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悖论与反思

作者：张树华 赵卫涛

来源：《红旗文稿》2015/16　　

　　从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趋势来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无疑是世界步入政治“新生态”的重要标志。危机的爆发使西方国家现有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种种深刻矛盾与缺陷暴露无遗。危机之后这些年，西方世界出现的政治对抗、金钱政治、决策不畅等政治颓势更使得西方制度的政治能力和民主成色大打折扣。相比之下，30多年来中国以其迅速崛起的经济实力、稳定的政局和高效的治理能力，大大提升了其在世界政治舞台的政治影响力，已经成为全球和地区秩序塑造中的重要一极。在当前东西方权力格局正在酝酿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我们应基于中国发展的经济和政治经验，树立自主意识，深入挖掘并彰显中国的政治发展力与竞争力，适时推动和引导包括“民主化”研究在内的国际政治议程的转向。

　　一、“政治西方”的颓势与民主“一元论”的式微

　　实际上，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引爆了西方世界积聚多年的“金融泡沫”，同时也深刻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弊病，戳破了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引以为傲的种种所谓民主“神话”与政治“泡沫”。伴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政治格局中东西力量对比的变化，“政治西方”颓势渐显的大趋势也正在不断被历史的发展所证实。2013年1月13日，德国《世界报》刊发文章指出，到2013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将首次降至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而在此之前的近两三百年间，由少数欧美发达国家组成的西方世界一直雄霸全球。德国的《文学和社会的批评》杂志2013年第1期也推出了题为《西方黄金时代已去》的文章。文章指出，历史上西方世界是相对于亚洲、中东和非洲等地的概念，不仅是一种发达经济和生活的象征，也代表着一种政治和经济模式。在“冷战”时期，西方又是共产主义的对立面。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逐渐占据世界主导地位。到19世纪中叶，西方已经成为国际上的统治者。近两百年是西方大跃进的时代，无论在经济、文化，还是政治、科学方面，西方在所有领域都是领先者。但2013年前后，世界再次返回“正常状态”：只占世界人口15％左右的西方，将重新把权力交给约占世界人口85％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文章最后提出，西方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找到新的位置，将是一个新的问题。总之，西方世界在全球格局中相对位置的下降无疑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在近两三百年从未有过的“大变局”中，世界政治的“新生态”正呼之欲出。

　　在“政治西方”显露颓势的同时，“民主”这一西方世界借以主导国际政治议程与话语权的核心武器也正在不断走向式微。冷战结束20多年来，“民主”一直是国际政治中的热门话题。凭借对“民主”话语的垄断，西方战略家将其包装成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和全球性的政治标准。20多年前，柏林墙的倒塌等一系列事件宣告了“冷战”时代的结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取得了政治、军事和思想等方面的全面“胜利”。日裔美籍学者福山随即发表言论，宣称“人类历史至此终结”，国际上意识形态的争论自此盖棺定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将一统世界。在福山颇具“使命感”的宣告中，对西式民主“一元论”的肯定与推崇显露无疑。而在当今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中，“民主”也已经被毋庸置疑、天经地义地定义为通过举行“自由、公平、定期的选举”来选拔和确立政治领导人。从源头上看，这种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要素的民主理论主要来自熊彼特关于“精英民主”的论述。时至今日，经过西方几代理论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这种“一元论”式的民主理论及其制度已经被提炼成“民主”的唯一真谛，甚至已经被包装成一种政治宗教，以“政治圣经和基本软件”的形式，成为通过“软实力”影响和操纵他国的“利器”。然而，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外“推销民主”战略的受挫，“颜色革命”泛起的“民主”泡沫一个个破灭，“阿拉伯之春”在经历了初期的喧嚣之后便迅速演变成“阿拉伯之冬”。在经历了无数由“民主”所带来的困惑甚至血与火的洗礼之后，人们不得不重新对民主问题以及以西式自由民主模式为标准来观察衡量世界的思维模式进行反思。

