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啥有“李自成情结”

徐志奇（北京）

　　李自成（1606-1645），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他“马踏幽燕、定鼎京城”，领导起义军摧毁了腐朽的明王朝统治，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农民起义政权“大顺朝”。但是山海关一战，李自成败给了吴三桂和清军联军，从此一蹶不振，直至最后败亡。在毛泽东的心中，李自成是一个英雄人物，更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照着他成长，照着他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

　　长期关注李自成

　　毛泽东对李自成的关注，可以追溯到少年之时。在韶山上私塾时，毛泽东爱看的“杂书”里面，就有关于李自成的书籍。1910年秋，毛泽东从湘乡东山学校放假回外婆家时买了一些“笔杆糖”，平均分给表兄弟们。分完后，最小的表弟吵着还要多分一点，毛泽东便对他说：“农民领袖李自成起义，与昏庸官府作斗争，为的是使天下人均田均富。所以，我们兄弟之间也要按均田均富的原则来分糖，谁也不能多分。” 从毛泽东的话中，可见李自成的平均思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1年，毛泽东在衡阳第三师范学校向同学们作《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问题》的演讲时，向学生介绍了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的事迹，总结了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指出他们的失败是由于没有先进阶级和政党的领导。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课程时，又一次引用了李自成起义的有关资料。他说：“当时陕北大饥，自成乘机而起，至山西、张家口、南口、土木堡等处，后至北京，卒为清兵所败……后被三桂引清兵入关，迫至无路可走。这可见李自成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不过他们的举动，多为暴动，是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

　　对历史上农民起义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加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使毛泽东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据谭震林回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拒绝到上海党中央工作，“他总结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对我们说：‘李自成为什么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特别强调，要与流寇主义思想作斗争：“历史上黄巢、李闯王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了。”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更加重视对李自成和他领导的农民起义的研究。他曾对刘志丹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来的。这个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再次强调：“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

　　毛泽东对李自成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对其战争思想的层面，还将视野深入到了其失败原因的更深层面。在1938年关于根据地保卫工作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在谈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时说：“我们历来的造反领袖，后来都腐化了，做了皇帝的都不好了，但李自成始终是好的，老百姓都称赞他，因为他代表农民利益向地主阶级造反。”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热情地赞美了中国的农民运动，他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他列举了包括李自成在内的农民运动领袖，肯定了其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因素，同时也分析了他们失败的原因。

　　关注李健侯与他的《永昌演义》

关注李健侯与他的《永昌演义》

　　在延安，毛泽东在百忙之中，还关注了民间作家李健侯关于李自成起义的写作。李健侯是陕西米脂人，系李自成后裔，他于1926年动笔著书，经过多年辛勤笔耕，在1930年12月写成描写李自成起义的章回体历史小说《永昌演义》，全书共40回，34.8万字。该书情节曲折，故事生动，对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进行了热情歌颂。这部书于20世纪40年代初在陕西广为流传，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李鼎铭把《永昌演义》原稿推荐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对此书很感兴趣，读完这部书后还让人抄存了一部，并于1944年4月29日给李鼎铭先生写了一封信，专门评价了《永昌演义》和著名的李自成起义：

　　《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扬了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仰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千余年来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是农民战争，就是两千余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现在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李健侯先生为祷！

　　李鼎铭把这封信转到了李健侯手里。李健侯看后，心情十分激动。不久，他应邀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款待。毛泽东还奖给了他200元边币、两石小米，聘请他担任边区的参议员。解放后，毛泽东提议李健侯任陕西省文史馆研究员，建议其继续修改《永昌演义》。遗憾的是，由于李健侯在1950年去世，因而对书稿的修改未能完成。

《甲申三百年祭》成为整风文件

甲申三百年祭》成为整风文件

《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所著的一篇史论，文章分析了明朝灭亡和李自成起义成败的原因。文章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1944年3月，就在毛泽东阅读《永昌演义》期间，为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胜利300周年，郭沫若应约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这篇文章首先在3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上刊出。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视郭沫若的文章为瑰宝，大加赞赏，并指示有关部门立即刊印，把它列入整风重要文件，让全党高级干部认真学习。而国民党顽固派怕得要死，认为郭文是影射当局，美化“流寇”，“散布败战思想，把不正确的毒素，渗入社会内层，”视为大逆不道和洪水猛兽，于是利用所控制的舆论对之大肆围剿。

当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处于伟大胜利前夕。在即将到来的胜利面前，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新的考验，即能否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正是出于对革命事业休戚相关的考虑，毛泽东敏锐地观察到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深刻意义，倡导全党认真学习。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解放日报》于1944年4月18日，19日两天，全文转载了《甲申三百年祭》。该报在编者按中指出：《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优点和长处恰恰在于没有简单地把历史与现实进行比附，“郭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充满了爱国爱民族的热情，但是他究竟只是在科学地解释历史。”编者按还回击了国民党对《甲申三百年祭》的“围剿”，称赞此文“充满了爱国爱民族的热情”，“在科学地解说历史”。

同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演中指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党和军队的干部认真学习《甲申三百年祭》，要求党员“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和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覆辙。”

