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采:关注固体地球科学与社会文明的同步发展

2011年09月08日  　来源： 科技日报

　　作者简介

　　杨文采，1942年出生于广东，现为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能源资源中心主任、大地构造与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1984年加拿大MCGILL大学地球物理学博士，2005年中国科学院院士，2008年11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

　“人生七十古来稀”，在我从事地学研究五十年之际，《科技日报》记者约我撰文谈一下我的研究体会。在要退居“幕后”时我梳理了一下思绪，借此机会对后来者说几句自认为很要紧的话。以下的讨论分为四个方面。

　　如何看待人类对地球资源开发的依赖

　　近年来，关于“第六次科技革命”在媒体上已经说得很多了。“信息时代”、“纳米时代”、“生物工程”、“海洋工程”等新的科技名词已经家喻户晓。虽然地球科学在“第六次科技革命”中很少有人提及，不过，“新能源”却是当今备受关注的科技革命议题。有了新能源，社会进步才能走入新时期。

　　在原始社会，人类不懂得利用能源，后来进入了农牧社会，人们学会了利用太阳能和流水的重力势能，并且学会了用铜、铁等矿物资源制作工具。当西欧大规模开采煤炭并用于蒸汽机动力时，揭开了工业文明崭新的一页。19世纪末，石油的开发使工业文明进入高峰期，以至于现今的城市一天也离不开汽油。

　　我们国家能源结构的情况是，90％以上来自煤炭、石油、铀矿等不可再生的地球资源，这种格局的根本改变，至少需要50年的时间。我国的煤矿储量90％以上集中在北方，在50年内可以保证供应，但是目前地下煤矿的现代化开采不仅成本高，而且耗费大量水资源。北方地区的水资源本来就匮乏，生态环境很脆弱，如果加大煤矿开发的力度，就很可能导致该地区荒漠化加剧，结果得不偿失。

　　全世界的石油、天然气储量也许还可能再用50年；但是，中国当前一半的油气已经靠进口，一旦世界发生战乱，或者全球性的石油危机，后果则不堪设想。近年来，在我国西北几个盆地中已发现多个大型、特大型砂岩铀矿，它鼓舞了不少核专家发展核电的热情。但是，即使大力推广核电以代替煤电，50年后，核电对能源工业的贡献也不可能超过煤电；何况今年日本东海岸大地震所导致的核电站泄漏事件，以及核废料处理问题的复杂性，总使人们对核电安全产生疑虑。另外，地球资源开发及其产品的利用在不同程度上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亦为民众（尤其是城市居民）深恶痛绝。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正处于能源开发上的两难境地。摆脱困难靠的不是计谋或策划，而是社会精英的责任感和智慧。从物理学上看，能量分为：势能、动能、热能、声能、光（电磁）能、核能及化学能七大部类，对应的能源可分为物质能源及非物质能源两大类。人类可利用的能源最终取自自然界。在自然界，声能与打雷、闪电、暴风骤雨、潮汐、火山、地震等伴生。但是，由于人类还无法准确预测这些突发事件，因此，声能的利用目前还只能忽略不计。在自然界，动能与刮风、潮汐、火山、地震等伴生，但由于人类还无法准确预测火山、地震，目前主要可利用的动能是风能与潮汐能量；其实，风能来自太阳能，潮汐能来自月球引力势能。自从水车发明之后，重力势能就开始为人类所用，从原理上说，水力发电并不是能源的创新，而只是能源转换的创新；因此，电动汽车使用的也不是真正的“新能源”，因为电力使用的多元能源，其中主要成分为旧能源。日出日落，周而复始，古人认为，太阳的能量是可以再生的；但据推测太阳能与100亿年前相比，至少衰减了几十个级次，实质上仍然是不可再生的。对人类而言，太阳就是光明的象征，给予人类的不仅有免费的光能、热能和核能，还有次生的风能和储存在生物体内的各种能源。从广义上说，煤和石油也是史前地球内储藏的太阳能转化为物质能源的副产品。在沙漠中铺设硅板，到海边建设大风车，扩大收集太阳能的规模，提高采集、转换、储存和利用太阳能的效率，仍然是当前工程科学长期奋斗的目标之一。但是，太阳是“天”，人永远胜不了“天”。自称“人定胜天”的人一定是个不可救药的“自大狂”。太阳有100亿年的历史，人类只存在了几万年，人类有什么能力能够战胜太阳？这就是说，太阳能的利用具有规律性，但也具有不可控制性。农业、畜牧业都是利用太阳能的典范，人类根据太阳能的规律性，创造出循环的经济运转模型，也根据其不可控制性建立了消灾减灾、持续发展的社会制度和运作模式。现代人当然不会满足于已有的成就，总是想通过发明一个机器100％地利用太阳能，以实现工业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过，对此我们还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至少在21世纪物质能源仍然不可取代。