　　二、对战后世界政治中民主与发展悖论的反思

　　二战结束后，伴随着殖民主义的最终崩溃，广大被殖民国家纷纷走上独立探索本国发展之路。在世界范围内，当年托克维尔所预言的民主化浪潮蔚然成风的日子看似已经到来。对于这一现象，一位西方学者曾不无兴奋地指出：“民主的观念和信仰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要深入人心，发扬光大。的确，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在政治积极分子和政治精英中间，反民主的意识形态黯然失色。”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那些经历过轰轰烈烈的民主化运动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西式自由民主并未落地生根，盲目的民主化不仅未能解决社会固有的一系列积弊，反而加剧了国家治理能力的衰退，严重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并最终导致政局动荡、社会失序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下降。

　　回顾战后世界民主化的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内部，民主已经被严重地“异化”甚至“神化”，失去了其本来的面目。因此，在当今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下，我们有必要从思想和认识上澄清笼罩在民主问题上的迷雾，破除不切实际的“自由、民主”神话，树立正确的民主价值观和科学的民主发展观，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发展特点的政治发展和民主道路。

　　民主是成长的，多样的，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近年来发生的西方国家的债务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了“西式政治模式”的缺陷，国际思想界开始将视角转向政治制度与政治道路的比较与适应上来。因此，无论是在民主化比较研究中，还是在勾画未来政治选择与国家治理研究中，都需要转变“话语范式”。

　　1.强调民主发展的民族性和主权性。世界各国情况和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民主发展道路的多元性和形式的多样性。因地制宜的民主形式才富有生命力，外部强加的民主模式往往只能是华而不实的“自由外衣”。民主不能强力输出，完全照搬他国的民主模式是有害的。民主建设必须立足本国的历史，必须与国情和文化相结合。各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只能根据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来确定，而不应将一国的模式强行推销给他国。冷战后大量国际案例表明，鼓吹所谓民主万能论、民主速成论、民主不战论、民主和平论、民主同盟、自由之弧、民主至上论、民主救世说、西方民主普世说等说教站不住脚。

　　2.强调民主发展的历史性和具体性。人类政治发展史表明，民主化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发展过程，民主必须是因地制宜的，要符合社会政治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民主应是具体的，单一的民主化并不是一剂包治百病的救世良方。民主的发展，不能只凭人们的良好愿望，脱离国情盲目发展；更不能脱离民主赖以存在的实践基础，照搬别国模式。民主政治建设，最根本的是要正确处理好民主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与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

　　3.强调民主的成长性和阶段性。民主有其成长的现实阶段性，民主发展既要有长远的发展战略，又要有近期阶段性目标。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长期过程，不能急于求成，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有一个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民主发展是有条件的，要受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公民素质和人民政治生活习惯等制约，不能脱离社会的现实基础和客观条件。民主化进程应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民主的发展要有一定的“度”，要掌握好一定的“火候”，一定要为生产建设服务，民主的发展超过了限度，则会走向反面。实践表明，忽视民主成长性和阶段性的政治激进主义往往不会带来民主，反而造成政局动荡不宁。苏东国家的“政治休克疗法”带来的只会是国家解体、民族分裂和政治衰败。

　　4.强调民主与政治发展的关联性和差异性。几百年来，人类社会的民主进程充满了艰辛和曲折。英、美、法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制度虽相对完善，然而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打上了深深的“资本自由和金钱民主”的阶级烙印。民主是有阶级和有差异的。另一方面，政治发展是有序的，是一个统筹发展的系统工程，民主发展也有其成长的顺序和维度。应当正确处理政治民主、政治稳定和政治效率三者的关系。法治、稳定、经济发展与发展民主同等重要，不可偏废。

　　5.强调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与全世界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国际政治中恃强凌弱，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或垄断国际事务是当代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表现，已经成为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宣扬“文明冲突论”、“新干涉主义”、“人权高于主权”、“新有限主权论”、“民主使命论”、“新民主殖民主义”、“新民主和平论”等都是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挑战，不仅无益于世界民主进程，而且给世界和谐带来严重威胁。动辄以“民主、自由”划线，甚至打造“民主同盟”，是在唤起“新冷战”。而打着民主旗号，不惜诉诸武力，对他国进行“民主改造”，则是在破坏国际关系民主化，其目的是妄图缔造新的“超级强权帝国”。

