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机性主宰的生活世界

作者：陈蓉霞

2013年07月29日 来源：东方早报网

　　人类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容易忽略随机现象，我们总是执著地追寻原因，追寻模式。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旦我们在杂乱无章的现象背后寻找到原因，就更容易驾驭现象，从而赢得生存优势。相反，当面对一个完全随机的现象时，我们就会陷入无所适从、无从决策的境地。

《醉汉的脚步——随机性如何主宰我们的生活》

　　[英]列纳德·蒙洛迪著

　　郭斯羽译

　　湖南科技出版社

　　2010年6月第一版

　　249页，35.00元

　　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心理学家怎么会与经济学奖扯上呢？说起来，这与他早年的一段研究经历有关。上世纪六十年代，他曾经为一群以色列空军飞行教官授课。卡尼曼强调，对正确行为进行奖励能起到矫正作用，而惩罚错误行为却没有同样效果。但一位学员却表示了不同看法，根据他的经验，当他因为飞行员做出漂亮的动作而表扬时，该飞行员下次的成绩反而会差；但当他因为飞行员糟糕的表现而责骂时，下次的飞行成绩却会提高。如此说来，惩罚比奖励似乎更有效，其他学员也认同这一看法。这就让卡尼曼陷入了沉思，因为根据动物实验，奖励有效，惩罚却是无效的。如何解释这一悖论？

　　卡尼曼给出的解释是，飞行技术的提高必须通过大量的练习过程，但在仅仅连着两次的飞行中却不可能表现出显著的进步，因此特别优秀或特别糟糕的成绩就只能归结为运气，但不可能每次都撞着大运，因此好运或坏运之后就是回归平常。结果似乎是，表扬无效，惩罚倒是有效。但背后的实质恰恰是，任何一系列随机事件中，一个不寻常的事件后面，总是更可能跟着一个相对平凡的事件，而这完全都出自偶然。用统计学的专门术语来说，这就是回归均值。

　　然而，为什么飞行教官却看不到这一点，而是将此现象归之于表扬无效、惩罚有效？其原因在于，人类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容易忽略随机现象，我们总是执著地追寻原因，追寻模式。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旦我们在杂乱无章的现象背后寻找到原因，就更容易驾驭现象，从而赢得生存优势。相反，当面对一个完全随机的现象时，我们就会陷入无所适从、无从决策的境地。就飞行教官而言，当他们发现惩罚更能激励飞行员飞出好成绩时，至少他们会对自己的训练方式充满信心。

　　植根于人类思维深处的神学或科学同样表现出这种天性，亦即寻找模式并赋予其意义。神学的前身是神话，在各民族的神话中，一般都包含创世故事，亦即把自然界看作一位神的创造，比如汉民族传说中的女娲补天，尤其著名的当然是《圣经旧约》中的创世故事，神用语言无中生有地创造了整个世界。在此基础上，才有基督教神学，认定上帝不仅能够拯救人类的灵魂，而且上帝还是一位创世神，天与地都出自上帝意志。将宇宙归之于神的意志或设计，不仅令自然现象有规律可循，而且还为人类的出场铺垫意义。追溯至希腊哲学，柏拉图认为，世界起初混沌一片，正是神将秩序赋予宇宙。这些都意味着，人类偏爱一个有序的世界，混沌无序令人困惑乃至不安，甚至瓦解人生的意义。而偶然或随机性都与无序相关联，难怪我们不愿正视它们的存在。

　　就科学而言，尽管它不追问秩序的起源，但它却默认秩序的存在，并且以寻找秩序为己任。正如爱因斯坦所言，宇宙之不可理解，就在于它居然是可以理解的。这里的理解显然就与某种秩序的存在有关。在此不由得想起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费曼讲过的故事。他说，正是在父亲教他玩的游戏中，他知道了什么是科学。游戏的玩法是拼瓷砖，父亲教他在放瓷砖时一定得在一块白的后面接两块蓝的，依次重复，绝不能出错。渐渐地，费曼看出了门道，那就是图案的规则性。照父亲的说法，数学是什么，数学就是寻找图案。从那以后，费曼一生都在寻找自然界以各种方式呈现出的图案，从中寻找规律，同时寻找发现的乐趣。

　　但在《醉汉的脚步》一书中，作者列纳德·蒙洛迪却令读者正视一个事实：随机性或许在更大程度上主宰了自然界以及我们的生活世界。先从我们的一个常识性偏见说起。我们认定，有序只能出自于有序，或者说有序的背后受规律性的东西所控制，神创论即出自于此思路。但爱因斯坦对布朗运动的解释却颠覆了这一偏见。布朗运动是指微小颗粒在液体中的自发运动。但当时的经典物理学却难以解释这种运动何以产生，原因在于：首先，对于可见的颗粒来说，分子实在太小了，以致难以推动颗粒的移动；其次，分子的碰撞发生得远比观察到的颗粒的移动要频繁。但爱因斯坦的睿智就在于，他意识到这两种因素恰可相互抵消，亦即尽管碰撞发生得相当频繁，但由于分子如此之轻，以至大多数的碰撞都不可能产生观察上的效果，仅当某些时刻，当纯粹的运气使得某个方向上的撞击恰好互相叠加，以致它们的合力足以推动颗粒发生移动，这才会发生观察上可见的晃动。多么天才的洞见!经过计算，爱因斯坦发现，尽管存在着分子层面的混沌，但在分子的参数如大小、数量和速度等与可观察的颗粒晃动频率与幅度之间，却存在着可预测的关系。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说其伟大，不只在于爱因斯坦合理地解释了布朗运动的发生机制，更在于，它首次用精确的数学语言揭示，许多我们感知的自然界秩序(比如观察可见的布朗运动)，在其背后，却是看不见的无序在起作用(比如分子的随机运动)，这就意味着，有序可以源于无序，其机制就是统计规律在起作用。在分子的随机运动中，某个方向上形成合力尽管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因为分子数量的巨大，此种运气总能出现，并且在宏观层面上体现出来。