　　“能源资源”这个词，讲的主要是物质能源。例如，“能源危机”一词中的能源，就与太阳能等非物质能源无关。免费的再生能源会有什么危机？危机的只是用作燃料的物质能源，包括：固体的动植物材料、矿物资源（如煤、铀矿），和流体形式的各种碳氢化合物，如石油、天然气，沼气和水合物（又称可燃冰）等。“钻木取火”中用的木，是人类利用物质能源的第一种原料。400年前的工业化始于人类大规模利用地球矿物能源，后来又以利用油气资源而达到工业文明的顶峰；但是，人类一直没有找到一种完善的循环利用这些地球资源的方法，使这些被利用后的物质进入地球循环的自然过程，让自然吸收和消化这些不再具能量价值的废弃物质。于是，只好放任它去恶化人类的生存环境，破坏生命依属的生态。所谓的“能源危机”，要害在人类要把地球几亿年来逐渐积存的物质能源在500年内滥用殆尽，而又放弃使地球物质循环并得到新生的义务。如果按照这条思路继续去掠夺地球，例如找月球上的氘和氚，或者去烧海中的水合物，这样做，只能加速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老化和灭亡。

　　我要表达的观点可以简述如下：现在媒体呼吁的所谓“新能源”，只是一个时髦而模糊的概念，常常被一些头脑过分“机灵”的外国政客拿来“忽悠”民众。即使很快发明出“新能源”也不可能在21世纪代替传统的物质能源，并在社会进步中发挥主导作用。但是，目前人类对物质能源无限制、无序的开发利用，破坏了人类社会进步的可持续发展，也是有识之士所不能容忍的。在继续提高太阳源釆集、转换、储存的使用效率以减缓不可再生物质能源开发速度的同时，应致力于绿色矿业建设，研发物质能源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的方法，加强物质能源保护和有限度开发的规划，促使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文明进步。

　　还要补充的一点是，地球表面虽然不像太阳那样燃烧发光，但也是主要的能源载体，在重视免费的太阳能的同时，也要重视免费的地球能。在地球内部，巨大的能量库被厚达2900公里的地幔岩石封存在地球外核之中，那里为温度高达3000℃的翻腾岩浆所占据，岩浆涡流产生了地球磁场，证实了这一能量库的存在。地球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地质作用，其动力都来源于这个地核中的能量库。这个能量透过地幔流体渗入地壳，亦可以为人类使用。人类要是能够安全地开发封锁在地球内部的能量，至少还可以利用25亿年。开发地热源、干热岩能源只不过是利用它的九牛一毛，微不足道。长白山、腾冲等休眠火山下方5公里处都有岩浆房。储存的热能和动能不亚于长江三峡的水力势能，如能用来发电，既环保又可降低火山爆发的危险性。地球内部还含有大量的甲烷等天然气体，它们源源不断地升入地壳，我们的研究对此还关注很少。我们期待人类今后能更加启迪智慧，高效地开发利用这些源源不断的地下能源资源。

　　怎样看待中国地质构造的特殊性

　　1904年，中了举人的青年李四光从湖北来到京城，兴冲冲地准备考进士，没想到，光绪皇帝取消了科举，他被送到日本学习造船专业。四年之后，他学成回国，却又发现中国当时还没有工厂制造巡海大轮船，无法学以致用。失望之余，李四光想到中国地大山多，不如改学地质学，回国后总会有用场，于是，他又前往英国学习地质学。学成回国后，他当了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通过到全国各地地质考察，他总觉得西方地质学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大地上出现的一些地质现象。因此，在庐山举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李四光与美国的地质学权威人土葛利普教授大吵了一架。

