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创新路别走歪了

作者：周可真

2013年07月30日 来源：中国科学报 

　　从西方知识论的发展历史来看，它有两种基本形态：玄学知识论和科学知识论。玄学知识论把探究“宇宙第一因”的形而上学视为最高级的学术，按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说法，这种学术是“只想脱出愚蠢”而“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找寻智慧”的“唯一的自由学术”，其他一切较低级的学术所追求的知识本质上都是以关于“宇宙第一因”的形而上学知识作为逻辑前提而经由演绎推理得到的。

　　据培根《新工具》的观点，这种形而上学知识是通过“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飞越到最普遍的原理”的方式来获得的，且其知识一经获得，“其真理性即被视为已定而不可动摇”，这意味着在玄学知识论看来，知识创新的动力是来自于人们的“爱智慧”，其创新的实质是从关于现象世界的经验“飞越”到关于本体世界的理论的思辨过程，而这个过程是可以在形而上学范围内一次性完成的，因其如此，知识创新并非是玄学知识论所关注的重点，它所注重的乃是形而上学知识被运用于其他学术领域的推演方法及推理规则。

　　科学知识论则是基于“知识就是力量”的实用意识，特别注重知识创新（即培根所谓“发明知识”），并强调“发明知识”的意义在于“帮助我们找出新事功”（培根语），由此把知识创新同事功创新联系起来，要求知识创新落实到事功创新中，这意味着在科学知识论看来，知识创新的动力是来自于人们的“爱事功”，知识创新的实质是从抽象的知识转变为现实的事功的实践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反复经验的过程，而只要人们还在追求新事功，这个经验过程就不会完结。

　　按照玄学和科学两种不同的知识创新观，如果套用毛泽东的说法，则可以说，玄学知识论范畴的知识创新之关键是在于“物质变精神”，科学知识论范畴的知识创新之关键则在于“精神变物质”。前一种创新所追求的是精神文明成果，后一种创新所追求的是物质文明成果。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事物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来看，科学是对玄学的否定，则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对科学的否定，而这种否定之否定乃是对玄学与科学的综合，在知识论意义上也就是对上述两种知识论的综合。

　　按照这种新的知识论，知识创新是“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的辩证统一，或者说，“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是知识创新的两个方面，这种新的知识论本质上是一种谋求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互协调发展的和谐文明论，它内在地要求知识创新服务于和谐文明建设，使知识创新成为实现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的途径和手段。

　　但是，随着百余年来西方科学及其知识论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最近三十多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更使得西方科学知识论及其知识创新观越来越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主流观念，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人们在知识创新活动中，非但不再是“明其道不计其功”，相反是越来越“只计其功不明其道”了——这在西方知识论意义上就是“只爱事功不爱智慧”了。

　　这种唯求实用的知识创新观和与此相应的知识创新活动，固然对推动我国物质文明建设起到了巨大积极作用，中国之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即与之深有关系，但是另一方面，其负面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了。

　　这不仅体现在社会生活领域只求功利不讲道义的缺德乏智现象日益普遍化，而且体现在学者们在科研生活中越来越厌倦科研本身而缺乏知识创新动力，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或消极怠工地做些“炒冷饭”的表面文章，或弄虚作假地做些剽窃他人成果为己有的缺德文章。

　　这两种“文章”都完全不具有知识创新意义，但是现行的科研评价体系是以课题经费和发表文章之多寡作为衡量知识创新成果的主要标准，这迫使学者们如果不是做缺德文章，也基本上只能做表面文章。考虑到实际上做缺德文章者少而做表面文章者多的情况，我以为现行科研评价体系的缺陷是在于它在客观上逼迫学者们大量地做毫无知识创新意义的表面文章，由此消耗和浪费了学者们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使他们不再有多少精力和时间去从事真正的知识创新。

　　改革现行科研评价体系是势在必行之事。我以为这种改革首先是要转变文明观念，以追求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的和谐文明观，来代替单纯追求物质文明的片面文明观，进而转变知识观念；以追求文明的全面发展的文明知识观，来代替单纯追求智慧和精神文明发展的自由知识观和单纯追求事功和物质文明发展的实用知识观，从而把用以衡量人的智慧水平和精神境界之高低的正义标准引入科研评价体系，以改造现行的科研评价体系。使之转变为融科研评价与正义评价于一体的文明知识评价体系，以此来引导和鼓励学者们为构建和谐文明以实现文明全面发展而开展知识创新。

　　（作者：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