　　三、中国道路的政治内涵与价值追求

　　对于世界政治发展与政治格局变迁而言，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迅速崛起无疑是引领世界政治格局步入新生态的中坚力量。因此，在揭示世界政治发展新格局与反思战后民主化与政治发展悖论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并揭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涵及价值追求，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丰富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成果并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话语权，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讨论越来越多。但细心观察后却不难发现，在热议“中国奇迹”的背后，西方研究者宁愿多讲“中国模式的经济成就”，也不谈或者有意回避“经济成绩”背后的政治因素或政治优势。国际上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甚至不惜精力，试图从亚洲文化传统等领域寻找中国成功的历史密码，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现实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等则选择性地“失明”。可以说，西方学界习惯了以西方政治标准来评价中国问题，他们或偷梁换柱，或盲人摸象，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中国的“误读”或“误判”。“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以西方政治模式和政治价值框架观察和解释当代中国问题，不仅很难全面理解中国模式的“政治内涵”，同时也不可能找到中国成功的“政治密码”。更有甚者，部分西方主流媒体囿于“意识形态偏见”或固有的“冷战对立”思维，不愿看到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经常假借“中国政治话题”来否定中国模式的发展前景，断言中国的发展无外乎是“市场列宁主义”、“权威专制政治”或“独裁重商主义”。他们认定，不民主、不自由的中国社会必然“崩溃”，不民主的中国发展模式是对西方世界的挑战和威胁。

　　东西方阵营之间的“冷战”结束后，有着13亿人口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没有重蹈苏共败亡的覆辙，避免了苏联式崩溃和俄罗斯衰退的悲惨命运。不仅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经济总量跻身世界第二，而且成功地实现6亿多人口的脱贫。特别是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或碰壁或搁浅，国际上不少国家面临着不稳定和不确定的未来。与西方世界面对危机的乏善可陈不同，中国以其积极有为的政治姿态和高效的治理能力，成功地克服和化解了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困境与挑战。30多年来，中国经济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着强大的动力，并以其稳定的政局和高效的治理能力影响着世界政治格局，丰富着世界政治面貌。中国发展的价值取向和经验原则丰富了人类政治发展的内涵和理念，未来也必将在世界文明的图画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与西方国家一些学者继续局限于“民主—专制”、“西方—非西方”的两极对立思维模式不同，中国发展采取科学性的发展方式，沿着协调性的发展轨道，秉承着包容性价值理念，为当今世界的政治发展进程提供了非凡的答案。借助于发展价值的多元性、发展进程的包容性、发展理念的科学性，中国拒绝了国际上盛行的那些思想偏见和政治短视。中国政治发展显示着强劲的政治竞争力和政治发展力，展示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曾经把中国模式概括为“北京共识”的美国学者雷默在其《不可思议的时代》中文版序中写道，中国遇到的挑战，从规模来看，从复杂的程度来看，都是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改革的本性是会产生出从未见过的新问题。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创新，一种超越“中国特色”的创新。所谓“后中国特色”，是指中国将不再把国外的东西拿来，然后增加一些“中国特色”。中国创造出来的将是完全崭新、自主的创新。《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的作者、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指出，很多人仍旧认为，只存在一种现代性模式，那就是西方的现代性模式。当今的西方学术界再也不能用简单的政治套话和二元对立的方法来讨论中国的发展、特别是政治发展问题了。

　　实际上，中国在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上确实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中国注重立足本国国情，以人为本，注重民生，较好地处理了社会民主、个人自由、国家稳定和政治效率的关系，为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良好的政治保障，积极探索出一条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政治路线。中国的发展很好地体现了发展目的的人民性、发展价值的包容性和发展方式的兼容性。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日益彰显出独特的理论价值。就发展的价值追求而言，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表现出的是一以贯之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包容性。中国的政治发展冲破了西方固有的“民主—专制”的单一化思维定式和双重标准，破除了“民主激进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的干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理念拒绝对“民主、自由、人权”等抽象化、简单化的讨论，有效地驾驭了“民主化”进程，超越了狭隘的西式“民主、自由”说教。在发展的实践中，这种政治发展的概念与内涵正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开阔的政治实践视野，使得中国的思想者得以在政治发展的宽广平台上探讨民主化和政治改革的方向和着力点。以全面、务实的政治发展方略提升政治发展力，以持续、稳定的政治战略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竞争力和政治影响力，实现政治稳定、政治秩序、政治绩效、政治动员、政治廉洁等指标的包容性成长。