　　科学的精神在于理性的证明，而反对盲从。解放前的中国地质学家无一不是外国老师的“徒子徒孙”，他们中有不少人努力用西方地质学理论去解释中国发生的地质演化作用，也发现过一些疑点。但是，只有李四光敢站出来公开与老外质疑和辩论，而不被某些老外所“忽悠”。但是，中国地质构造特殊性的问题，一直浮现在许多中国地质学家的脑海中。李四光、黄汲清、陈国达等老一辈科学家都曾提出过自己独特的学说，试图对这一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在20世纪60年代，作为物理学革命最后一波的“板块构造理论”，把传统地质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不少地质学家又努力套用新的理论去解释中国的地质现象，发表了大量的论文。但只有少数人在关注板块理论没有说明或说明不了的特殊地质现象，他们的默默思考，才是理论上创新的胚胎。

　　30年前，教授我板块构造理论的也是外国老师，以后也觉得源于海洋探测成果的板块构造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地质构造的问题。但是，我没有像李四光先生那样向老外“叫板”的勇气。我曾用7年的功夫搜集证据，证明原先认为“在拉张区最上地幔地震反射透明，即最上地幔组构相对均匀”的观点有误，论文最终得到西方学者的普遍认可。那么中国及邻区地质构造的特殊性体现在哪里？我在《东亚古特提斯域大地构造物理学》（石油工业出版社，2008年出版）一书中，证明了认识“古大陆边缘”这一构造单元的重要性。

　　3亿年以前，现今中国地域还是一片茫茫大海，只有塔里木、柴达木上方有几个孤岛。到了2.5亿年以前，华北和华南两个古老大陆碎块（即克拉通）从南半球漂移到中国的地域。2亿年以前，塔里木、柴达木、华北、华南四个陆块开始连接在一起，逐渐形成中国大陆的骨架。1.5亿年以前，羌塘和拉萨两个陆块离开了澳洲和非洲，向北漂移，逐渐加入到中国大陆的版图之内。在3-1亿年前这2亿年内，中国由海变陆，完全处于大陆边缘的环境之中，和今天西南太平洋—印度洋所处的地质环境类似。中国的一多半地域原处在古代的大陆边缘，经压缩抬升为陆地之后的构造单元，我称为“古大陆边缘”，这便是对板块构造学说的补正和完善。在板块构造学说之前，黄汲清先生把这种特殊的地质构造单元称为“活化地台”，陈国达先生把它称为“地洼区”。

　　在板块构造学说之中，早已把“大陆边缘”作为一种特殊的大地构造单元提了出来，已经认识到这种构造单元的重要性。我从青海、甘肃、四川的实际考察和资料分析中，看到这里的部分地层经历了后期地质作用的变形，并且从海底上升到地面，甚至拱成为高山。但是，大陆边缘海（如现今南海、日本海）的沉积环境清晰可辨，从海洋到陆地的地质作用一层层展现在我的面前。在藏北、内蒙、东北及东南沿海，也到处可见类似的地层，和近2亿年来在大陆边缘沉积作用、火山作用、岩浆运动留下的“指纹”。在这里还可以见到新奇的矿产类型，大都与古大陆边缘特殊的地质作用密切相关。因此，我形成了一个学术观点，即，中国地质构造的特殊性在于古大陆边缘分布面积广大，这些古大陆边缘不归属于传统地质学中的造山带，而是与“克拉通”和“造山带”并列的大地构造单元。认识古大陆边缘的发育、形成、变形、演化与矿产形成，乃是了解中国地质构造的“钥匙”。而且，只有通过全球地质构造的对比分析，才能把握中国地质构造的特殊性。