　　其实早在统计物理学出现之前，有序可以出自无序的观念已被天才的思想家所洞察。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来形容市场体系的形成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市场是一个可以自发调节的有序体系，但这种调节不是出自于有意规划，而是市场中无数个人随机行为的叠加，正如分子的随机运动，但其合力却造就一个有序的市场体系。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原理，同样是有序出自于无序的一个生动体现。个体出现变异性状是一个随机事件，但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之下，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结果就是适应性状脱颖而出，新物种随之形成，可见生物界的有序同样出自于一种盲目无序的竞争力量。不过在此值得强调的却是，达尔文当初心心念念想要做出的发现只是，在生物界中寻找类似于牛顿力学那样确定性的定律，用以解释一个谜中之谜——物种的起源。但事实上，达尔文于不经意间闯入的却是另外一个领域，其中占主导作用的不是确定性、必然性，而是随机性、偶然性。

　　将统计学运用于社会领域，就可以发现这一事实：尽管每一个人的行为具有随机偶然性，但群体行为却表现出某种规律性，比如死亡率或生育率等等，最早对此做系统研究的是十九世纪法国科学家奎特雷，他的梦想同样是以牛顿为榜样，创造一门新的“社会物理学”。它要揭示的规律是，正如牛顿力学中一个物体在不受干扰时保持其运动状态一样，人类群体的行为在社会环境保持不变时，也同样保持恒定；正如受力情况下物体会偏离其直线路径一样，社会环境的改变同样会导致群体行为的改变。一个现实例子就是，“9·11”事件之后，人们出于恐惧而改为驾车出行，结果车祸丧生者要比前一年高出约一千名。如今在保险、销售等领域，已离不开统计学的运用。

　　随机事件，用日常语言来表述，就是运气。无论是好运还是厄运，都是一种小概率事件，对于个体来说，只是一种偶遇，最好是以平常心对待。但不得不承认，人生之命运却在很大程度上受此种偶遇所支配。不说别的，就说每一个人的出生，我们恰好得以来到这个世界上，难道不已经是一种天大的奇迹？就此而言，回溯我们的人生，其实就是由一连串随机事件所铺就的轨迹。我们似乎面临无数种可能的人生历程，但最终我们却只能沿着一条轨迹展开，因此回顾过去，似乎只能用宿命论来解释。（顺便提及， 这种宿命论，若是体现在宇宙学中，就是人择原理，回溯过去，宇宙的每一步演化，似乎都在注定人类的出现。）然而，展望未来，由于运气之不可避免，结局就是未定、开放的。人生的精彩也就尽在这种不确定之中，因此人生不可能规划，也无需规划，随缘，甚至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或许就是一种生活智慧吧。

　　如此说来，要解释我们何以有今天之境遇，答案易求，因为轨迹已经确定，无关的变量可以被轻易地剔除，这也就意味着，历史学难以完全避免辉格式的解释；但若要预测未来之命运，则无从寻觅，不仅未来的变量处于变化当中，而且在谜底揭晓之前，我们根本无从知道哪些变量可以被剔除，如此巨大的变量早已超出人们的可控范围。正如本书所举例，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似乎有不少蛛丝马迹暗示日军早有此预谋；但在事件发生之前，这些所谓的线索却很难被看作异常现象。正是这种解释与预测的不对称性，构成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一个本质区别。比如就一枚炮弹的投掷而言，在初始条件确定的情况下，对其轨迹的解释或预测，其实是一回事。但若说算命先生真有可能根据某人生辰八字或星座之类，算准其未来命运，那顶多只是巧合或主观附会而已，可以为信，但不足为真。诚如本书作者所言，看清这一点，“我们可以学会用怀疑的眼光去看待解释和预言；我们可以更注重对事件做出反应的素质，如灵活性、信心、勇气与坚毅；而非依赖对事件发生的预测能力；我们可以更看重直接的第一印象，而非看重那些大肆张扬的当年之勇”。

　　深刻想来，宇宙或我们生活世界的背后，其实完全受随机、无序事件所控制，规律或有序只是局部小概率事件，但它对人类如此之重要，以致我们的大脑执著地要从无序混乱中寻找模式或是规律，并且赋予其意义。就世界的本来面目而言，这或许只是大脑所制造的幻觉而已。但这种幻觉对于人类的生存来说却是必不可少，因为当我们自以为能够控制我们的生活时，我们的焦虑感就会显著减小，显然这有益于身心健康。更进一步说来，生活在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中，我们也会更加有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