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关注《黄帝内经》研究
作者：乔清举
来源：2016年10月31日光明日报
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中医药学对丰富世界医学事业、推进生命科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2015年12月，他在给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作为继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举措，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黄帝内经》研究促进会近日在北京成立并举行了第一次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哲学界、中医学界的专家学者20余人和来自轩辕氏黄帝故里河南省新郑市的代表参加了会议。经过研讨，大家对《黄帝内经》研究形成了以下认识：
一、《黄帝内经》既是一本医学经典，也是一本传统文化尤其是哲学思想经典。《黄帝内经》是中国医学典籍的源头已不必论证，但对《黄帝内经》同时也是一部中国哲学与文化经典的认识尚不够充分。事实上，《黄帝内经》开篇四论《上古天真论》《四气调神大论》《生气通天论》《金匮真言论》讲的都是人处于天地运行系统中，须与天地运行相吻合的天人合一的道理。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最为基本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医病理学的思维方式。中国哲学史过去不讲《黄帝内经》，是一个缺憾。不把人放到天地运行、社会发展的系统中，就不能真正地了解人，也不能真正地实施治疗。《内经》是一种关于人的存在的广义生态学。中医理论体系是一种整体性的系统性的思维方式。国医是生命科学，而不只是医学；是功能论而不是还原论、支点论；治疗不仅是器械、医药的作用，也是人体本能功能的打开。
二、《黄帝内经》研究既要研究《黄帝内经》的医学思想，也要研究《黄帝内经》所承载的中华民族的哲学与文化思想；应把《黄帝内经》医学放在中华文化的框架内研究，展示《内经》医学的独特内涵，也呈现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中医把人作为自然和社会系统的一员，与医病相比更加注重防病养生，是一种广义的“社会治疗”理论，所以历史上有“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的说法。可见，有学者主张把“中医”改称为“国医”，是有道理的，国医的名称更能体现中国传统和中国特色。社会生态、自然生态的优化与和谐，有利于人的健康长寿，《内经》包含的这个认识，已经为今天的人们所承认。
三、作为一本医学著作，《黄帝内经》既是关于生理的书，也是关于心理的书；身心一致，“一气贯通”是中国哲学和医学的基本信念。稷下道家的“精气”，国医理论中的“精”“气”“神”都具有物质性，“神”和西方哲学中的纯粹精神、纯粹思维不尽相同。气连通生理和心理、精神，人的精神状态影响心理、生理，都是通过气来实现的。把生理和心理、精神割裂开来看待是不正确的，不少生理病症都能追溯到心理因素、精神因素。所以，《内经》强调“养心”，强调“恬淡虚无”。这里的心，是身心一体的心；不仅是心脏，也是心理、思维和精神，其中包括纯粹精神、纯粹思维的因素。身心一体的认识目前已经成为国际哲学界、医学界的共识，产生了“身体现象学”“哲学治疗学”“心灵治疗学”等新的学科领域。
四、《黄帝内经》既是道家的经典，也是儒家的经典。历史上把《黄帝内经》与道家、道教联系起来的比较多，其实《黄帝内经》是各家各派共同的精神财富。《内经》中的天人合一、阴阳运行、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北宋出现了“儒医”的概念。“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说法即出自北宋名儒范仲淹。张载、二程都深通医学。程颢提出了“切脉体仁”的说法。这里的仁，就不仅是一种德性，也是天地万物的“生意”，人的生命力。程颐还提出了治疗恐惧、失眠等症状的精神疗法。儒家强化了“医乃仁术”的国医传统。
五、《黄帝内经》虽不是黄帝本人所作，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黄帝所作。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以黄帝之名传世的各类著作无不寄托着历代人们对于黄帝、黄帝文化的敬意及黄帝以来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弘扬，也反映了历代口耳相传的黄帝思想、黄帝精神。《大戴礼》记载孔子赞扬黄帝“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所谓“用其教”，正是思想影响的含义。
六、《黄帝内经》研究既是一项文化事业，也可为《黄帝内经》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基础。文化产业是文化事业的重要载体。中国有丰富的优秀文化资源，运用产业的方式把这些“跨越过度、超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哲学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