　　此外，从外部关系上看，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理念要求政治发展的进程及其表现应当有利于经济发展、文化进步与社会和谐。提倡政治发展的“包容性”绝不意味着拒绝一般意义上的“民主”。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应当是以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理念来推动民主政治的进步，通过政治发展解决社会问题，并且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政治保障。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理念强调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及人的发展之间的平衡，强调政治发展应当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社会公平和正义，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谐与进步。

　　四、国际上政治与民主领域的评估：历史、现状与问题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人们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也在发生着革命性变化。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针对政治发展的不同层面开展进一步的评估与测量的做法在国际社会逐渐成为一种新的重要趋势。以民主为核心的政治评估不仅涉及对一国或地区政治发展成果、绩效的认识问题，更直接关系到一国在国际上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强弱问题。因此，无论是从国内还是国际因素考虑，关于民主评估的研究与实践都应引起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

　　二战结束以来，伴随着第三世界国家轰轰烈烈的民族独立浪潮，整个战后世界的政治发展格局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而言，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发展领域面临的任务和道路无疑显得更加艰巨而漫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实现政治发展的愿望和要求更加迫切。在争取尽快摆脱经济上贫困落后的局面的同时，这些国家要求在政治发展领域尽快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因此，无论从国家数量还是现实的发展任务上看，占据世界国家和人口数量绝大多数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无疑是战后世界政治发展进程的主角。然而，广大发展中国家虽然占据了世界政治发展舞台的中心位置，却并没有在相应的话语权方面取得主动。战后至今，在民主化及其测量与评估领域所呈现出的始终是一种由西方发达国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基本格局。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在民主评估领域的强势地位，广大发展中国家或者被动地接受这一既成事实进而被纳入西式政治评估的话语权下，或者在政治发展评估领域虽有所尝试和努力但却被迫在西式话语霸权之下被动性地“失语”。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面对国际政治发展评估领域的这一扭曲局面，只有站在全面、客观的立场之上，从政治发展尤其是民主化的多个侧面出发，反思并破除对西方在民主评估领域强势话语的迷信，才能更好地拓展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评估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进程的顺利开展。

　　从本质上讲，战后民主评估的核心问题主要在于民主概念被简单化甚至被异化为选举民主。实际上，在当今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民主测评指标体系的背后，体现出的正是西式自由民主模式的核心“软件”——选举民主。可以说，自熊彼特式的精英民主在西式民主中确立统治地位以来，选举民主的观念已经完全渗透于西方的政治文化之中。这种对民主极简主义式的理解认为，民主至少应该具备一条普遍的、本质性的特征，即一国的最高权力必须能够通过自由、公平、定期的竞争性选举实现更替，而这种更替主要通过代表不同利益格局的政党之间展开。此外，除了对选举民主的“迷信”，当前西方民主评估还存在着另一个重要缺陷即意识形态偏见。在西方占据话语霸权的背景之下，战后至今的国际民主评估虽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仍然问题重重，难以从根本上反映战后全球政治发展的全貌和满足日益增长的人们对政治发展评估的多样化需求。

　　时至今日，在国际民主评估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和绝大多数话语权的仍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少数机构，它们几乎完全把持了对全球范围内民主自由状况的话语权，肆意挥霍着对全球民主自由发展状况的解释权和建议权。以“自由之家”的全球自由评估报告和英国经济学人情报社的“民主指数”为例，它们均通过选取一定的衡量指标来对世界范围的各国政体的民主程度进行划分。可以说，无论是前者中的“自由”、“部分自由”与“专制”，还是民主指数中的“民主”、“部分民主”、“混合政体”与“独裁政体”，其背后体现的都是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在这一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下，不同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往往会以“民主—专制”二分法的形式而被简单甚至粗暴地贴上各种标签。

