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无辩证思维 岂能文化自觉

作者:孙武臣

时间:2012年02月20日  来源:文艺报 

　　文化是经济的支撑力，因为人的因素第一，一切奇迹都要人去创造；而人的素质又是文化铸就的。中国创造了30多年的经济腾飞的世界奇迹，为我们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愈来愈多的国家感知到中国的文化支撑力，于是一个倾慕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热潮，促进世界文明的文化对话出现了。现在全球已经建立了近350个“孔子学院”，并兴起了学习汉语热。中华文明的影响力日益彰显与播扬。

　　文化定义颇为歧异，但综合要义，其共识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化内涵十分博大，起码民俗习尚、婚礼纪庆、道德伦理、宗教信仰、典章制度、器物用品等衣食住行的诸多方面，无不渗透着文化或者说为文化所主宰；二是文化的长期积淀形成了一个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共性，即主流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三是文化的最终价值是归于精神与人格的。

　　做到文化自觉一定要对以上三个层面的文化内涵有理性的审视与评价，即是说，没有辩证的思想方法，审视与评价肯定走向片面。

　　一

　　我国传统文化内涵组成的主要元素是儒、释、道三家文化，其中又以儒家思想影响最大。它的仁、和、忠、恕、礼、义、廉、耻、温、恭、俭、让、智、勇、信、中……至今仍有其合理的元素，仍涵盖着我们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行为规范。它外在强调“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在强调“正心”、“诚意”、“修身”，做“君子”，从而达到“大同世界”“和谐社会”。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我们政治理想的参照系。能像儒家思想这样具有深厚、严整、周全和规范标准的文化底蕴以及文化表征的，世界独一无二。这是世界“孔子热”的根本缘由。

　　然而，我们不能由此而忽略传统文化的组成是多元性的，绝非儒学一家。是封建统治者别有用心地“独尊儒术”，打压其它各家思想，才将儒家思想视为传统文化惟一的主流文化的。另外一些重要元素，比如，佛教通过修身做“觉者”的人文理想，特别是道家思想文化，过去我们曾以其“出世”的表象，判断其消极而批判之，其实是不解其意的。如果今天我们不能为被曲解的道家思想正名，我们仍达不到文化自觉。首先，老子说的“无为”并非让人们什么也不做，而是为了“无不为”，这是人生“有失必有得，有得必有失”的辩证法，如此“大智慧”却遭到我们的批判与摒弃。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的那句壮语：“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恰恰出自庄子讲的故事中，只能在树林间跳跃的燕雀，自己胸无大志，却讥笑“扶摇直上九万里”，胸怀大志的大鹏鸟。所以道家积极向上、开拓进取的思想同样也是我们民族文化中可贵的基本元素，也是我们民族精神所需要的。第二，道家思想最本质的是“道法自然”，一切事物皆有其自然的内在规律，人应当顺应自然，按照规律办事。这是道家思想文化的最高境界。它告诉我们一种和谐的人生哲学、境界、态度：不为名利所迷而汲汲之，不为荣华所惑而营营之；它要人们清静无为、乐天从命、无沾无挂、与世无争。能达到这种“至人”境界的，能有几人！天地之间有一种超越日常功利目的的精神价值，能使人们活得更真实、更自在、更友爱、更善良、更和谐。

　　在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远大于道家思想，甚至出现“独尊儒术”的长期历史阶段；然而，谁能想到在西方，道家思想影响却早于并大于儒家思想。西方出版老子著作很普遍，出版数量之大仅次于他们的《圣经》。但道家思想在我国始终成不了主流。可喜的是近年来我们开始逐渐深入研究，这才感悟到：哟，学问大啦！作家王蒙还出版了感悟老庄的专著，并在大讲堂谈个人体会，大受欢迎。尽管在研究中还有歧义，但我相信如果能有更多的人接近老子主张的人生哲学与人生态度，并能结束儒道对立不能相融的历史，醒悟到它们互补的辩证关系，就能获得历史的辩证的文化自觉性，就能在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自身和谐的精神文明中获得内驱力。

　　毫无疑问，传统文化中的这些核心内涵对我们今天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仍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无论怎样的应时而变，这一文化的灵魂，不但不能变，而且还要不断地光大发扬。

