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首细看，个体视角的百年兴衰
作者：杜羽
2015年07月28日 来源：光明日报
2011年，一个宏大的史料编纂构想，让张剑、张晖、徐雁平、彭国忠四位学者激动不已。
近现代中国，有数量庞大的史料遗存，但其中的日记、书信、奏牍、笔记等文献，大多还处于秘藏、边缘、零散的状态，学界尚未充分发掘利用。这导致人们面对这段距离当代不过两百年的历史时，常常无法真正触及它的肌理与血脉、骨力与神韵。为何不把那些流散各地、字迹难辨的稀见文献整理出版？无疑，这些文献将揭示宏大叙事之外那些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
这个后来被定名为《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的构想，很快得到众多学者的响应，继而成为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重大规划项目、“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图书。继2014年第一辑10种文献出版之后，日前第二辑13种文献整体面世，后续数十种文献也已进入出版程序。一个展现大变革时代个体生命脉动的史料集群，规模初具。
一个丰茂的文献群
2013年3月，《丛刊》编纂尚未正式启动，原拟主编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张晖赍志而殁。但他留下的一句话，让另外三位主编更加坚定：“冷板凳总得有人要去坐。有时我觉得这是个末法时代，可是你要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
莫友芝的日记、俞樾的信札、张祥河的奏折、翁斌孙的日记等一系列文献涌进学者们的视野。这些文献的作者，有的是名臣宿儒，有的是鲜为人知的文人，但他们都或有意或无意地，通过个人的体验记录了近世中国的百年兴衰。
“生活在清嘉庆、道光年间的潘德舆，因撰写《养一斋诗话》而享誉文学界，加之他又是道光八年的江南解元，所以许多人以为他生活一定很惬意。透过其家书与日记，我们才知道，原来他活得是那么艰难。即便到京师刑部侍郎钟昌家做塾师时，也仍然困窘得令今人难以想象。”通过整理《潘德舆家书与日记（外四种）》，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副馆长朱德慈真切感受到嘉道年间一位布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
对潘德舆记载的每年八月赴南京夫子庙赶考的经历，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程章灿十分感兴趣，“其中不仅详细记录了所在的号房，还保留了大量考生的生活细节，这些血肉丰满的史料对于科举史的研究极具参考价值”。
《赵元成日记》原是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部民国佚名日记，因作者不详而未受关注。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倪春军发现，日记作者与近现代众多文化名流过往甚密。几经考索，这部兼具文学韵味和史料价值的日记，作者原来是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堂兄赵元成。
“1911年姚以价山西首义的历史事件，姚的自述遗稿仅寥寥数语，《赵元成日记》却从亲历者的角度对起义的发起有详细的记述，仿佛带领我们重新回到了起义的现场。”倪春军说，《赵元成日记》从亲历者的角度记录了清帝逊位、南北议和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以平民的视角再现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的辛酸历程。
《莫友芝日记》的出版，将促进人们对晚清最大的幕府——曾国藩幕府更加完整、细致的了解；《十五国审判监狱调查记》填补了中西法律文化交流史的空白；《1934—1935中缅边界调查日记》记载了周光倬深入中缅边境，揭露英军侵略真相、维护国家主权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人们期冀着，《丛刊》能够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联系，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推动近现代史文献体系的建立。
一次知难而进的挑战
坐稳古籍整理这个冷板凳，着实不易，而《丛刊》则提出了更为严苛的挑战。
“《丛刊》侧重选择未被纳入电子数据库的文献，尤欢迎整理那些辨识困难、断句费力或是其他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文献，也欢迎整理那些确有价值但被人们的习惯思维与眼光所遮蔽的文献，在我们看来，这些文献都可以属于‘稀见’。”《丛刊》主编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张剑说，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珍本秘籍有了影印本或被收入古籍数据库，但是高昂的定价、难辨的字迹、未经标点的文本，仍使其处于专业研究的小众阅读状态，况且还有大量未被影印或数字化的文献，给阅读和利用带来诸多不便。
即使对专业学者来说，整理这些常人难以接近的文献，也绝非易事。“整理前人稿本、抄本，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差事。其杂乱、潦草、涂乙，都给整理者的辨识平添诸多繁难。”和《丛刊》大多数整理者一样，努力辨识潦草、漫漶的文字，是《张祥河奏折》的整理者黑龙江大学许隽超、哈尔滨师范大学王晓辉两位学者最费心力的环节。
作为道咸年间大员，张祥河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文书档案。当年具有高度机密性的奏折，与经过剪裁的《实录》《方略》史料相比，更为翔实可靠，其权威性毋庸置疑，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是，现存的张祥河奏折，大多是当时军机处存档备查的“录副奏折”，除粮价和秋收份数清单等用楷书书写，此外皆潦草不堪，篇幅占全书三分之二以上。“学者并不是都精通书法，或者并不诸体皆通，古人日记、书札书写比较随意，多用草书或行草，辨认不易。《丛刊》的整理者深知其中的困难，但鉴于影印本不便利用，仍知难而进。虽然整理稿本、抄本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会犯很多错，但其学术意义更大。”北京大学教授潘建国回忆起，早在20世纪80年代，《缪荃孙日记》就已影印出版，但学界利用得并不充分，这与未经点校整理有着很大关系。
“学术总是有一个代际的问题，需要老一辈、新一辈之间的不断传承。《丛刊》能够集合一批青年学人，集中力量来做一些事情，并在此过程中不断练习、实践、成长。从前三辑的整理群体来看，中青年学者占大多数。”在《丛刊》主编之一、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徐雁平看来，《丛刊》的“挑战”对于青年学者的成长极具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