从当时保存下来的各解放区整风学习笔记可以看出，一些党员干部以李自成这面历史镜子对照自己进行检查，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位宣传科的副科长在笔记中写道：刘宗敏思想，在我身上就有很严重的反映。自以为进过抗大，在一一五师当过战士，就目空一切，谁也看不起；讲私人感情，同地方新来的同志不团结；高高在上，高谈阔论，脱离群众；生活腐化、散漫……要是大家都像我，还成个什么革命队伍，也不会有比李自成更好的下场。一个宣传大队分队长也在笔记中写道：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城，但是已经被城里的花花世界迷了眼，总想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还要打扮打扮，怕人家说自己土气，要是进了城，还能不被金钱、美女俘虏了去吗？李自成起义军的悲惨下场，真该我们警惕啊！11月21日，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告诉他中国共产已把《甲申三百年祭》指定为整风文件，并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信中还指出：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民主革命，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缺点错误，希望随时示知。”

进京赶考，“不当李自成”

历史是一面镜子，李自成也是一面镜子。毛泽东对李自成的壮举给予很高的评价，对其失败原因也进行了分析，他从这个英雄人物身上获得了力量，也找到了缺憾：骄傲是万万不行的——要像李自成那样，坚忍不拔，走向北京，但千万不要像李自成那样匆匆忙忙败退北京城。这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经常思索的问题。

1949年3月5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提出的著名的“两个务必”作为对全党的要求被正式写入党的文件。

同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把此行比作“进京赶考”，开始了他的“赶考之旅”。

出发前一天，他就问卫士长李银桥：“要进城了，你准备得怎样啊？”李银桥说：“东西都收拾好了，随时可以行动。”毛泽东指着李银桥的太阳穴说：“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他还把中央直属单位和警卫部队的干部召集起来，对大家说：我们要进京了。我们进京可不是李自成进京，他们进京后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进京，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一直到共产主义。

23日早晨，几乎一夜未眠的毛泽东早早走出屋子，在院中踱步，神色肃然，仿佛还在继续昨天晚上的思考。

踱着踱着，他忽然转过身问几个警卫战士：“知道历史上有个李自成吗?”

有个警卫员问答：“知道。”

毛泽东又问：“他为什么进了京，又失败了，被人家赶了出来呢?”

警卫员们回答不出，只好摇头。

毛泽东来了兴致，招呼大家坐下，慢慢地讲起了李自成的故事。最后，他说：“进了城，我们就正式管理这个国家了，更要多为人民着想。李自成胜利了就忘记了人民，不然他是不会失败的。”

3月23日上午，车队出发，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笑着回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在车上，毛泽东又和大家说起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他神色坚定地说：“这仅仅是读了个开头，这篇文章是要永远读下去的。”据毛泽东的卫士回忆：从涿县到北平的火车上，直到党中央临时驻地香山，毛泽东一路都在说“不要做李自成”。

支持姚雪垠创作《李自成》

支持姚雪垠创作《李自成》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始终不忘李自成，这从他关心作家姚雪垠写作的这件事上可以得到充分反映。

姚雪垠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他从1941年便产生了写李自成的“动念”，并开始收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有关史料，查阅了大量的书籍和各种史志。

1957年，姚雪垠正式动笔，他说：《李自成》的创作意图便是通过李自成起义“写出明清之际的阶级斗争”，“写出我国封建社会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的一般规律”。6年后该书第一卷出版。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白话历史小说，《李自成》一经出版就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热烈的反响，初版的30万册很快被抢购一空。姚雪垠将样书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读完《李自成》第一卷后，便对这部小说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认为《李自成》这部历史小说既深入了历史，又跳出了历史，是历史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体。1966年7月中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当中，毛泽东将中南局代理书记王任重叫到身边，特意嘱咐他：“姚雪垠的《李自成》分上、下两册，上册我已经看了，写得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委，对他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第二天，王任重打电话给时任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武汉市委立即对姚雪垠采取了保护措施。

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自成》第二卷的出版及三至五卷的写作还是受到了严重干扰。

1975年10月，姚雪垠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汇报了自己的写作工作，他在信的结尾写道：自己“已经60多岁，身体也不十分好，而《李自成》尚未完成一半。我希望再次获得您的支持，使我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李自成》”。此信由胡乔木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在转信的报告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简短的批示，表明了毛泽东对《李自成》创作的全力支持，他同意作者按自己的计划写作，并指示帮助他解决写作和出版中遇到的困难。在有关方面的安排下，姚雪垠来到北京，排除干扰，继续从事《李自成》的创作。1976年，《李自成》第二卷几经周折终于与读者见面。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两次指示保护姚雪垠，让他从事《李自成》的创作，这在当代中国文坛上是前所未有的，这足见毛泽东对创作历史小说《李自成》的重视。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毛泽东长期以来的“李自成情结”，折射出他时时担心政权不稳、江山变色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历史的警示，时时在毛泽东耳边响起，他不仅自己一生简朴，严以律己，还推动中央制定出一系列反腐倡廉、克服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的决策和措施，时刻提高警惕，竭力防止内部滋生腐败。

如今，离毛泽东“进京赶考”已经60多年了，但是，我们今天再回顾毛泽东的“李自成情结”，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