正相反，在价值判断上他深刻反思着今日神话的失常之处，并对其进行了建基于细致学理分析基础之上的批判。比如，对商品广告，他指出有三类与之打交道的人，他们可能因立场的不同而造成所揭示内容在本质上的区别：一类是神话生产者——广告商；一类是神话接受者——消费者；再一类是神话批判者——知识分子。这三类人中，知识分子理应是神话的批判者，有责任担当起对于今日神话运作机制的批判任务，可如今的现实生活中，人文学科有关广告的讨论，却充斥着神话制造者的立场，关心的是如何产生出好的广告效应，以调动各色消费者购买商品的积极性，这使本应以反思与批判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成了广告生产者的同谋，失去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使命感。罗兰·巴特对此问道：这是正常的吗？

　　这一追问显然是充满反思姿态的。在此，罗兰·巴特这样的思想者同时反思着所谈论对象本身的合法性，呈露出了后现代主义的另一面相。

　　面对后现代文论，中国何为？

　　 借鉴与研究西学，最终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与推进中学。中国文艺学界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思潮的接受过程，是一个既为我国文艺学的重大转型寻找新思路、又在学理资源和价值目标之间存在若干偏离的复杂的知识社会学现象，它错综复杂地兼容着、闪烁着后现代主义上述两副面相。

　　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承认中国学界对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的接受侧重于它的随顺面相，这时候，我们的接受可能存在消极性。比如容易走入彻底消解本质的陷阱，容易被西方后现代非理性主义所悄然俘虏，容易诱发不尽合理的感官主义消极倾向，容易由此趋于反人道主义与人本主义等。这些，自然都是在一种异质文化语境中接受与传播后现代主义时需要加以防范的。

　　但在另一种程度上，也应该承认，后现代主义文论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论的发展，在若干方面确实产生了重要而有益的影响，已融入中国文艺学的创新建构过程中。比如，它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发展态势，对当代中国文论存在的诸多问题与危机进行自我反思和批评；它对中国当代文论打破单一文论体制、走向百花齐放的多元化局面，起到了积极助推作用；它对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形成了有力的冲击，有助于超越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以及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它还有助于中国当代文艺学重新反思所谓“文学终结论”。特别是对文论来讲，后现代主义文论中的若干流派——例如生态批评——对中国当代文论也具有建设性启示和重大影响。实事求是地说，西方后现代文论思潮中一些分支对我们而言是有填补空白意义的。意识到了这些，或者说对这些成果的取得，则是我们自觉借鉴和有批判地吸收后现代主义反思的一面使然。

　　（作者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思潮论稿》主编、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