　21世纪如何探测地球

　　关于地壳下深处地质构造的知识，最早来自地质学家对岩石露头及钻孔岩心的观察和显微镜下的矿物分析。后来，意识到火山中涌出的岩浆中夹带了地下深处一些未曾融熔的岩块（称为“包裹体”）一起来到地表，分析火山岩中的包裹体的矿物和化学成分，人们便可以获得关于埋深达上百千米下的岩石组构的知识。然而，出露在地球表面的火山（包括古火山）总是零零星星的，而且，大部分的火山岩也只是地壳浅部岩石融熔的产物，依靠这种地球化学的方法，还难以建立起全球或区域地壳上地幔结构的轮廓，而这一点正是固体地球科学多年来追求的一个终极目标。自从20世纪初地球物理学创立以来，这门新的地球科学分支便一直把刻画固体地球结构作为它的重要使命。

　　我所学的专业称之为“应用地球物理”或“地球探测”，前者被划为“理科”，后者被划为“工科”，令人哭笑不得。这个专业的理论基础是数学物理，研究对象为地质结构，主要工作为数据采集处理分析，最终产品是关于地下目标定位的信息。因此与我联系审稿、约稿的学术期刊有：中国的《地球科学》，美国的《计算物理》，欧洲的《测量定位》和日本的《区域大地构造》，真是五花八门。以我五十年科研工作的体会，这个专业不仅介于数理科学、地球科学和应用信息学之间的一门边缘科学，而且立足于地球内部目标定位的一门工程学分支，因为其他任何科学技术的分支都不可能实现对固体地球内部的目标定位。即使1000年后钻孔可以达到5万米的深度，对地下目标的尺寸、形状和走向定位还要依靠地球物理探测。

　　地球科学的每次跳跃或进步，都依靠地球物理探测。在上世纪30年代，德国科学家魏格纳先生提出了“大陆漂移说”，轰动了整个地学界。当时所有的地学界头面人物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固体的地壳生根于固体岩石的地幔之中，怎么可能从非洲漂移到美洲？他们认为，这一理论简直是连常识都不懂！只有气象学出身魏格纳才会提出这一理论。而只知道流体力学的人，才会说这种不懂行的蠢话。然而，这时，地球物理探测“开张”了，已经拥有了折射地震和大地电磁探测两张“王牌”。经过二十多年的探测，发现上地幔中普遍存在有一个低地震波速和低电阻率的岩层，厚度几十或百公里不等。岩石物理测定表明，处于这个层位的岩石在相应温度压力之下粘滞系数降低2到3个各级次，可以缓慢地蠕动。于是，魏格纳的“大陆漂移说”“复活”了。科学家们在“大陆漂移说”的基础上很快创立了“板块构造学说”，并由此诞生了“地球流变学”等一系列新的科学分支。

　　20世纪50年代地球物理探测一炮打响，令所有地质学家刮目相看，于是，研究经费源源不断，很快又研发了深反射地震和地震层析成像这两张“王牌”，这就是我在北美和英国留学的年代。深反射地震犹如一把手术刀切开地球表面，虽然成本很高，但可提供地下目标结构的细节。而地震层析成像虽然分辨力差，却可以迅速提交全球地幔或大区域地壳上地幔的波速结构图像，二者相辅相成，取长补短。加上原有的折射地震，大地电磁和卫星重力磁力测量，地球的物理探测成为一支兵强马壮、多兵种相互配合的研究队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议下，组建了全球岩石圈探测队伍，浩浩荡荡地开展地球内部全面探测的科学活动，形成了一次固体地球科学研究的新高潮。

　　20世纪已经过去，地球探测的高潮也在欧美消退了，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原先投入这么多资金去探测地球，是想趁热打铁在板块构造的基础上建立起全新的和系统的固体地球理论体系，包括地球动力学、大地构造物理学、地幔物理学等。但是 30年过去了，这个体系并没有打造出来，采集处理了大量的数据及资料，提出了上百个假说和推测，却无法验证。那么，花了这么多纳税人的钱取得的这些成果，对社会进步或经济发展有什么用处呢？这些钱花得值不值？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欧美社会中的精英，自然会用他们的目光去考量这次地学界的大规模活动，适可而止无疑是理性的选择。于是在21世纪，欧美国家几乎停止了高花费的深反射地震调查，而把地球探测的目标转向了范围较小的重点区域与立体结构的综合研究。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科学研究活动总是比欧美国家落后一个相位的情况司空见惯。进入21世纪，中国能源资源匮乏已成为民族复兴之“瓶颈”，对地球资源的需求更加迫切，而经济实力的壮大又为扩大科学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于是，在“十一五”期间，国家专项拨款实施地壳探测工程，所采用的方法、技术路线与20年前欧美等国在岩石圈探测时用的几乎一样。但是，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在21世纪，我们要怎样去探测地球？