　　二

　　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内涵积淀下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铸就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集体人格。没有这个道德精神的主流，经历了世界上最长最多最大苦难的中华民族不可能生生不息几千年，非但没有消亡，而且至今又进入有史以来的最佳时期，为着民族的再度复兴辉煌而奋斗不已。它见证了我们传承主流文化中强大的道德精神支柱正是我们事业大厦稳固的根基。这是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有着相当强大的保守性，因而它相对稳定相对凝固，也相对完整，再加上它还有一定的排他性，所以即使在强势的外来文化的“入侵”下，民族文化的变化也只是渐变，较为缓慢。这是文化特征决定的，也是我们必须具有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面临当今众多的新危机和挑战，我们必须严肃地反思我们的文化中有没有消极的局限性和负面性，不然，就会陷入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困惑中。同样我们也要从文化积淀的角度与层面去解析。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和一百多年的殖民文化怎么可能不带给国人负面影响呢？比如，儒家思想毕竟是特定历史与社会的产物，不可能不打上当时社会矛盾的烙印。它的诸多等级森严的观念与戒律，恰恰可以为统治者所利用，用来影响、规范、束缚、桎梏人民大众的思想行为，从而积淀下惰性的心理定势。殖民文化更是以“奴性”为核心。这两种文化长期的先后共同作用，其恶果是大大削弱和泯灭了人们的进取与变革的思想意识，大大有利于专制的封建统治者和殖民主义统治者，使其延缓灭亡。无怪历代封建统治者建朝之初都要去“朝圣尊孔”。不看到这一点，就不能理解我们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伟大意义；就不能理解“五四”运动为什么呐喊出“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口号；就不能理解鲁迅为什么用了大半生精力投入到反封建的战斗中，他要呐喊，要唤醒沉睡在“铁屋子”里的人们，起来砸碎它，冲出来。当时如果不放大地突出封建文化的局限性和负面性，引起国人觉醒，革命就连初萌阶段都进入不了。

　　我们要辩证地从历史进程中得到启示。我们今天的“国学热”(包括“国学”这个词的内涵与外延是否准确)，不能“精华”与“糟粕”不加历史地辩证地辨识，我们的“尊孔”是尊儒思想的精华，只有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立国力量，提升国民精神文明水平，从而构建和谐社会。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儒家思想只能作为实现我们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建设的参照系，而不是像有的“国学”专家所说的，似乎儒家思想就是思想文化的最高范畴，似乎就可以取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科学与发展、开放与多元、坚守与包容、积淀与创新的内涵与理念，这就大错了。“尊孔”尊到“至圣”的地步，就又走到了极致。儒家学说绝不是解决当今一切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灵丹妙药”。传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守护我们的“根”，绝不能动摇，但也绝不能止于此。我们不能只局限于历史的文化传统，一定还要赋予中国文化以新的理念与新的内容，即强烈的创新的当代性；因为“今昔两重天”，昔日的“草民”变“国民”，“奴隶”成“主人”，并且如今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面对从没有遇到过的问题，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竞争的胜利。这是考量并保持我们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时必须的“出发点”。我们绝不能因袭封建统治者的“尊孔”，将其“工具化”，使其成为“敲门砖”，利用其诸如“三纲五常”之类伦理道德的糟粕，达到麻痹人民的自觉意识，使他们安于现状，满足于愚昧落后的奴隶地位，从而巩固其封建专制。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是我们必须具有的清醒。

　　三

　　文化制约人类，即是说文化积淀了人的心理结构中的优质和劣质，国人亦然。因此，我们不能回避长期封建文化和殖民文化在我们国人心里积淀下的一些落后、保守、愚昧、自私等负面劣质。我们要理性地认识到鲁迅的“改造国民劣根性”的历史任务，仍是我们当今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不然，我们如何从“根”上解析眼前方方面面的道德滑坡的种种乱象呢？何况以伦理、道德、礼俗、制度等为主要因素的精神文明建设和以世界性科学技术为主要因素的物质文明建设不可能同步。物质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已经飞速地跨越了几个时代，而精神文明依然“进三步退两步”般地缓慢地前行。后者较前者要艰难得多。

　　同样以文化的保守性稳定性来解析“国民劣根性”，它也不是一两个历史时期所能革除的。所以，道德滑坡具有其必然性和阶段性。但这不等于说可以丝毫弱化与放弃“改造”的任务。传统文化的稳定性也只是相对而言，如果放弃文化立国的国策，文化强国的绿洲亦可能一步步变成文化沙漠；这样的历史悲剧在世界上不是没有演出过。

