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中，他们选择了与典籍共存

作者：屈菡

2015年08月26日 来源：中国文化报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伴随日军对我国政治、军事、经济的侵略，我国的文化事业也遭到了有组织的掠夺和蓄意摧残。日本侵略者所到之处，大肆破坏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掠夺焚毁中国的文物图书，犯下了滔天罪行。

　　据统计，日军侵华期间，仅在华北地区就焚毁各类书刊65万余册，因轰炸毁坏的图书馆及藏书楼不计其数。另外，日军师团一级还专门配置“文物收集员”，对沦陷区内的珍贵文物古籍肆意掠夺。为保护中华文化遗产免遭战火涂炭，一大批有志之士全力以赴，守望相助，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谱写了全民抗战的辉煌篇章。

　　8月15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召开“抗战时期古籍抢救保护史迹研讨会”，以缅怀有志之士保护古籍的义举。本报记者撷取了几个历史片段，以真实的人物和情节还原战争时期古籍抢救保护事迹。

　　八路军虎口抢救《赵城金藏》

　　1933年，《赵城金藏》在山西广胜寺被范成高僧发现，这部金代雕版的佛教大藏经成为中国近代佛教最重要的发现成果之一，聚焦了全世界的目光。《赵城金藏》的发现也引起了日本的高度关注，抗日战争前，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就曾派人到广胜寺，希望寺院能够把经卷转让出卖，但遭到拒绝。

　　1938年2月，日军占领赵城。广胜寺为了大藏经的安全，将全部经卷转移到飞虹塔二层大佛像和基座内封存。1942年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府得到内线情报，日寇企图抢夺《赵城金藏》。中共太岳区第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健立即将情报向太岳区党委汇报，区党委继而上报中央。不久，延安传来电报，要求秘密、迅速地抢救《赵城金藏》。

　　得到批准后，史健做了周密的布置，分区基干营和洪赵县游击队、地委同志在群众配合下，夜入广胜寺。4000多卷大藏经全由人背马驮，安全运抵地委机关。可是，经卷还未来得及运交区党委，便碰上日寇大扫荡。反扫荡前，史健宣布了纪律：“人在经卷在，要与经卷共存亡。”。反扫荡战斗结束后，经卷被运到山西沁源县太岳区委驻地，后来又辗转移到该县一座废弃的煤窑中。由于煤窑矿洞渗水潮湿，部分经卷受潮发霉，黏结在一起。

　　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将《赵城金藏》交由北方大学保护。1946年国民党进攻平汉线，北方大学转移到山区，经卷遂全部转移到河南太行山区的涉县，存放在温村的天主教堂内。

　　1949年1月，北平解放，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指令，《赵城金藏》被运至北平，交由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收藏。

　　郑振铎竭尽全力保护民族文脉

　　抗战期间，郑振铎以个人之力，抢救了一大批古籍文献，为民族文化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今，这些古籍文献大部分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同时入藏的还有他抢救古籍的史料。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通过研究这些史料，还原了抗战时期郑振铎艰难的藏书经历。

　　1940年，郑振铎又与张寿镛、何炳松、张元济、张凤举等秘密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支持，在“孤岛”上海与江浙等地大举收购流落市肆的古籍文献，两年间所得甚丰，极大地阻止了古籍文献的损失与外流。

　　在郑振铎抢救的古书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该书所收元明杂剧多达242种，且其中半数为以往未见传本，可谓中国戏曲史研究的一大宝库，可是，该书的购藏经过颇为曲折。

　　1938年5月的一个晚上，郑振铎得到信息，苏州书商曾发现30余册元剧，他估计就是该书，于是立即将消息告知任职教育部的卢前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第二天，郑振铎获得确切消息，《古今杂剧》已一分为二，分别藏在两位古董商人手里，当晚，他兴奋无眠。次日他筹得千元，作为取书定金，随即又写信告知袁同礼，全书三千元可够得。袁同礼复信称，北平图书馆愿以三千元购入。可随即书商反悔，将书价抬高至万金。郑振铎再次向卢前、袁同礼发电报，告知书价。袁同礼次日回电，说北平图书馆无力购入。一天后，卢前却回电告知，教育部愿出资购下。郑振铎大喜，他立刻找朋友议价，最终以九千元成交。这部珍贵的元明戏曲集，从此成为公藏之物，如今它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郑振铎为抢救古书，耗尽了所有资产，变卖了夫人的陪嫁，甚至不顾家人的生计。1958年飞机失事，郑振铎不幸遇难。家属秉承他的遗志，将全部藏书捐献给国家，文化部指定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接受捐赠，经过清点，总计接受中文、日文文献15275部90664册又2350张，外文书1427册。