　　地球科学的永恒主题是地球的组成、结构和形成、演化，这也是地球探测的主要目标。46亿年来地球演化的过程中发生过各种各样的地质作用，反映了地球不同时期行为的特点。这些地质作用的记录称为“事件”，而这些事件在地壳或地幔中岩石遗留下来的痕迹称为“指纹”。地史上的事件可粗略地分为三种尺度：全球尺度、区域尺度和局部尺度。海平面升降、生命大爆发或者生命大灭绝都属于全球尺度，而中国西部新生代晚期青藏高原隆升、中国东部新生代早期的裂谷事件，则属于区域尺度。不言而喻，区域大地构造研究是全球构造理论的基础。比区域尺度还要高的尺度叫做局部尺度，这个尺度主要与矿产资源勘探有关，勘探工程的投资主体应该为油气公司和矿业公司。对于公益型的地球探测研究，主要进行区域尺度的探测，研究对象为区域地壳上的地幔，目的是搞清区域地壳上的地幔的组成结构与演化。开展区域地壳上地幔的研究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区域的面积很大，从上百平方到上千平方公里，用几条地震剖面只能大略地在切面上看一下沿线的地壳结构，发现不在线重要指纹的概率非常低。在2000年前，中国总共有大约6千公里长的深反射地震割面，与96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相比，不可能揭示中国地壳上地幔组成结构和演化的全貌。如果要将中国深反射剖面的密度达到美国、加拿大的水平（10—20万公里），国家需要再投入100亿元以上。即使如此，剖面的密度也还不至于达到揭示演化事件的细节的目标。第二个问题是，研究成果如何验证。地球探测得到的“成果”就是关于区域地壳上地幔组成结构的一些科学假说。验证的方法一是预测、二是钻探。地质作用由于其进行十分缓慢，如一年的变形速率大约在1毫米级次，通过预测来验证假说至少也要等几十年的时间，现代人没有这个耐心去等待这些预测的结果。而且，在这几十年中又会有几十个更新颖的假说出现，到底去验证哪一个？科学钻探是客观的验证，但是科学钻探不仅耗资巨大，而且目前只能钻到1万米左右。在大多数陆地，这样深度的温度已接近300℃，作为钻杆的钢管已变得像面条那样柔软，无法打穿坚硬的岩石。这两个困难使欧美科学家不得不放弃以深反射地震为主导的区域地球探测计划。因为，如果无法验证，花上百亿换来追加的几个科学假说实在太不合算了。

　　然而，中外地球探测的同行们并没有放弃探测区域地壳上地幔的努力，因为这件事不仅涉及到新全球构造理论的开创，也与现代社会人类面临的能源、资源危机密切相关。有识之士认识到，一定要找出几种能进行面积性调查而且成本很低的地球探测新方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地震层析成像。借助信息时代的技术支撑，1984年美国科学家首先发表了全地慢p波地震层析成像的结果，并研发出远距离接收的流动地震台站，使体波地震层析成像的研究进入区域地壳上地幔探测的视野，在新世纪成为地球探测的主打方法和技术。依笔者最近在华北和塔里木研究的情况看，在地震频发和数字地震台网较密的中国大陆，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取得P波、S波与泊松比结构图像，而且在少量流动站的协助下，分辨率可达5—10公里,完全可以满足区域地壳上地幔探测的要求。当然，光有主打的方法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其他方法来扶持。在不可能进行数量足够的钻探验证的情况下，只能用多种探测方法结果的“兼容度”来评价地壳探测取得的结论（假说），具体说明请看下节塔里木盆地研究的例子。

　　为什么要重点研究塔里木盆地

　　2005年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胜利完工之后，笔者逐渐转入塔里木盆地地壳结构和油气密集区定位的研究，并把它作为标注个人自我价值的一个最重要符号。为什么呢？

