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体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标志之一， 科技政策通过引导、干预、控制科技活动的运作、产出、转化等环节，使科技活动顺利进行，最终把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意志转化为科技活动主体的行为规范，实现国家利益。
经过30多年的发展，在不同时期科技政策的引领下，科学技术已不只是认识、利用自然的知识体系和实用工具，而是全方位地对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军事、文化、法律以及科学技术自身产生重要影响。我国科技政策适应改革开放总体部署，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升级、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支撑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抢占国际科技和军事制高点、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一）鼓励原始创新的政策导向欠缺，导致我国科技创新结构不合理，重大原始创新不多
这主要表现在缺乏重大科学发现，缺乏重大技术发明。目前我国学科体系建设进展缓慢，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等奖项经常出现空缺，世界一流的重大科技成果和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工程师寥寥无几。在158个国际一级科学组织和1566个主要二级组织中，我国参与领导层的科学家仅占总数的2.26%，其中在一级科学组织担任主席的仅1名，在二级组织担任主席的仅占1%。 很多领域关键技术、重大装备不能自给，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科学仪器、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装备主要依赖进口。2007年，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占全部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的22%和9.1%。在发明专利授权总量中，国内仅占47%。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集中在中药、软饮料、食品、中文输入法领域，这四类专利共占79%。
（二）鼓励科技成果产业化政策不配套，政出多门与政策空缺并存，造成产业结构不合理，作为生产要素的科技成果不足
截至2006年底，我国已拥有专利成果330多万项，但实际转化率不足20%， 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我国高校每年取得科技成果在6000—8000项之间，但真正实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还不到1/10。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平均为15%，专利转化率为25%，专利推广率在10%—15%之间。作为商品的科技成果少。我国专利技术的交易率仅为5%； 2007年我国技术合同成交额2226亿元，仅占GDP的0.9%。很多科技成果不能成为生产要素，没有创造经济效益。而发达国家科技成果的70%—80%可以进入生产领域，据美国科学院2005年《站在风暴之上》报告，“85%的美国人均收入增长来自于科学技术的提升。”
（三）符合公共财政原则和国际规则、适应产业技术升级和国际竞争需要的产业技术政策尚未真正建立
政府在产业技术发展中的定位和国家产业技术政策的重点都还未转变到位。虽然“重点加大对共性技术研究开发的投入”在中央和地方各种科技政策和规划中屡被强调，但在政策实施中，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府直接资助企业商业化开发，以及“搞工程，上项目”的传统方式仍未根本改变，这不仅有违公共财政原则，也大大降低了原本就有限的财政资金的利用效率。由此导致的矛盾是：一方面，政府大量资助竞争性领域的产品开发和生产项目。另一方面，一些关键共性技术由于资金不足一直不能突破，关键产业的竞争力长期得不到根本提升。
（四）支持共性技术研发的政策分散在各类科技计划中，缺乏整合，相对弱化，导致对转制科研机构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建设支持力度不够，共性技术的研发投入不足，研发队伍弱小
2006年，科技部印发了《关于依托转制院所和企业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指导意见》，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关于建设国家工程实验室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但目前国家对在转制科研机构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做法，只是以挂牌为主，缺乏直接的资金支持，导致我国共性技术平台建设缺乏系统性，综合实力不够，战略性储备不足，不能满足产业发展需要。由于共性技术研发成果具有技术溢出性，在竞争性行业，企业不愿意投入资金做共性技术研发。我国行业共性技术研发主要通过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予以支持。“十五”期间，中央财政投入科技部归口管理的科技计划经费为404.94亿元，其中投入科技攻关计划的经费占16.92%，2006年这一比例提高到26%。这样的经费投入强度，远不能满足行业对共性技术研发的需求。如在电缆行业，每年用铜350万吨，占全国用铜总量的70%，每年产生约100多万吨废铜，但回收废铜的几百家企业存在着低质量、高能耗、高污染现象，急需节能减排共性技术。电缆行业某国家级研究机构，每年从国家科技计划获得70万—80万元经费支持，但这些经费仅能支持一个产品、一种技术的研发。转制10年来，与转制科研机构自身利益相关的技术得到发展，有些院所研发人员同时承担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技术和共性技术的研发任务，有些院所将两类人员分开管理，但从事共性技术的研发人员比例低，共性技术研发能力和队伍弱化。
（五）鼓励内资企业研发的政策不足，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研发不平衡，内资企业创新效能较低，高科技产业研发活动逐渐被外资企业主导
在我国现在的工业增加值中，超过1/3是外资企业创造的，进出口贸易总额50%以上是由外资企业完成的。在一些重要城市，外资所占份额非常大，有的在GDP中的比重已经超过60%，甚至更高。到2007年上半年，外资研发机构已经达到1200家，据推算，目前全国外资研发人员在20万人左右， 约占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人员的20%。2005年，在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居前10位的企业中，内资企业仅有3家；在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前10位的企业中，内资企业只有1家。2006年，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经费中，外资占27.3%；三资企业的发明专利申请量高于内资企业的申请量，等于我国企业机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申请量的总和。我国高技术产业中三资企业数量占36.5%，研发经费超过44.1%，产值达72.1%，新产品产值占69.1%，新产品销售额占68.7%。在近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中，三资企业占了将近90%。
（六）科技政策实施的大环境存在着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决策机制分散化问题，导致部分科技政策交叉重复、相互矛盾、缺乏连贯性
由于我国科技宏观管理体制所决定，科技政策政出多门，缺乏统筹协调的机构和机制，科技政策制定主体之间、政府科技管理部门之间存在“权力竞争”和“利益冲突”，造成部分科技政策交叉重复、相互矛盾。有些科技政策属于阶段性政策，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和经济目标不断发展变化，科技政策不连贯或衔接不上，成为制约我国社会和经济高速发展的负面原因。
（七）科技政策与经济、社会、文化政策的协调成为我国科技宏观管理面临的新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日益深入，科技政策与经济发展政策、社会发展政策和文化发展政策的关联度越来越高，他们之间相互协调的问题越来越成为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们关心的热点、重点问题。如何厘清、整合和协调科技政策之间，科技政策与经济、社会、文化政策之间的关系，是我国科技宏观管理面临的新挑战和协调整合的重要内容，不仅涉及对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特点和趋势的新认识，涉及对科学技术新的社会功能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新型关系的理解，而且包含着对以往科技政策赖以立足的诸多传统观念的反思和批判。
（八）在科技政策执行中存在抵触、僵化、滞后、打折扣等问题
由于我国的科技政策大部分是在一定历史时期、针对特定的问题制定的政策体系，具有一定的历史适用性和区域适用性，在执行中并不是百分之百正确或有效，在有些部门、区域或单位出现“政策失灵”现象。如有些地区、部门或单位，对涉及利益调整的政策，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态度，不是硬顶，就是软拖，使科技政策执行落空；由于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不对头，有些部门或单位在对科技政策内容不加分析理解，对科技政策实施范围和对象不甚了解的情况下,盲目执行科技政策，造成落实偏差；有的政策执行者观念陈旧，思想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或者对某一项科技政策的执行犹豫不决，踯躅不前，使得科技政策执行滞后；有的政策执行者还视科技政策内容对局部利益的影响而取舍，对本部门本地区有利的就执行，不利的就不积极执行，或者执行不到位。这些现象严重影响了我国科技政策执行的严肃性和有效性。
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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