　　文化虽然具有保守性，但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变迁，文化也显现出它的渐变性，甚至是速变性。比如，改革开放后短短的30多年里，国人的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等，不是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吗？近些年来，国人除了春节之外，其它传统节日诸如清明、端午等节日都有所淡化；而对西方的情人节、圣诞节等却愈发热情，就是世界文化流变性的典型之例。

　　道德文化亦如此。实施市场经济以来，金钱的两面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凸显过。一方面，我们不能不惊叹财富的力量，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如此拥有过丰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金钱刺激与膨胀了“国民劣根性”，从而丛生并陡增出许多异化现象，诸如，金钱本为人役使，异化成了人是金钱的奴隶；干部本为人民的公仆，不少却异化成了人民的主人……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悖论：物质财富丰厚了，却找不到精神家园了，即钱袋子鼓了，却又“穷”得只剩下了钱；拥有了票子、房子、车子，而信誉感、安全感、幸福感却下降了……总之，多了“经济人”，少了“精神人”；多了“铜臭味”，少了“人文味”。

　　这些社会乱象是人制造的，而这些人也正是落后文化影响与作用的结果。

　　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的对立统一，正是当今社会道德精神的整体面貌，缺减和夸大了哪个方面都不可能接近事物的本质真实。

　　毋庸置疑，我们的社会媒体一定要真实报道，一定要担负起批判假丑恶的社会责任；但值得反思的是在经济利益驱动的竞争中却一度偏于负面新闻报道，有意集中与夸张假丑恶的人和事，热衷炒作，以制造耸人听闻、夺人眼球的效果。其片面性势必影响了大众理性辩证的思维方法，走向以偏概全的思维方式，辨析不清美与丑，孰是主流，以致对社会悲观失望，缺乏信心。

　　“不是没有美，而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自倡导“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活动后，媒体即刻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与温暖。只要留意一下各种传媒，我们会看到许多传播真善美的专题栏目。如果将它们搜集在一起，等于作了各行各业不同群体“2011最美人物”的盘点。那是永无休止的“平凡而非凡”的长镜头！采访者和阅读者都再一次感悟到：伟大在哪里？在平凡中！平凡孕育着伟大，“好人就在你身边”，“好人就是你我他”！

　　2011年有两个两岁的小女孩的命运引发了一场社会道德大讨论，也传达出空前的一次人们对道德的“追问”。如果那位拾荒的老奶奶是路过的第一人，或许我们仍能看到悦悦那烂漫的笑容；冷酷的是7分钟内路过了18个人竟无一人伸手救助。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毕竟还有最美的人，如果没有“最美妈妈”不顾自己安危的那双臂一“接”，妞妞的命运岂不和悦悦一样成为悲剧？大爱让妞妞的笑容更加灿烂。悦悦和妞妞给我们留下了人人都要回答的思考题——美丑即人生。文化使然，不仅中国，世界亦如此。思想精神层面的物质化、世俗化，人文心灵的萎缩是全球性的现象。因此，那种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地评价国人都是片面的。

　　历史证明：几乎一切失误都是偏离与失去了辩证思维所导致的。

　　面对假丑恶的现实乱象，我们需要理性的清醒，勿要极端地以为它就是我们当今道德精神的主流。尽管真善美在常态中并不大凸显，但国人在国家大事、难事面前总能凸现出道德精神的主流，并且每每感动世界。即使如此，我们同样也要理性清醒地认识到道德精神正遭到腐蚀的严重性，如任其蔓延和发展下去，任道德无止境地滑坡，其破坏力最终会终结我们事业的持续发展。

　　于是，我们有了建设文化强国的宏图，要将这张宏图变为现实，我们必须形成全社会的合力，凝聚人文精神，提升文化修养，培养向真向善向美的力量。否则，宏图依然是宏图。央视《感动中国》为我们积淀下十年的感动，许多地方台也相继举办了表彰道德模范的颁奖大会。问题是我们要利用好这些“德育教材”，让它们成为道德引领的灯塔，照亮我们的心灵，成为弘扬真善美的契机和载体。新闻人在发现与传播美的同时，也升华了自己的心灵美。

　　文化是文学的根与魂，在这一合力中，文学理应担当文化立国的重任，文学的力量也能成为文化立国的骨干推手；因为文学美能“润物细无声”地养心生爱。大爱精神，究其根本是来自每个人内心的道德力量，只要我们坚持下去，真善美的道德主流就会愈来愈波澜壮阔，历史阶段性的假丑恶就会愈来愈溃退与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