　　第一，是因为地球探测在21世纪进入了区域面积性调查的新阶段，我们事先准备了多波地震波速/泊松比层析成像、位场多尺度分解和密度结构成像、反射地震微尺度波场奇异性分析和大地电磁三维电阻率成像四大方法技术体系。其中前三项从理论到实验都是笔者与研究生多年来的研究积累，从西方是买不到的。这四大体系基本上为区域低成本地球物理调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只有找一个地区进行示范才能说服同行并进行全面推广，使科研成果为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同时，使前期研究的成果更加完善成熟。沉积盆地不仅是石油、天然气、煤矿、铀矿和钾盐矿等国家急缺矿产汇集的主要场所，而且由于表层被沙土覆盖，难得有基岩露头出现，地球物理的探测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因此，21世纪地球探测创新的示范场地，最好选在大型沉积盆地。

　　第二，对21世纪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最严重的三个问题乃是全球变暖所导致的“温室效应”，石油消耗殆尽导致的能源危机和生物种类和数量大幅度减少导致的生物链断裂。2009年夏天，李克强副总理来我们实验室时，曾当面询问塔里木盆地的油气前景情况。可见，油气资源储备问题不仅关系着国民经济发展，而且还涉及国家安全。鉴于我国没有特大型克拉通盆地发育，因此，至今还没有找到像中东、西西伯利亚那样大的巨型油气田，但在双辽盆地、环渤海盆地，发现了50亿吨级特大油气田。第三个特大油气田在哪里？一直是我们这一代地球科学家苦苦求索的问题。而塔里木盆地、南海盆地、东海盆地和羌塘盆地便成为地质学家最为关注的目标。石油地质学家根据生油岩体积估算，塔里木盆地的油气远景储量可达220亿吨，超过了双辽和环渤海。不仅如此，该盆地生油期很长，起到保存油气床的盖层（如膏盐层）也普遍发育，生油储油和保存油气的条件比中国其他盆地都好，把塔里木盆地作为寻找中国“第三个大庆”的远景区的首选，以及21世纪地球探测科技创新示范的首选，便顺理成章了。

　　第三，塔里木盆地有56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在哪儿能找到“第三个大庆”的难度和风险巨大，在这里对油气藏定位便成为最新科技水平较量的场所。1980年，第一次进入塔里木沙漠做反射地震勘探的乃是美国石油公司。30年后，中国人是否有能力进行全盆地石油资源的勘探，也是对中国人自信心和勇气的检验。另一个新情况是，由于石油部的取消和《矿产法》的颁布，目前，塔里木盆地大部分面积已被划分成四、五十个小区块，这些区块的勘探权已被几家石油公司瓜分。由于公司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登记区块中的油气开发，全盆区域地质调查已经不再是任何一个公司的业务。因此，中国大盆地研究在21世纪便失去了主体，没有了责任归属的机构，处于管理上的“死角”。

　　第四，即最后一个难点在于，塔里木盆地的主力生油期在古生代，尤其是早古生代，特大型油气藏如果存在，埋藏大都深达5—10 千米。由于深层钻探成本非常高（单口井在亿元以上），如果没有高度准确的地球物理定位方法和技术，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当然，作为公益性的研究机构不应该代替石油公司去进行油气勘察，并且也缺乏石油公司那样的财力与物力。我们所做的只是将特大型油气藏的远景区一步一步地缩小，为降低油气勘查的风险和快速定位做出贡献。

　　2008—2010年，在中石化海相前瞻性项目的支持下，我们用上述四大方法系列进行了250万比例尺的全盆特大型油气藏远景区的定位研究，把塔里木特大型油气田的目标远景区缩小为3个，面积从全盆56万平方公里缩小为16万平方公里左右。从今年开始，由中国地质调查局资助，继续用上述四大方法技术系列进行了100万比例尺的塔里木地壳结构研究，希望通过3年的工作，将特大型油气藏的靶区进一步定位在5—6万平方公里以内。

　　笔者十分感谢汪民、牟书令等政企领导和刘光鼎、许志琴院士等许多地球科学家对此项研究的指导和支持，并祝愿通过地学界的不懈努力，尽快把塔里木盆地中的“第三个大庆”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