　　战乱中的善本南迁与运美寄存

　　1935年，北方形势日趋严峻，为了使善本安全能够得到足够保障，国立北平图书馆克服运费严重短缺等困难，将197箱甲库（清以前）善本、107箱乙库（清以后）善本、49箱唐人写经、15箱内阁大库舆图、8箱汉石经楚器及金文拓本、116箱西文整部科学杂志、30箱西文东方学善本以及64箱梁启超寄存书籍，经由北平中国旅行社分批南运，分别寄存于上海商业储备银行、上海中国科学社和国立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三处。

　　1941年，上海租界内的形势日渐紧张，出于对南迁善本安全的考虑，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等人协商，拟将存沪善本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待抗战胜利后再物归原主，然而数次协商未果。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闻讯后，极尽所能促成此事，并数次与美国国务院和国会图书馆接洽。考虑到存放上海的善本数量庞大，全部运美不太现实，袁同礼便同其他人花费了20天的时间挑选出一部分比较重要的善本，共计2720种，3万余册，装成100箱。这些大都是宋、元、明、清历朝内阁大库的旧藏，可以说是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善本的精华。

　　1946年，袁同礼馆长拟派钱存训赴美，将这批寄美保存的善本书运回国立北平图书馆。令世人遗憾的是，国内内战爆发，局势动荡，致使此事一再延缓，后因种种原因运往台湾中央图书馆寄存，至今未归。这也成为袁同礼与钱存训先生一生的牵挂与遗憾。

　　浙黔两省联手共护文澜阁《四库全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敌机不时飞临沪杭铁路沿线骚扰，浙江文澜阁《四库全书》（以下简称“阁书”）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为防馆藏珍贵古籍和阁书遭到破坏，命总务组赶制木箱，准备迁移。全馆员工昼夜奋战，三日内将140箱阁书、88箱其他善本装书完毕，运往位于杭州西北角的富阳。从此，这批珍贵古籍便踏上了近十年的艰险之路。

　　随着淞沪会战的吃紧，古籍又依次被转运至建德和龙泉。就在阁书暂存建德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电呈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建议将阁书运至内地为妥，这也是陈训慈的建议，但此前一直没有得到采纳。1938年3月，浙江大学受教育部之命，承担起主持《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迁往贵州的重任。途经福建、江西、湖南共2000多公里的船运、人挑、马驮之后，1938年4月30日深夜，阁书安全运抵贵阳， 存放在距城中心两公里外的张家祠堂内。

　　贵阳远在西南边陲，又在群山之中，人们原本以为这样的地理优势可保无虞，然而，1939年2月4日日本飞机对贵阳城繁华地段的轮番轰炸使阁书的安全再次受到严重威胁。在贵州省立图书馆一名职员的建议下，1939年4月8日，阁书被转移到贵阳城北许官溪镇的地母洞。地母洞位于山顶，被茂密森林覆盖，洞内面积达百余平方米，是一个天造地设的书库，阁书藏于此解决了免遭敌人轰炸破坏的问题。但是贵州多雨，因而对阁书的除湿防护变得尤为重要。每年春秋两季，晴天较多时，守护阁书的职员要对阁书进行开箱晾晒，还特别制定六点防潮措施，对开箱晾晒的操作程序和要求都非常具体。这样细致精心的晾晒每次都动辄数月，费时费力，急需人手时，图书馆的馆长和浙江大学的教授也要参与其中。“库书在地母洞安然无恙保存了5年8个月时间，这完全得益于当时守护的人们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对藏书进行了科学、认真、细致、持久的除湿和防护。”贵州省图书馆副馆长钟海珍感慨道。

　　1944年秋，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敌军长驱直入黔境，有关方面决定将文澜阁《四库全书》转移到重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5月7日，六辆汽车载运文澜阁《四库全书》离开重庆青木关。护书人员以身家性命守护阁书，于7月5日安全返回杭州，阁书不缺一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