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诵芬：炮弹炸出的航空报国梦

洄游中国逐梦来

孙庆玲

2017年05月08日  来源：中国青年报

　　迈入人生的第87个年头，顾诵芬的生活慢了下来。从家到中航工业科技委步行约500米，他要走上十多分钟。这段路他此前已走了近30年，以往总是来去匆匆。

　　他是中国著名的飞机设计大师、飞机空气动力学家、两院院士，已与飞机打了大半生的交道。

　　炮弹炸出的“飞机梦”

　　1937年7月28日那天，家住燕京大学附近的顾诵芬听到外面隆隆的飞机声，走出门看到日军的轰炸机排着队向西飞去，紧接着可以清楚地看到一颗颗炸弹落雨般扑向约2000米外的二十九军驻地，火光、浓烟瞬间腾起，冲击波产生的地面震动远不如心里的害怕与愤怒来得剧烈。那时，顾诵芬7岁。

　　“有些事是一辈子忘不了的。”顾诵芬说。之后，他随父母来到上海，便开始自己看着书做航模，还从美国通俗科学杂志中知道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航空模型制造方法。慢慢地，他对“搞飞机有了兴趣”，报考了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航空工程系，均被录取。但由于母亲不愿他离开，顾诵芬便留在上海，1947年入读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

　　1951年8月，顾诵芬毕业后本可留校任教，也算遂了父母的心愿。但一心想设计飞机的他，按照组织的分配，来到了国家新组建的航空工业局。

　　洗脚时也在看书

　　航天工业局在沈阳，当时是一片苍凉之地。

　　顾诵芬被安排到生产处制图组，每天的工作就是描图、抄数据、翻译苏联图纸，很枯燥。毕竟新组建的航空工业还处于起步时期，主要任务是修理、仿制苏联支援的各型飞机，自主飞机设计在国内尚是一片空白。

　　“仿制等于命根子被抓在别人的手中，一定得设计我们自己的飞机。”顾诵芬晚饭后大部分时间仍在办公室工作，查看与航天技术、飞机设计相关的资料和书。

　　曾与他同住一间宿舍的冯家斌回忆，顾诵芬回来后打上一瓶热水，先冲一杯奶粉，剩余的热水便倒入脚盆，再兑上凉水，“双脚放进盆里，然后翻开桌上早已准备好要看的书，这些书大部分是英文版的技术书。上边翻看着书，下边双脚相互搓洗，不时用汤勺搅拌一下杯里的奶粉。当书翻得差不多的时候，双脚也泡好了，此时奶粉冷热可口，便一饮而尽”。

　　1956年8月，航空工业局在沈阳112厂建立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飞机设计室，顾诵芬担任气动组组长。他很是兴奋，感慨“从修理到仿制，再到自行设计，几年工夫连跨三大步，我真是生逢其时呀”。

　　设计室的第一个任务是设计一架亚音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临界马赫数0.8，选用平直机翼、两侧进气方案，定名“歼教1”。顾诵芬负责这架飞机的气动布局设计任务。

　　为解决机身两侧进气的难题，顾诵芬跑去北京找资料，借了一辆自行车，每天骑车到北航查找、抄录有用的资料，买了硫酸纸把图描下来，收集废针头组装仪器进行测量……那时去学校的路还没有修好，也没有路灯，他就这样跑了一个星期。

　　在所得资料的基础上，他思考出一套可以进行气动力设计计算的方法，完成了翼型、翼身组合型式选择与计算、进气道参数确定和总体设计所需数据的计算。

　　1958年7月26日，我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的喷气式飞机“歼教1”首飞成功。接着，顾诵芬又完成了“初教1”的气动力设计任务，创建了中国人自己的气动力设计方法。

　　但世间事往往是过了一个坑，还有一道坎儿，后面的道道沟坎在等着他。

　　第一次喝醉

　　1960年，国防部第六研究所（以下简称“六院”）成立。次年，六院飞机设计研究所（以下简称“一所”）成立。那一年，顾诵芬在其领导黄志千的介绍下认识了后来的妻子江泽菲。

　　两人认识后，在星期天会时不时去看看电影，或去公园走一走。结婚前，顾诵芬对江泽菲说：“结婚后咱们可不能这样了啊，我还得看书啥的，没那么多时间。”1962年婚后，夫妇二人一个月左右进一次城，他去书店，她去采购食品家用，再于书店会合后一起回家。

　　紧接着，一所在1964年10月开始研制歼8战斗机，总设计师黄志千却在执行出国任务时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王南寿、顾诵芬等人组成的技术办公室临危受命，接过了总设计师的重担，顾诵芬便一心扑在了歼8上。

　　但歼8的研制工作刚滑到起跑线，便被“文革”的狂风骤雨冲了个七零八落。

　　被关进“学习班”的时候，顾诵芬就每天仔细听112厂的发动机试车，因为歼8发动机的声音比较响，与别的不同，可以根据声音分辨出来。“听到发动机试车的声音，我才放下心。”顾诵芬说。

　　后来，为确保歼8研制进度，歼8装配现场（81号厂房）所有工作人员达成一条口头君子协定，一律不亮观点，更不辩论。无论外面如何动乱，歼8的生产仍在加班加点地进行。“那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一定要研制出我国自己设计的高空高速歼击机。”航空研究院原第一副院长刘鸿志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

　　终于，1969年7月5日，歼8飞机实现首飞。

　　但对于飞机研制的试飞试验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在以后的试飞中，飞机出现了强烈抖振，能否解决这一问题，关系到歼8能否实现超声速。

　　为此，顾诵芬可以说是豁出了性命。1978年，因没有所需测试设备，已接任总设计师的他提出要亲自乘坐歼6上天，与歼8进行等距离、等速度的观察，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这对从来未接受过飞行训练、48岁的顾诵芬来说风险很大。他说服领导，瞒着家人，3次“上天”后终于发现抖振的症结所在，并带领团队“干掉”了问题。

　　1979年12月31日，歼8白天型设计定型这天，不会喝酒的顾诵芬大碗大碗的酒下肚，生平第一次醉了。

　　他没有虚度这一生

　　转眼，那已成38年前的往事。现在的顾老不再喝酒，每天还要按时吃药。

　　2013年，他被诊断出直肠癌，顾诵芬在手术住院期间，还总叮嘱资料室的工作人员给他送外文书刊，看到有用的文章会叮嘱同事复印并推荐给一线设计人员。离开科研设计一线岗位的顾诵芬常说：“我现在能做的也就是多看一点书，有时也翻译些资料，尽可能给年轻人一点帮助。”

　　1981年，顾诵芬正式担任“歼8Ⅱ”总设计师，为“歼8Ⅱ”系列飞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为“歼9”、“歼13”、远景飞机、大飞机等的研究贡献颇多。如今，他荣耀环身，慕名而来的媒体记者也不少。

　　但他却不爱也不太会应酬这些。据其助理所说，在录制某电视台节目时，主持人问他“听说您会四门语言”，他忙摆手“不不不，不会”，“听说您的记忆力很好”，“不不不，不好”……当时台下还有不少观众，陪同顾诵芬的同事在一旁默默地为他，也为这节目捏了把汗。

　　打算退休的顾诵芬，最近在向身边人打听老年公寓的事，他想退休后和老伴搬到那里去住。回首往事，他说：“没有虚度这一生，干了几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