　　例如，“自由之家”2015年度的全球自由评估报告以西式选举民主为核心理念，延续了其在民主、自由标准问题上的固执以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民主自由状况一贯的歧视与偏见。该报告在其开篇前言中就历数了2014年全球民主状况恶化的种种表现，包括对克里米亚危机中俄罗斯的指责以及对埃及、土耳其、中国等国家民主自由状况的“担忧”。对于中国自十八大以来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该报告不仅视而不见，反而习惯性地将问题的焦点转移到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批评之上，声称中国近年来在沿袭威权体制的基础之上又加大了对包括互联网、民族宗教、国家安全等多方面的控制力度。相应地，在其列出的一份对个别国家民主自由状况得分的加总排序中，中国在15个选定国家中以17分位列最后一名，远低于乌克兰的62分和泰国的32分。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份排名表中，伊拉克的得分为24，埃及的得分为26，也均高于中国的得分水平。在肆意对他国进行评判的同时，该报告对美国的民主自由状况却语焉不详甚至避而不谈。可见，在片面的民主观念与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下，“自由之家”及其全球自由评估必然难以对世界各国的民主、自由状况作出客观、科学、全面的评估。相反，其所形成的最终评估结果还极有可能会被持相同或相似政治立场的媒体或公众人物所利用，进而沦为干涉他国内政以及误导国内外民众的一种政治工具。

　　在英国经济学人情报社2014年度民主指数报告中，其对全球民主自由状况的总体评价也鲜明地体现出了西方强势话语权下的傲慢与武断。该报告指出，目前全球有近一半的人口已经生活在各种形式和程度的民主政体之下，但就“完全民主”的角度而言，这一数量仅有12.5%。与此相对应的是，还有近26亿人口也即超过1/3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各种形式的专制与权威之下。在此，该报告还刻意强调指出，作为占世界人口1/5左右的中国显然在这26亿人口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由此可见，在掌握强势话语权的少数西方评估机构的肆意解读下，全球民主自由发展的真实状况被刻意地歪曲并进行了选择性解释。也就是说，在西式自由民主模式的价值预设之下，符合这一理念和实践的即被定义为“民主”和“改善”，不符合的则被肆意贴上不民主、不自由甚至独裁等标签。这种对民主、自由的简单的标签化式的理解显然难以反映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和地区民主、自由发展的真实状况。

　　五、积极开展政治评估，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如前所述，国际上一些国家或非政府组织热衷于全球范围内的政治评价或排行。由于西方大国主导着话语权，这类政治评价排行多是反映西式“民主、自由”的政治价值观，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却不得不面临“被排名、被贬低”的尴尬。面对以民主评估为主的国际政治评价领域中“西强我弱”的不利局面，我们有必要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以强调政治发展力和竞争力为突破口，积极开展国际政治评估领域的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不断提升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话语权和竞争力。

　　1.西方评价指标体系不能真实反映世界政治发展面貌。国际上各类评价指标、指数及排行虽名目繁多且花样不断翻新，但当前国际政治测评领域呈现出的，仍然是一种西方唱“独角戏”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持续性“失语”的扭曲状态。这种以西方国家价值观体系和政治现实为依据的评价体系，大多充斥着西方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固有的“傲慢与偏见”，因而也必然无法真实反映世界政治发展的面貌与内涵。可以说，现有的西方评价指标体系无论从评价指标的选取，还是从发布机构的属性，以至到其发布背后的动机等方面来看，无不带有浓厚的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甚至是政治意图背景。

　　2.西方“排行榜外交”的实质是企图垄断世界政治的话语权。当今世界，思想政治领域的较量与斗争日趋白热化。在西方各类政治排行所谓“客观”、“中立”的表象背后，折射出的是日益激烈的国际话语权较量以及更深层次的政治斗争。目前，国际政治领域的排行至少呈现出以下三大特征：一是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战略意图；二是多以西方政治模式为样本，借用选举、多党竞争等为指标来评判；三是西方世界掌握了评价标准制定权和话语权，多由非政府组织、媒体和大学、研究机构一起发布。这实际上是西方世界借助打着学术研究和客观评价的幌子，利用“民主、自由、人权”等片面性指标对世界各国进行政治排名，借以塑造自己道德上“高尚”和政治上的“优越”，贬低、影响甚至操纵他国政治。借助上述政治评价和排行榜，西方大国混淆国际舆论，推行所谓“排行榜外交”，打着“民主和人权”的幌子，借机向非西方国家搞“民主人权输出”，最终实现其的地缘政治利益和远期的战略意图。

　　3.评估世界政治需要“中国标准”。为全面展现东西方国家的政治特色和优势，争夺国际政治话语权，展示中国的软实力和政治竞争力，我们迫切需要通过全面、客观与科学的比较研究和数据分析，对全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科学的考察与评估，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出具有中国特色并兼具国际解释力的、强调综合性政治发展力和竞争力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世界政治发展（力）评价和测量体系”。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